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幕上，面如死灰的黄晓明跪在地上，濒临精神分裂症最后的崩溃边缘；他的眼前出现儿时跳楼自杀母亲的幻象，而刘青云正拿着一块破碎的镜片站在母亲身边。
观众无不倒吸一口冷气，恐惧又期待即将发生的血腥情节。这时，王家儿的声音在影院内响起，平稳而又带着些许的紧张：
“（刘青云饰演的）阿生的刀打横割向（黄晓明饰演的）周明杰妈妈的脖子⋯⋯整个画面好像镜中壁画由中间裂开，被割开的位置慢慢粉碎，他妈妈的脖子已经消失了，周明杰张大嘴巴望着这一切，想哭出来⋯⋯”
观影席中，穿着休闲西装、戴着墨镜的陈衍泓，思绪随着影片原声和王家儿的声音飞快流转。他脑海中不断构建出无数画面：周明杰妈妈跳楼自杀的天台，是否与儿时所见过的天台相似？周明杰和范国生刚刚离开的密室，又会是怎样的阴森恐怖？
他也想起身边的精神病康复者朋友，这次观影历程仿佛令他重新了解了他们一次。这一天，他早早地从观塘家中出发，来到这一间位于港岛东的电影院，欣赏这部2015年出品的电影《暴疯语》。每一年，他只有三四次机会可以到电影院，“正正经经”地欣赏一部电影，感受电影院的环境，通过口述影像经历两个小时的不同时空。而对他来说，这一次，“整件事情都好像一件艺术品一样。”
这是第一次香港国际电影节增设附有口述影像的电影场次。正如香港盲人辅导会讯息无障碍中心经理、本地口述影像发起人之一陈丽怡在开场前向各位视障人士所介绍的那样，“电影节曾经与我们无关，但现在终于也是我们的盛事了。”
王家儿的声音继续：“阿生拽着周明杰的衣领。”陈衍泓听到周明杰的呻吟，范国生开始说话：“你终于知道有精神病有多痛苦了吧，还差一个，你自己来，还是我帮你？”王家儿马上接话：“阿生离开。漆黑的天空下着大雨，在一条两旁停着很多辆私家车的马路上，一辆私家车正驶过来⋯⋯”
影片结束后，《暴疯语》的导演李光耀走到观影席前，无论视障或是健视人士，都七嘴八舌地与他交流观影心得。一位坐在后排的视障人士观众接过麦克风：
“感激口述电影，给了我们想像权。”
陈衍泓表示赞同。20岁开始罹患青光眼的他，其后20年间视力逐渐下降到完全失明。这位曾经的影迷，在视力衰退后发现再也无法感知电影里的许多元素与情节，只能靠乱猜。他觉得自己很傻，于是选择逃避，有8、9年，他都没有看过电影。
直到2009年在盲人辅导会通过口述影像观看了刘德华和舒淇主演的《游龙戏凤》，陈衍泓才第一次觉得电影对他来说重新变得清晰与鲜活。他迫不及待地希望和身边人分享自己的观影心得，变得与周遭有话可聊，更期待是否有机会能够回到电影院彻彻底底地看一场电影。那始终是一种独特又隆重的观影感受，巨大的银幕，一排排的坐席，充盈着爆米花和鱿鱼丝的香气，家人和好友的陪伴，和唯有一流的音响系统才能带来的视听震撼。
王家儿深知这种期待。那天专门从正职工作请假来到电影院做现场口述，她坐在电影院最后一排“山顶”位，眼前的小桌子上放着一盏小夹台灯和一只麦克风。即使练过了太多次，要在近乎2小时内集中注意力兼顾抬头看屏幕和低头念口述稿，总是一件磨人的事。在好不容易能歇一会的时候，她会在桌子下打开准备好的热水壶，“偷偷地”喝一口水。
视障人士能够在普罗大众的电影院里欣赏有口述影像服务的电影的机会并不多，担任3年口述影像员的她，这一次口述《暴疯语》特别计算了需要多少准备时间，在累计90个小时左右的过程中，她从最初的观影、撰口述稿、来回修改，到无数的排练，并且最后几乎能将稿子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加上剧本，手上的稿子，一共有78页。
边看电影边写稿的时候，几乎每10秒钟就要停顿一下，思索电影没有对白的间隔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描述视像。基本上无对白的部分都需要口述文字填充，但导演刻意留白营造气氛的位置，又需要撰稿员的充分理解并给予相似的留白给视障观众。每个人通过口述影像所产生的幻想都不同，优秀的口述影像员懂得如何令想像的过程更加丰富多彩。
口述影像的首要原则是不能覆盖对白。如果口述声与对白重叠，视障人士会感到非常困惑。撰稿完成，王家儿来来回回地对着电影练习和修改，最完美的状态，是用最精炼的文字表达出最精准的影像。任何口述都要在那短短几秒钟的无对白间隙内恰到好处地完成，掐准时间，不能多，不能少。
“最终的目的，当然是让视障朋友理解这部电影，凡是能帮助理解的都必须口述出来。而当逻辑完整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这就轮到环境了。是白天还是黑夜，是会议室还是大街上？第三就是人物。人物是怎么样的呢？西装笔挺，还是蓬头垢面、一副颓废的样子？”
她也试着闭上眼睛，什么都不做，静静地听电影，寻找那些她在用眼观影写稿时可能漏掉的声音，不然这些“盲点”亦有可能令视障人士感到困惑。
最头疼的始终是那些宏大、充满细节的场景。周明杰和范国生共处的那个仓库密室整整上千呎，内里摆满了各类物品，到底应该挑哪几样来描述？王家儿与审稿员来来回回地讨论，一件件将与剧情关联不大的物件剔除。
因此最后陈衍泓听到的版本，只是仓库里有一张书桌、一部电脑、一个墨绿色沙发和周围的文件柜。“要是她说得太详细，我反而没有了想像空间，”陈衍泓说。
（放图）
与陈衍泓的状况不同，任博辉是先天失明，最初只能模糊地看到颜色和一些影子，看不到人的样子，更不用说电影字幕。多年来视力情况渐渐衰退，到如今他已是完全失明。
任博辉在家中排行第三，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小的时候和家人一起看电视，任博辉每过一会就要问家人现在剧情发展到哪里，问多了家人也失去耐性；久而久之，任博辉也没了兴趣，他告诉自己，其实自己也不喜欢看电视和电影。
任博辉后来看的第一部有口述影像的电影是《桃姐》。这部广受视障人士欢迎的许鞍华作品，任博辉等了好几场才排到观影机会。至今说起《桃姐》，他还是津津乐道，记得电影里的每一个细节，记得口述影像员叙述桃姐回家坐了一会准备离开的时候，说桃姐“依依不舍地”望着家里的猫，又很快走向门口。他便懂得桃姐是很想留下。
后来他陆陆续续又看了好几部附设口述影像的电影，每次都执着于剧情，思考导演为什么会这样拍，编剧为什么会这样写，“每一套电影都有个意思，每一次都好像上了一堂课。”黄修平去年的新作《哪一天我们会飞》他看了两次，“第一次我很固执地在想为什么结局是这样的，第二次就懂了。”
于是他发现，“原来电影不是用眼睛看的，而是用心看的。”
在陈衍泓观看《暴疯语》的前一天，任博辉从沙田的家中来到这家位于尖沙咀的电影院欣赏香港国际电影节另一部配有口述影像的电影：杜琪峯的《华丽上班族》。这部歌舞片剧情紧凑、场景变幻复杂，对口述影像员和视障人士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任博辉很快就将自己带入了剧情，当王紫逸和张艾嘉共同步入电梯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仿佛就在那部电梯里，和王紫逸一起得意洋洋地向写字楼保安挥手。
那场电影的口述影像员是从事电台DJ的司勋，这也是他第一次正式担任口述影像员的角色。一个多月的练习，加上工作中做主持的经验，使得他能够较为平稳地处理Live过程中的各种变数，但额外的压力来自于观众的“依赖”。“平时做主持，要是出错也顶多是我自己丢脸，但这次要是有什么闪失，我就是完完全全地影响了别人。”司勋认真地说。
任博辉说他喜欢司勋的声音，这声音也是吸引他继续期待电影发展的动力。他曾经遇过口述影像员的声音既不吸引，又太过轻描淡写地念稿子，不免让人失去了看下去的兴趣。
谈起《华丽上班族》，任博辉也是滔滔不绝，有一副自己的见解，十足的影痴派头，而他并不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专业人士”之列。“人家是影迷，我们也可以是影迷。我们通过另一种方式看电影，但我们也可以跟你们一起交流，只不过你们刚刚发现我们的存在而已。”
从2009年3月至今，主要负责本地电影口述影像发展推广的香港盲人辅导会讯息无障碍中心，已累计放映共208场附设口述影像的场次。5年前中心拿到了创意香港约80万港币的资助，开展为期一年的口述影像人才培训计划；现在则依赖着香港公益金的资助，总共5年的资助计划，将于明年4月到期。
福利模式，总不是长远的办法，每一项开支都必须提前太长时间上报，难以容许新的想法；靠着一群热心的义工维持口述影像的进步，总是摸着石头过河，每个人都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水准也难以保证。
更不用说自2010年进入电影院开始，在电影院举行的口述影像场次只有24场，平均一年三四场。
本身也是视障人士的陈丽怡，视力只有普通人的十分之一。在美国读书时观看当地的口述影像电影，觉得稀松平常，回港才发现这个城市在这方面尚未起步，她便决心在香港盲人辅导会实践口述影像的训练和推广。
这些年她看到视障人士逐渐通过参与观影重新建立起与主流社会的接触。一对影迷夫妇在谈恋爱时便已常常看电影约会，一天可以看好几场；妻子视力衰退之后，每次到电影院看电影都一知半解，渐渐与电影无缘。通过口述影像，妻子又重新燃起对电影的兴趣，一有机会便拉着先生去观影，先生也省去了放映过程中不断解释电影的麻烦。
关信辉2015年的作品《五个小孩的校长》，特意为视障人士开设附有口述影像的优先场。陈丽怡看到他们欢呼雀跃，好不容易多了向朋友们炫耀的资本。
“有人说看不见的人听广播剧不就好了吗？但我问过视障朋友，他们说体验完全不同，一来广播剧已经很少了，而且基本以对话为主；二来口述影像能够带给人许多的想像，比如说《暴疯语》中，‘㓥房的后楼梯’或是‘把汤倒掉’会是什么样的景象？这些都令他们惊讶于世界是如此丰富。”陈丽怡说。
任博辉也看到自己和身边的视障朋友通过电影拉近与社会的距离。大部分视障人士都倾向于在自己所属的福利机构或家里活动，更妄论有一份与人交流互动的职业，久而久之，与社会脱节。但是透过电影，特别是现代片，他们能感受到现代社会的脉搏，了解社会的运作，甚至可以在社交中自发开启一个新话题。
陈丽怡发现正能量的本地电影最受欢迎，如《桃姐》、《岁月神偷》这样的电影总是被要求加场，“这样他们和家人就可以随时聊到这个话题。”
视障群体始终希望可以有机会去影院观看到首轮上映的电影，但陈丽怡坦言如今还是太难。电影放映时间通常只有几个星期，这意味着必须在电影上映前与电影公司商议好，提前拿到电影的公映版本，由口述影像工作人员紧锣密鼓地反覆播放、撰稿、修改、练习，再加上与电影院的沟通，才能赶在电影下线前实现现场口述影像甚至是推出口述影像声轨。
陈衍泓始终相信“想像权”人人平等。就好像在博物馆观赏艺术品，有人选择用眼睛看，有人选择用触觉感知，有人选择不看不摸只是闻，但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观赏的权利。“这是很平等的，你可以选择听口述影像，你也可以张大眼睛看。”
他与任博辉设想自己有一天能够走进电影院，买一张电影票，交一点押金，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耳机，与人潮一起进入放映厅，坐下，戴上耳机，听着耳机里的电影原声与口述，不打扰其他人也不被其他人打扰，静静地任影像在脑海中驰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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