銀幕上，面如死灰的黃曉明跪在地上，瀕臨精神分裂症最後的崩潰邊緣；他的眼前出現兒時跳樓自殺母親的幻象，而劉青雲正拿着一塊破碎的鏡片站在母親身邊。
觀眾無不倒吸一口冷氣，恐懼又期待即將發生的血腥情節。這時，王家兒的聲音在影院內響起，平穩而又帶着些許的緊張：
「（劉青雲飾演的）阿生的刀打橫割向（黃曉明飾演的）周明傑媽媽的脖子⋯⋯整個畫面好像鏡中壁畫由中間裂開，被割開的位置慢慢粉碎，他媽媽的脖子已經消失了，周明傑張大嘴巴望着這一切，想哭出來⋯⋯」
觀影席中，穿着休閒西裝、戴着墨鏡的陳衍泓，思緒隨着影片原聲和王家兒的聲音飛快流轉。他腦海中不斷構建出無數畫面：周明傑媽媽跳樓自殺的天台，是否與兒時所見過的天台相似？周明傑和范國生剛剛離開的密室，又會是怎樣的陰森恐怖？
他也想起身邊的精神病康復者朋友，這次觀影歷程彷彿令他重新了解了他們一次。這一天，他早早地從觀塘家中出發，來到這一間位於港島東的電影院，欣賞這部2015年出品的電影《暴瘋語》。每一年，他只有三四次機會可以到電影院，「正正經經」地欣賞一部電影，感受電影院的環境，通過口述影像經歷兩個小時的不同時空。而對他來說，這一次，「整件事情都好像一件藝術品一樣。」
這是第一次香港國際電影節增設附有口述影像的電影場次。正如香港盲人輔導會訊息無障礙中心經理、本地口述影像發起人之一陳麗怡在開場前向各位視障人士所介紹的那樣，「電影節曾經與我們無關，但現在終於也是我們的盛事了。」
王家兒的聲音繼續：「阿生拽着周明傑的衣領。」陳衍泓聽到周明傑的呻吟，范國生開始說話：「你終於知道有精神病有多痛苦了吧，還差一個，你自己來，還是我幫你？」王家兒馬上接話：「阿生離開。漆黑的天空下着大雨，在一條兩旁停着很多輛私家車的馬路上，一輛私家車正駛過來⋯⋯」
影片結束後，《暴瘋語》的導演李光耀走到觀影席前，無論視障或是健視人士，都七嘴八舌地與他交流觀影心得。一位坐在後排的視障人士觀眾接過麥克風：
「感激口述電影，給了我們想像權。」
陳衍泓表示贊同。20歲開始罹患青光眼的他，其後20年間視力逐漸下降到完全失明。這位曾經的影迷，在視力衰退後發現再也無法感知電影裏的許多元素與情節，只能靠亂猜。他覺得自己很傻，於是選擇逃避，有8、9年，他都沒有看過電影。
直到2009年在盲人輔導會通過口述影像觀看了劉德華和舒淇主演的《游龍戲鳳》，陳衍泓才第一次覺得電影對他來說重新變得清晰與鮮活。他迫不及待地希望和身邊人分享自己的觀影心得，變得與周遭有話可聊，更期待是否有機會能夠回到電影院徹徹底底地看一場電影。那始終是一種獨特又隆重的觀影感受，巨大的銀幕，一排排的坐席，充盈着爆米花和魷魚絲的香氣，家人和好友的陪伴，和唯有一流的音響系統才能帶來的視聽震撼。
王家兒深知這種期待。那天專門從正職工作請假來到電影院做現場口述，她坐在電影院最後一排「山頂」位，眼前的小桌子上放着一盞小夾檯燈和一隻麥克風。即使練過了太多次，要在近乎2小時內集中注意力兼顧抬頭看屏幕和低頭唸口述稿，總是一件磨人的事。在好不容易能歇一會的時候，她會在桌子下打開準備好的熱水壺，「偷偷地」喝一口水。
視障人士能夠在普羅大眾的電影院裏欣賞有口述影像服務的電影的機會並不多，擔任3年口述影像員的她，這一次口述《暴瘋語》特別計算了需要多少準備時間，在累計90個小時左右的過程中，她從最初的觀影、撰口述稿、來回修改，到無數的排練，並且最後幾乎能將稿子一字不漏地背誦出來。加上劇本，手上的稿子，一共有78頁。
邊看電影邊寫稿的時候，幾乎每10秒鐘就要停頓一下，思索電影沒有對白的間隔應該用什麼樣的語言描述視像。基本上無對白的部分都需要口述文字填充，但導演刻意留白營造氣氛的位置，又需要撰稿員的充分理解並給予相似的留白給視障觀眾。每個人通過口述影像所產生的幻想都不同，優秀的口述影像員懂得如何令想像的過程更加豐富多彩。
口述影像的首要原則是不能覆蓋對白。如果口述聲與對白重疊，視障人士會感到非常困惑。撰稿完成，王家兒來來回回地對着電影練習和修改，最完美的狀態，是用最精煉的文字表達出最精準的影像。任何口述都要在那短短幾秒鐘的無對白間隙內恰到好處地完成，掐準時間，不能多，不能少。
「最終的目的，當然是讓視障朋友理解這部電影，凡是能幫助理解的都必須口述出來。而當邏輯完整了，我還有什麼可說的呢？這就輪到環境了。是白天還是黑夜，是會議室還是大街上？第三就是人物。人物是怎麼樣的呢？西裝筆挺，還是蓬頭垢面、一副頹廢的樣子？」
她也試着閉上眼睛，什麼都不做，靜靜地聽電影，尋找那些她在用眼觀影寫稿時可能漏掉的聲音，不然這些「盲點」亦有可能令視障人士感到困惑。
最頭疼的始終是那些宏大、充滿細節的場景。周明傑和范國生共處的那個倉庫密室整整上千呎，內裏擺滿了各類物品，到底應該挑哪幾樣來描述？王家兒與審稿員來來回回地討論，一件件將與劇情關聯不大的物件剔除。
因此最後陳衍泓聽到的版本，只是倉庫裏有一張書桌、一部電腦、一個墨綠色沙發和周圍的文件櫃。「要是她說得太詳細，我反而沒有了想像空間，」陳衍泓說。
與陳衍泓的狀況不同，任博輝是先天失明，最初只能模糊地看到顏色和一些影子，看不到人的樣子，更不用說電影字幕。多年來視力情況漸漸衰退，到如今他已是完全失明。
任博輝在家中排行第三，有兩個姐姐和一個弟弟。小的時候和家人一起看電視，任博輝每過一會就要問家人現在劇情發展到哪裏，問多了家人也失去耐性；久而久之，任博輝也沒了興趣，他告訴自己，其實自己也不喜歡看電視和電影。
任博輝後來看的第一部有口述影像的電影是《桃姐》。這部廣受視障人士歡迎的許鞍華作品，任博輝等了好幾場才排到觀影機會。至今說起《桃姐》，他還是津津樂道，記得電影裏的每一個細節，記得口述影像員敘述桃姐回家坐了一會準備離開的時候，說桃姐「依依不捨地」望着家裏的貓，又很快走向門口。他便懂得桃姐是很想留下。
後來他陸陸續續又看了好幾部附設口述影像的電影，每次都執著於劇情，思考導演為什麼會這樣拍，編劇為什麼會這樣寫，「每一套電影都有個意思，每一次都好像上了一堂課。」黃修平去年的新作《哪一天我們會飛》他看了兩次，「第一次我很固執地在想為什麼結局是這樣的，第二次就懂了。」
於是他發現，「原來電影不是用眼睛看的，而是用心看的。」
在陳衍泓觀看《暴瘋語》的前一天，任博輝從沙田的家中來到這家位於尖沙咀的電影院欣賞香港國際電影節另一部配有口述影像的電影：杜琪峯的《華麗上班族》。這部歌舞片劇情緊湊、場景變幻複雜，對口述影像員和視障人士來說都是不小的挑戰。任博輝很快就將自己帶入了劇情，當王紫逸和張艾嘉共同步入電梯的時候，他覺得自己彷彿就在那部電梯裏，和王紫逸一起得意洋洋地向寫字樓保安揮手。
那場電影的口述影像員是從事電台DJ的司勳，這也是他第一次正式擔任口述影像員的角色。一個多月的練習，加上工作中做主持的經驗，使得他能夠較為平穩地處理Live過程中的各種變數，但額外的壓力來自於觀眾的「依賴」。「平時做主持，要是出錯也頂多是我自己丟臉，但這次要是有什麼閃失，我就是完完全全地影響了別人。」司勳認真地說。
任博輝說他喜歡司勳的聲音，這聲音也是吸引他繼續期待電影發展的動力。他曾經遇過口述影像員的聲音既不吸引，又太過輕描淡寫地唸稿子，不免讓人失去了看下去的興趣。
談起《華麗上班族》，任博輝也是滔滔不絕，有一副自己的見解，十足的影癡派頭，而他並不覺得自己不屬於這「專業人士」之列。「人家是影迷，我們也可以是影迷。我們通過另一種方式看電影，但我們也可以跟你們一起交流，只不過你們剛剛發現我們的存在而已。」
從2009年3月至今，主要負責本地電影口述影像發展推廣的香港盲人輔導會訊息無障礙中心，已累計放映共208場附設口述影像的場次。5年前中心拿到了創意香港約80萬港幣的資助，開展為期一年的口述影像人才培訓計劃；現在則依賴着香港公益金的資助，總共5年的資助計劃，將於明年4月到期。
福利模式，總不是長遠的辦法，每一項開支都必須提前太長時間上報，難以容許新的想法；靠着一群熱心的義工維持口述影像的進步，總是摸着石頭過河，每個人都必須投入大量的時間精力，水準也難以保證。
更不用說自2010年進入電影院開始，在電影院舉行的口述影像場次只有24場，平均一年三四場。
本身也是視障人士的陳麗怡，視力只有普通人的十分之一。在美國讀書時觀看當地的口述影像電影，覺得稀鬆平常，回港才發現這個城市在這方面尚未起步，她便決心在香港盲人輔導會實踐口述影像的訓練和推廣。
這些年她看到視障人士逐漸通過參與觀影重新建立起與主流社會的接觸。一對影迷夫婦在談戀愛時便已常常看電影約會，一天可以看好幾場；妻子視力衰退之後，每次到電影院看電影都一知半解，漸漸與電影無緣。通過口述影像，妻子又重新燃起對電影的興趣，一有機會便拉着先生去觀影，先生也省去了放映過程中不斷解釋電影的麻煩。
關信輝2015年的作品《五個小孩的校長》，特意為視障人士開設附有口述影像的優先場。陳麗怡看到他們歡呼雀躍，好不容易多了向朋友們炫耀的資本。
「有人說看不見的人聽廣播劇不就好了嗎？但我問過視障朋友，他們說體驗完全不同，一來廣播劇已經很少了，而且基本以對話為主；二來口述影像能夠帶給人許多的想像，比如說《暴瘋語》中，『劏房的後樓梯』或是『把湯倒掉』會是什麼樣的景象？這些都令他們驚訝於世界是如此豐富。」陳麗怡說。
任博輝也看到自己和身邊的視障朋友通過電影拉近與社會的距離。大部分視障人士都傾向於在自己所屬的福利機構或家裏活動，更妄論有一份與人交流互動的職業，久而久之，與社會脫節。但是透過電影，特別是現代片，他們能感受到現代社會的脈搏，了解社會的運作，甚至可以在社交中自發開啟一個新話題。
陳麗怡發現正能量的本地電影最受歡迎，如《桃姐》、《歲月神偷》這樣的電影總是被要求加場，「這樣他們和家人就可以隨時聊到這個話題。」
視障群體始終希望可以有機會去影院觀看到首輪上映的電影，但陳麗怡坦言如今還是太難。電影放映時間通常只有幾個星期，這意味着必須在電影上映前與電影公司商議好，提前拿到電影的公映版本，由口述影像工作人員緊鑼密鼓地反覆播放、撰稿、修改、練習，再加上與電影院的溝通，才能趕在電影下線前實現現場口述影像甚至是推出口述影像聲軌。
陳衍泓始終相信「想像權」人人平等。就好像在博物館觀賞藝術品，有人選擇用眼睛看，有人選擇用觸覺感知，有人選擇不看不摸只是聞，但無論如何都是一種觀賞的權利。「這是很平等的，你可以選擇聽口述影像，你也可以張大眼睛看。」
他與任博輝設想自己有一天能夠走進電影院，買一張電影票，交一點押金，從工作人員手中接過耳機，與人潮一起進入放映廳，坐下，戴上耳機，聽着耳機裏的電影原聲與口述，不打擾其他人也不被其他人打擾，靜靜地任影像在腦海中馳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