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紛擾的世代，似是而非的價值觀，莫衷一是的說法，讓家長越來越迷糊。我們希望透過一封封給家長的信，集結兩岸三地的智慧，期望為人父母的，可從中找到新的視點，增加大小同行路上的能見度。
家長們：
為人父母的，都有過驚險時刻吧……
女兒十個月大時，妻子收到第一份博士錄取通知書，我們去餐館慶祝。我把女兒在兒童座椅裏安置好，轉身準備去洗手間時，眼角餘光忽覺陰影掠過，同時聽到妻子的驚呼。
那時雖已久沒踢球，條件反射仍在，下意識地向後一抬腿，腳踝便勾住一個軟軟的東西。回頭一看，竟是女兒不知如何掙開了安全帶，從兒童座椅裏倒栽出來，萬幸居然被我勾到身體，緩了一緩，才沒讓腦袋重重砸在水泥地上。
兩年多後運氣再次眷顧。我們趁著暑假，陪同前來探親的岳父母去紐約旅遊。參觀「九一一」紀念館時，女兒隨妻子及岳父母先乘自動扶手電梯下樓，我只整理了一下背包，便被人潮隔到幾步之外。
隔著層疊的肩膀，瞧見因為扶梯擁擠，她們四人已經自然地分出先後次序站定，妻子與岳父在前，女兒隨她外婆在後。本來極溫馨的場景，我卻恍惚間緊張起來，總覺得女兒的動作似乎有哪裏不對。
心中一凜，試圖提醒妻子和兩老注意，呼聲卻被紀念館內的喧囂蓋過。我只好不顧扶梯上其他遊客的抱怨，拼盡全力一階一階擠過去。
未到跟前，已經看出情況不妙，女兒表情驚恐，張著嘴卻發不出聲，十指作勢虛抓，兩臂卻蜷在胸前。
八成是異物哽塞！我趕忙把她抱過來，同時強迫自己冷靜，仔細回想網上看到的海姆立克急救法的操作步驟，一手托住她胸膈處頭朝下抱起，另一手重重拍擊她的背部。不知拍了幾下，只聽噗的一聲，一塊糖果從她喉中飛出，遠遠砸在地上。
這時，扶手電梯正好抵達下面樓層。我把女兒放下，她已沒事一樣，蹦蹦跳跳追她外婆去了，倒是我一陣眩暈，差點栽倒，深呼吸了幾口，才定過神來。
孩子太小不懂求援，周遭環境又嘈雜，整個過程從頭到尾，妻子和岳父母都完全沒有察覺，甚至連我在施救都懵然不知。而我雖然及時發現，但手法並不完全正確，能救下她來，多半也是誤打誤撞。
女兒出生後，我時常半夜被惡夢驚醒。夢見她莫名高燒，夢見她摔傷癱瘓，夢見她被拐走，夢見自己忙昏了頭將她忘在車裏。
從「九一一」紀念館回來後，又開始被新的、更加逼真的夢境反覆困擾：在熙攘的人群中，自己抱起女兒按部就班地拍擊，卻怎麽也清不出堵塞氣管的異物，時間一分一秒地流過，女兒在懷中漸漸冰涼……
為人父母者，想來都能體諒我這種明知毫不理性、卻如附骨之疽般無法甩脫的瘋狂念頭。
為了平息我心底的恐懼，也為了防止類似悲劇在其它家庭發生，妻子組織了一個活動，邀請專業人士來到耶魯，為學生及家屬提供急救培訓。
我們上周一同參加了三小時的教學，用各種人偶反覆練習心肺復甦法。這才知道，即使當時對女兒的海姆立克急救法未能奏效，也並非只能束手待斃，利用心肺復甦法仍可維持一線生機。
同時也真切感受到心肺復甦對施救者體力的巨大消耗，明白凡能力所及者絕不應袖手旁觀，多一人輪換，就能為按壓頻率與深度的穩定有效提供多一份保障。
正因如此，對於近日沸沸揚揚的梁彼得警官誤殺格利一案，我儘管覺得體制確有拋出梁警官做替罪羊、迴避系統性的警察暴力與種族歧視之嫌，卻也並不認為梁警官本人就毫無責任。
當格利的女友對其施行心肺復甦法時，梁警官及其拍檔並未上前施以援手。即使如他所言，紐約警局內部的急救培訓完全是走過場、幾乎所有警員都靠作弊通過考試，他因此並無信心能夠給予格利恰當的幫助；但眼睜睜看著格利的女友一個人操作至力竭，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
退一萬步說，當急救考試作弊在整個警局蔚然成風時，作為矢志維護市民安全的新警察，是否應當想到人命關天，至少私下將急救步驟操習熟練？
所以就此事而言，我希望梁警官得到其應有的、恰如其分的懲罰：既不被體制當作犧牲品求刑過重，也不像一些華人所主張的無罪開釋。
我希望美國的華人群體不是去追求白人的特權，而是與其它少數族裔聯手打破這種特權，直視警察系統乃至整個社會政治文化中無所不在的隱性種族歧視。
我希望千千萬萬格利們的父母，不再為自己孩子的性命提心吊膽，也希望千千萬萬梁警官們的父母，不再因自己含辛茹苦培養成材的兒女一夕失足而懊惱悔恨。
與此同時，身為一名父親，也令我在政治關懷之外，多了一些小確幸的念頭：我希望更多人，不管是不是警察、是不是父母，都能夠掌握一些基本的急救知識，以備不時之需。
林垚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耶魯大學全球正義項目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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