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帝吧出征、寸草不留」的口號終於沉寂下來，圍繞這一波「小粉紅」運動的爭論也漸漸平息。只是，檢視其中，絕大多數的評論和分析仍然停留在網絡文化的層次，很多翻牆派甚至對小粉紅們「翻牆去戰鬥」的精神還抱有好感，頗為鄉愿地以為他們或她們只是一群烏合之眾、只要翻牆就終究會因為接觸開放訊息而改變。
如果人們對上一波小粉紅——文革時代的紅衞兵也抱此想，那麼他們在面對今日政權的紅衞兵領導集體時，大概會羞愧而死。上一代的紅衞兵們，雖然大多淪為被人遺忘的一代，可是其中的精英今日重登最高權力。他們也好國際交遊，好讀世界名著，但是今天仍重提「共產主義信仰」、重新毛化個人權威；這不能不讓人警醒，探究這個曾經風靡20世紀的青年運動，是如何在今天死灰復燃。
習近平全面以俄為師
如果回顧習近平政權三年來的各項動作，今天，大概很少再有人懷疑筆者早於2012年就已經提出的觀察和預言：習近平在效法普京（台灣稱：普丁）模式，建立一個超級的個人強權。過去三年，一方面，他已發動針對官僚集團的空前規模的反腐運動、建立國安委統一情報和安全力量、啟動軍改樹立對軍隊的絕對控制、開展互聯網清網行動和文化復古運動、在社會治理創新名義下打擊獨立NGO，並通過強調政治規矩、進行集體學習、鼓勵地方官員個人效忠、確立新核心的方式發動了一場顛覆政治局集體領導的柔性政變。
這七大內部的戰略性動作，分別涉及黨、政、軍、情、社、網、文七大領域，力度空前，已經令海內外為之瞠目，新近許多個案無論是香港書商李波被綁架、還是股市被粗暴干預、地方官員意外身亡頻發等，不過是其副產品而已。
值得注意的，其中至少有五項戰略，都可從俄羅斯普京的執政模式中發現相似之處。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以俄為師，向俄羅斯學習普京模式的個人專斷，和「國家－資本」的寡頭控制模式，是中國高層的一個新共識。這也是習近平上台前，就以蘇聯崩潰模式為反面教材、以蘇共倒台為其樹立危機執政合法性的自然結果。
事實上，另一方面，過去三年，習近平與普京的個人接觸和交流，創下了中國領導人與外國領導人碰面的記錄。儘管這種頻密的私人化交往，在此前的任何中國領導人當中都幾乎不可想像（除了毛），但習在未取得最高權力之前的2012年，即已以輕鬆方式與拜登進行了私人會面，打破了中共政治高層一貫的「政治規矩」。而當普京與習並肩出現在「9.3」閲兵的天安門城樓上、接受中國軍隊的效忠聲浪，或者與俄羅斯在烏克蘭危機、敘利亞問題、互聯網主權等等國際議題採取密切合作的時候，大概更少人懷疑中俄同盟的大躍進，已經相當程度上超越了江澤民時代向俄羅斯軍工業輸血的合作模式，愈趨新冷戰的戰略結盟關係。
而其中，習正在向普京學習如何佔領，作為新冷戰核心陣地的互聯網－意識形態。不僅包括他如何開展清網行動，打擊互聯網輿論領袖，更從他上任伊始有意繞開陳腐的宣傳機構、以高度私人化的新媒體形式發布慶豐包子鋪、乘坐出租車等事微服私訪，可看出幾乎與普京早前利用新媒體進行個人形象宣傳如出一轍。
「小粉紅軍團」的培養和利用，也可從普京模式中尋得先例。
官方支持的青年運動也在學習利用新媒體、尤其是新媒體社會運動的方式重新動員和集結。這需要追溯到普京任內如何利用和煽動青年運動，創建納什運動，更可因此追溯整個20世紀的青少年運動史，而這些似乎已經從中國公眾和知識分子的記憶中淡出許久了，連紅衞兵一代的歷史都變得諱莫如深。
俄羅斯的Nashi運動：小粉紅的前世
在19世紀蓬勃上升的工業革命時代，洋溢着濃濃的浪漫主義，如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彼得.潘》。斯坦利.霍爾在19世紀最後二十年的研究，則第一次給出了社會學意義上青春期的概念。
此後，青少年的反叛、越軌開始被認識，並隨青少年運動的興起、隨現代政治運動的興起而逐漸走上自發與被動員並存的發展，如起源於英國的童子軍運動，青少年開始被納入軍國主義的框架。
在共產主義和極權主義的興起過程中，青少年運動和組織尤其是其重點，如建立於1920-30年代的納粹少年團、蘇聯的列寧主義共青團全盟，又稱科索莫(Komsomol)。它們被定義為「黨機器的傳送帶」，最大限度地動員了青少年志願參與者，在維護極權主義統治和為戰爭輸送後背軍方面做出了令人深刻的印象，也是中國今天共青團組織的原型。
而當這些官方青年組織和運動在戰後的和平時代陷入官僚化，卻可能因為害怕政權的顛覆而重新以運動的方式動員起來，蘇聯共青團就曾經經歷過一次類似的轉型，甚至可視作中國文革時期「紅衞兵」運動的先驅。
那是蘇共二十大報告之後，幾乎與當時西歐開始出現的第一波反對父輩納粹主義的學生運動同步，蘇聯出現了一股自發的青年反叛運動Stiliagi。他們多是莫斯科、列寧格勒等大城市中的蘇共幹部精英子女，即所謂「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穿着駐歐蘇軍帶回來的西歐時髦服裝，傳唱歐美戰後開始流行的搖滾歌曲以及各種自由主義地下書籍，被1958年已有近2000萬成員的共青團視作可能顛覆蘇聯政權的內部挑戰。
當時的共青團書記謝爾平將他們描繪成「髮型像泰山，穿着像鸚鵡」，以一種「非蘇聯」的生活方式挑戰當時宣傳，定調的以前線英雄為模範的所謂男性主義氣質，為當時的蘇聯青年提供了一種共青團之外的「另類先鋒」，而這些少數叛逆「紅二代」的挑戰性不在於他們人數眾多，而在於當時的「意識形態不知如何應對」，而可能成為「潛在的抵抗源頭」。隨即，共青團被動員起來，組成行動「旅」，派上街鎮壓Stiliagi，如伊朗後來的青年民兵Basij或風化警察一般，攔住可疑分子剪褲子、衣服、剃頭、訓誡。不過，僅在1955-66年間，共青團就有約50萬人被送往遠東的「處女地」、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無形中繼續助長了Stiliagi的自由文化，直到1970年代。
Nashi運動的形成也與之類似。蘇共和共青團解散後，俄羅斯的青年組織主要是各政黨組建的外圍組織，如Yabloko，一開始主要服務於為競選拉票、造勢。普京1999年上台後，2000年也組建了一支青年組織，為保住普京的支持率服務，由普京身邊的年輕助手瓦西里.雅各門科(Yakemenko)創立，名為「一起走」(Idushchie Vmeste)。
這支組織建立之處，就帶有強烈的道德化色彩，旨在填補所謂「共青團之後的文化和道德真空」，幾乎就是蘇聯時期共青團的翻版，如它的「道德法典」，就幾乎原封不動搬用了蘇共1961年頒布的「建設共產主義道德法典」。它的倡導核心是所謂愛國主義、高尚道德、政治成熟和高水平的文化意識等，以及反毒品、反酒精和反 髒話，簡直就是一場由青年運動發起的新道德運動。
而這場新道德運動的指向，在各種表面的價值觀倡導背後，卻是為了樹立普京個人的卡里斯瑪，特別是對普京的男性氣質和國父形象的塑造，如穿戴印有普京頭像的T恤、卡通化傳播普京頭像等。「一起走」的女青年姐妹組織「一起唱」在2002年拋出了一首「嫁人就嫁普京」的流行歌曲，此歌連同「普大大」的稱呼成功地風靡一時，連清華大學人文社科學院幾年前的新年聯歡上都有人大唱其歌。
「一起走」還發起了多次全國性行動，如清掃城市行動、書籍交換行動，也有公開焚書，燒燬那些「不夠愛國」的書籍，以社會運動的手法塑造着「普京青年」的集體擁戴氣氛，每個成員在加入時都必須書寫「總統－俄羅斯的希望」或者「總統的青年」之類誓詞，儘管普京個人仍然小心地避免與「希特勒青年」或者個人崇拜掛鈎，卻絕不吝惜對昔日共青團的頌詞。除了共產主義或愛國主義，他還給這個新的青年組織加上了「愛情和友誼」的追求。畢竟，這已經是一個完全向他個人效忠的青年團體，人稱「普京青年團」，需要更多生活化的、浪漫主義的凝聚紐帶。
只是，當2004年烏克蘭「顏色革命」爆發，小清新風格的「一起走」似乎變得不合時宜了。對普京個人崇拜的反感以及對普京處理別斯蘭事件的不滿也催生了一些前「一起走」成員走上了反對道路，他們完全依賴互聯網建立起了一個「沒有普京的俄羅斯」運動，從2004年初開始各種要求普京「回家去」的街頭行為藝術，並在2005年底舉行了一場普京執政以來規模最大的反普京示威。顏色革命的威脅讓克里姆林宮迅速做出了一個戰略性調整，普京的長期智囊、意識形態總管、總統辦公廳副主任、有「灰色沙皇」之稱的蘇爾科夫(Vladislav Surkov)親自出馬，解散了「一起走」，在2005年初創建了一個更為政治化、也更富有攻擊性和意識形態色彩的Nashi運動。
Nashi，即英文Ours，全稱是「我們的反法西斯民主青年運動」，也同時是一家俄羅斯聯邦政府批准成立的機構，「一起走」書記雅各門科仍然擔任其領導職務。
之後，還相繼成立了作為普京的俄羅斯統一黨的青年組織「青年近衞軍」、反對移民的「地方」(Mestnye)、和東正教的一家青年組織格里高列(Grigorevtsy)等，Nashi是其中規模最大的，也最強調行動。
一開始，它的主要任務是幫助2008年選舉，通過動員年輕人，扭轉俄的威權民主體制下的政治冷漠，牽制反對黨和獨立NGO，防止烏克蘭橘色革命蔓延到俄羅斯。尤其當2012年普京簽署法令禁止那些「政治性NGO」、宣布所有接受海外資金的NGO都必須登記為外國代理人之後，Nashi和類似組織便成為擁塞NGO領域的主體。這種主動出擊式的擁塞行動，顯示普京的威權政權在以社運化的方式轉型，佔領社會空間，利用社會運動樣式的動員對社會運動進行反制。
有別於「一起走」更偏重意識形態，普京的這支新生力量強調「行動的政治過程」，也是以多次社運般的街頭行動和新媒體行動引起外界關注。他們通常會針對反對黨政客的公開活動搞擁塞式破壞，或者對反普京的遊行集會搞「反運動」遊行，由此保證普京在議會的絕對支持。俄羅斯杜馬曾經唯一的獨立議員萊茲科夫(Ryzhkov)，在2007年間便深受其擾，被Nashi指責為CIA在俄發動橘色革命的代理人，經常被成群的Nashich成員舉着美國旗幟抗議，私人住所也被干擾。只是，這些俄內部的活動並不常被注意，Nashi得到國際社會注意還因為它的極端民族主義行動。
例如，2007年4、5月間，他們在愛沙尼亞駐莫斯科大使館外舉行示威，抗議愛沙尼亞政府遷走塔林的蘇軍戰士銅像，指責愛沙尼亞在培養法西斯主義。斯大林戰後在幾乎每個佔領國家都建立過這些銅像或紀念碑，從柏林到瀋陽。類似針對外國駐俄大使館的抗議，還包括2006年針對英國駐俄大使、2010年針對烏克蘭使館，算是Nashi的一個必備劇目，常被用來向這些國家施加間接的外交壓力。且不僅於此，2009年3月29日Nashi在芬蘭的成員甚至在赫爾辛基舉行了示威，抗議當地出版的一本有關蘇聯佔領愛沙尼亞的新書。
互聯網也是Nashi以海量行動擁塞反對聲音的一個重要陣地。2007年俄羅斯針對愛沙尼亞的DDoS攻擊，一般認為是賽博戰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據信就是Nashi組織的一次黑客行動。2011年10月7日，Nashi慶祝普京生日的消息佔領了推特，擁塞了俄語的推特消息。而這些拼人頭搞擁塞的手法，與Nashi的日常組織能力有關。
Nashi是一個高度層級的組織，在俄各中型城市都有至少100人左右的成員，除了普京以資助本土NGO的名義直接給予的資金，地方分支主要從地方寡頭那裏獲得。這些成員被稱作納什主義者，即「我們」，年齡多在18到27歲之間，經常舉行集體婚禮，以懷孕生育為榮，也是攻擊俄境內同性戀團體的主力；每年夏天都會組織規模在一萬人左右的大型夏令營，並受到普京的接見。
他們努力避免讓人聯想到希特勒青年，然而，一個山寨版的Nashi組織和運動已經在中國誕生，他們的名字叫「小粉紅」。
共青團的社運化？小粉紅的誕生
2016年初台灣選舉日前後，雖然大陸媒體一片冷淡，誕生中國「小粉紅」在臉書和推特上發起的攻勢，卻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他們的形成，同樣來自習近平上任後與普京相似的權力趣味、以及共青團的改造。中國大陸有關俄羅斯、東歐研究和青少年研究的學術期刊，近年來充斥着俄羅斯模式的論文，以俄為師蔚然風潮。
理解這一點，同樣需要從普京模式出發，觀察習近平為實現近中期政治目標需要從新路徑塑造其個人魅力和效忠、以及共青團本身的社運化改造兩方面入手。前者如上所述，基於確立超級總統制的個人集權而進行靜悄悄的柔性政變，需藉助互聯網和官僚外的力量，為其體制內削弱官僚集團權力而打造外部民粹主義支持。習不得不上任伊始只能從身邊入手，從掌握互聯網的親信、從建立「學習小組」開始打造個人崇拜氣氛，然後才是千金買周小平和花千芳，逐漸展開「清網行動」。
後者，從時間線來考察，共青團的轉型，應可追溯自胡温政府的最後幾年。即，在2008年這一標誌胡温任內「維穩」政策正式全面鋪開的轉折時刻，共青團也因為動員年輕學生參加北京奧運會的志願工作，而開始轉型。在奧運會結束之後，奧運志願模式在全國範圍推行，作為團與地方工作的一個重要紐帶，也是團的工作重新迴歸青年運動的一個契機。
而共青團或者中共青年工作轉型的加速，也來自顏色革命的壓力——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的威脅。胡錦濤在2011年2月19日中央黨校發表了基調性演講，提出社會管理創新，團的工作和創新被納入其中。不過，胡錦濤雖然長期以來被視作團派的精神領袖，但除了任內最後幾年大量空降團幹到地方，並不便於親自提出加強團的工作地位。
反倒是2013年習上台之後，李源潮作為團派的繼任最高庇護人，迫於形勢不得不向習近平輸誠，通過共青團的社運化改造服務於習近平的集權化過程，建立一種新的策略聯盟，以最大限度地在內部清洗中保存派系力量，包括維持曾為團派最高領導人胡錦濤的歷史地位。
而此前，2014年1月，團中央已經以十七屆二中全會決議的方式，通過《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共青團工作五年發展綱要》，積極響應2013年習近平主持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深化改革的決議。共青團也是在這段時期，強調對新媒體「陣地」的全面佔領，發微博數量和參與人數統計動輒百萬、上億，以此作為團的新工作重點和衡量依據。
現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秦宜智在大會上聲稱，已經「建設團屬網站近4000家，其中，中國青年網已成為中央重點新聞網站和國內最大的青年主流網站，未來網已成為全國最大的未成年人專屬網站；開通共青團中央微博，共青團系統微博認證總數超過12.8萬個，數量居全國政務系統微博第一…….積極建設針對新媒體從業青年的工作機構。團中央紮實推進中國青少年新媒體協會籌建工作，部分省份團組織成立了新媒體工作中心，加強對新媒體引導青年工作的研究指導，加強對新媒體從業青年的聯繫和服務。」
隨後2015年中的「群團工作會議」，規格之高、力度之大也是近十幾年來罕見的，足見習政權對青年和共青團工作的重視，將其提升到應對顏色革命、黨國存亡、和樹立領袖核心的戰略高度，並通過所謂《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黨的群團工作的意見》作為共青團轉型指針。以培養新青年、佔領新媒體陣地為主旨的「小粉紅」運動至此可謂儼然成型。
幾乎同時，與普京 Nashi運動驚人的相似，2015年7月中國以相同的DDoS手法 擁塞式攻擊了Telegram服務器，作為抓捕「709」人權律師群體的策應行動。這個背景下，那些由各級團委動員、佔領百度貼吧和微博的「小粉紅」群體，也是在這一背景下被微博網友識別並命名。
雖然共青團擁有四千萬成員，但是能夠召集、並且具有行動能力的只有大學校園青年，他們是「小粉紅」的主體，也是最體制化、最容易被學生運動樣式所動員的，如1998-2001年間被組織參與反美示威所證明的。這次小粉紅的臉書攻勢，也具有鮮明的校園色彩，攻勢只維持了約一週即告結束，因為各高校的寒假正式開始，小粉紅們也無心戀戰。
只是，處在新媒體攻勢和反腐壓力下的團派，同樣面臨相當大的邊緣化壓力，共青團組織內部從上到下危機感嚴重，習－李（源潮）之間策略盟友的關係並不穩固，小粉紅臉書攻勢的前後即受到王岐山主導紀律部門「貴族化、娛樂化」的批評便是證明，亟需以激進手段表示效忠。
2016年1月15至16日，李源潮再次主持召開了團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拋出了一份《共青團網絡新媒體工作三年發展規劃》，吹響了小粉紅的集結號。16日這一天，也是台灣選舉的投票日。中國版的Nashi運動終於在國家副主席的親自指揮下，一場給國內最高領袖做政治效忠表演、檢閲既有新媒體建設和團工作轉型的大規模擁塞行動，便正式啟動。
雖然理論上，筆者在數年前率先提出了新媒體時代政黨政治轉向社運化的假說，無論奧巴馬還是普京，都善於利用新媒體和社會運動樣式進行動員，但是，當中國的威權主義政黨亦步亦趨也開始這一轉型時，其現實的迷惑性和複雜性很大程度上會遮蔽新的理論，忘記了獨裁者善於學習的教條。
以至於，面對「小粉紅」現象，驚慌失措高呼狼來了有，盲目樂觀靜待其轉變者有，更多的是嘲諷和失語。須知，嘲諷和謾罵絕不是戰鬥！右傾失敗主義和盲目樂觀主義也不足取。重要的，是從獨裁者的經驗路徑中尋找答案和應對。
習近平政權正以俄為師建立一個新的超級威權，俄羅斯的經驗、模式和困境也正是我們今天可能從容了解、學習的。
從Nashi到小粉紅，從最近幾年俄羅斯Nashi運動的分裂、退縮，到更為保守的東正教青年團體、全俄父母大會、甚至「哥薩克」等都已衝上前台，他們更好鬥、更富意識形態侵略性，我們不必對「小粉紅」大驚小怪，能做的也許只是，期待下一波更為兇猛的變種。
（白信，政治學博士，社會運動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