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从Nashi到小粉红：中国青年运动的俄罗斯化

当“帝吧出征、寸草不留”的口号终于沉寂下来，围绕这一波“小粉红”运动的争论也渐渐平息。只是，检视其中，绝大多数的评论和分析仍然停留在网络文化的层次，很多翻墙派甚至对小粉红们“翻墙去战斗”的精神还抱有好感，颇为乡愿地以为他们或她们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只要翻墙就终究会因为接触开放讯息而改变。

如果人们对上一波小粉红——文革时代的红卫兵也抱此想，那么他们在面对今日政权的红卫兵领导集体时，大概会羞愧而死。上一代的红卫兵们，虽然大多沦为被人遗忘的一代，可是其中的精英今日重登最高权力。他们也好国际交游，好读世界名著，但是今天仍重提“共产主义信仰”、重新毛化个人权威；这不能不让人警醒，探究这个曾经风靡20世纪的青年运动，是如何在今天死灰复燃。

习近平全面以俄为师

如果回顾习近平政权三年来的各项动作，今天，大概很少再有人怀疑笔者早于2012年就已经提出的观察和预言：习近平在效法普京（台湾称：普丁）模式，建立一个超级的个人强权。过去三年，一方面，他已发动针对官僚集团的空前规模的反腐运动、建立国安委统一情报和安全力量、启动军改树立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开展互联网清网行动和文化复古运动、在社会治理创新名义下打击独立NGO，并通过强调政治规矩、进行集体学习、鼓励地方官员个人效忠、确立新核心的方式发动了一场颠覆政治局集体领导的柔性政变。

这七大内部的战略性动作，分别涉及党、政、军、情、社、网、文七大领域，力度空前，已经令海内外为之瞠目，新近许多个案无论是香港书商李波被绑架、还是股市被粗暴干预、地方官员意外身亡频发等，不过是其副产品而已。

值得注意的，其中至少有五项战略，都可从俄罗斯普京的执政模式中发现相似之处。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以俄为师，向俄罗斯学习普京模式的个人专断，和「国家－资本」的寡头控制模式，是中国高层的一个新共识。這也是习近平上台前，就以苏联崩溃模式为反面教材、以苏共倒台为其树立危机执政合法性的自然结果。

事实上，另一方面，过去三年，习近平与普京的个人接触和交流，创下了中国领导人与外国领导人碰面的记录。尽管这种频密的私人化交往，在此前的任何中国领导人当中都几乎不可想像（除了毛），但习在未取得最高权力之前的2012年，即已以轻松方式与拜登进行了私人会面，打破了中共政治高层一贯的“政治规矩”。而当普京与习并肩出现在“9.3”阅兵的天安门城楼上、接受中国军队的效忠声浪，或者与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叙利亚问题、互联网主权等等国际议题采取密切合作的时候，大概更少人怀疑中俄同盟的大跃进，已经相当程度上超越了江泽民时代向俄罗斯军工业输血的合作模式，愈趋新冷战的战略结盟关系。

而其中，习正在向普京学习如何占领，作为新冷战核心阵地的互联网－意识形态。不仅包括他如何开展清网行动，打击互联网舆论领袖，更从他上任伊始有意绕开陈腐的宣传机构、以高度私人化的新媒体形式发布庆丰包子铺、乘坐出租车等事微服私访，可看出几乎与普京早前利用新媒体进行个人形象宣传如出一辙。

“小粉红军团”的培养和利用，也可从普京模式中寻得先例。

官方支持的青年运动也在学习利用新媒体、尤其是新媒体社会运动的方式重新动员和集结。这需要追溯到普京任内如何利用和煽动青年运动，创建纳什运动，更可因此追溯整个20世纪的青少年运动史，而这些似乎已经从中国公众和知识分子的记忆中淡出许久了，连红卫兵一代的历史都变得讳莫如深。

俄罗斯的Nashi运动：小粉红的前世

在19世纪蓬勃上升的工业革命时代，洋溢着浓浓的浪漫主义，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彼得.潘》。斯坦利.霍尔在19世纪最后二十年的研究，则第一次给出了社会学意义上青春期的概念。

此后，青少年的反叛、越轨开始被认识，并随青少年运动的兴起、随现代政治运动的兴起而逐渐走上自发与被动员并存的发展，如起源于英国的童子军运动，青少年开始被纳入军国主义的框架。

在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兴起过程中，青少年运动和组织尤其是其重点，如建立于1920-30年代的纳粹少年团、苏联的列宁主义共青团全盟，又称科索莫(Komsomol)。它们被定义为“党机器的传送带”，最大限度地动员了青少年志愿参与者，在维护极权主义统治和为战争输送后背军方面做出了令人深刻的印象，也是中国今天共青团组织的原型。

而当这些官方青年组织和运动在战后的和平时代陷入官僚化，却可能因为害怕政权的颠覆而重新以运动的方式动员起来，苏联共青团就曾经经历过一次类似的转型，甚至可视作中国文革时期“红卫兵”运动的先驱。

那是苏共二十大报告之后，几乎与当时西欧开始出现的第一波反对父辈纳粹主义的学生运动同步，苏联出现了一股自发的青年反叛运动Stiliagi。他们多是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中的苏共干部精英子女，即所谓“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穿着驻欧苏军带回来的西欧时髦服装，传唱欧美战后开始流行的摇滚歌曲以及各种自由主义地下书籍，被1958年已有近2000万成员的共青团视作可能颠覆苏联政权的内部挑战。

当时的共青团书记谢尔平将他们描绘成“发型像泰山，穿着像鹦鹉”，以一种“非苏联”的生活方式挑战当时宣传，定调的以前线英雄为模范的所谓男性主义气质，为当时的苏联青年提供了一种共青团之外的“另类先锋”，而这些少数叛逆“红二代”的挑战性不在于他们人数众多，而在于当时的“意识形态不知如何应对”，而可能成为“潜在的抵抗源头”。随即，共青团被动员起来，组成行动“旅”，派上街镇压Stiliagi，如伊朗后来的青年民兵Basij或风化警察一般，拦住可疑分子剪裤子、衣服、剃头、训诫。不过，仅在1955-66年间，共青团就有约50万人被送往远东的“处女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无形中继续助长了Stiliagi的自由文化，直到1970年代。

Nashi运动的形成也与之类似。苏共和共青团解散后，俄罗斯的青年组织主要是各政党组建的外围组织，如Yabloko，一开始主要服务于为竞选拉票、造势。普京1999年上台后，2000年也组建了一支青年组织，为保住普京的支持率服务，由普京身边的年轻助手瓦西里.雅各门科(Yakemenko)创立，名为“一起走”(Idushchie Vmeste)。

这支组织建立之处，就带有强烈的道德化色彩，旨在填补所谓“共青团之后的文化和道德真空”，几乎就是苏联时期共青团的翻版，如它的“道德法典”，就几乎原封不动搬用了苏共1961年颁布的“建设共产主义道德法典”。它的倡导核心是所谓爱国主义、高尚道德、政治成熟和高水平的文化意识等，以及反毒品、反酒精和反 脏话，简直就是一场由青年运动发起的新道德运动。

而这场新道德运动的指向，在各种表面的价值观倡导背后，却是为了树立普京个人的卡里斯玛，特别是对普京的男性气质和国父形象的塑造，如穿戴印有普京头像的T恤、卡通化传播普京头像等。“一起走”的女青年姐妹组织“一起唱”在2002年抛出了一首“嫁人就嫁普京”的流行歌曲，此歌连同“普大大”的称呼成功地风靡一时，连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几年前的新年联欢上都有人大唱其歌。

“一起走”还发起了多次全国性行动，如清扫城市行动、书籍交换行动，也有公开焚书，烧毁那些“不够爱国”的书籍，以社会运动的手法塑造着“普京青年”的集体拥戴气氛，每个成员在加入时都必须书写“总统－俄罗斯的希望”或者“总统的青年”之类誓词，尽管普京个人仍然小心地避免与“希特勒青年”或者个人崇拜挂钩，却绝不吝惜对昔日共青团的颂词。除了共产主义或爱国主义，他还给这个新的青年组织加上了“爱情和友谊”的追求。毕竟，这已经是一个完全向他个人效忠的青年团体，人称“普京青年团”，需要更多生活化的、浪漫主义的凝聚纽带。

只是，当2004年乌克兰“颜色革命”爆发，小清新风格的“一起走”似乎变得不合时宜了。对普京个人崇拜的反感以及对普京处理别斯兰事件的不满也催生了一些前“一起走”成员走上了反对道路，他们完全依赖互联网建立起了一个“没有普京的俄罗斯”运动，从2004年初开始各种要求普京“回家去”的街头行为艺术，并在2005年底举行了一场普京执政以来规模最大的反普京示威。颜色革命的威胁让克里姆林宫迅速做出了一个战略性调整，普京的长期智囊、意识形态总管、总统办公厅副主任、有“灰色沙皇”之称的苏尔科夫(Vladislav Surkov)亲自出马，解散了“一起走”，在2005年初创建了一个更为政治化、也更富有攻击性和意识形态色彩的Nashi运动。

Nashi，即英文Ours，全称是“我们的反法西斯民主青年运动”，也同时是一家俄罗斯联邦政府批准成立的机构，“一起走”书记雅各门科仍然担任其领导职务。

之后，还相继成立了作为普京的俄罗斯统一党的青年组织“青年近卫军”、反对移民的“地方”(Mestnye)、和东正教的一家青年组织格里高列(Grigorevtsy)等，Nashi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也最强调行动。

一开始，它的主要任务是帮助2008年选举，通过动员年轻人，扭转俄的威权民主体制下的政治冷漠，牵制反对党和独立NGO，防止乌克兰橘色革命蔓延到俄罗斯。尤其当2012年普京签署法令禁止那些“政治性NGO”、宣布所有接受海外资金的NGO都必须登记为外国代理人之后，Nashi和类似组织便成为拥塞NGO领域的主体。这种主动出击式的拥塞行动，显示普京的威权政权在以社运化的方式转型，占领社会空间，利用社会运动样式的动员对社会运动进行反制。

有别于“一起走”更偏重意识形态，普京的这支新生力量强调“行动的政治过程”，也是以多次社运般的街头行动和新媒体行动引起外界关注。他们通常会针对反对党政客的公开活动搞拥塞式破坏，或者对反普京的游行集会搞“反运动”游行，由此保证普京在议会的绝对支持。俄罗斯杜马曾经唯一的独立议员莱兹科夫(Ryzhkov)，在2007年间便深受其扰，被Nashi指责为CIA在俄发动橘色革命的代理人，经常被成群的Nashich成员举着美国旗帜抗议，私人住所也被干扰。只是，这些俄内部的活动并不常被注意，Nashi得到国际社会注意还因为它的极端民族主义行动。

例如，2007年4、5月间，他们在爱沙尼亚驻莫斯科大使馆外举行示威，抗议爱沙尼亚政府迁走塔林的苏军战士铜像，指责爱沙尼亚在培养法西斯主义。斯大林战后在几乎每个占领国家都建立过这些铜像或纪念碑，从柏林到沈阳。类似针对外国驻俄大使馆的抗议，还包括2006年针对英国驻俄大使、2010年针对乌克兰使馆，算是Nashi的一个必备剧目，常被用来向这些国家施加间接的外交压力。且不仅于此，2009年3月29日Nashi在芬兰的成员甚至在赫尔辛基举行了示威，抗议当地出版的一本有关苏联占领爱沙尼亚的新书。

互联网也是Nashi以海量行动拥塞反对声音的一个重要阵地。2007年俄罗斯针对爱沙尼亚的DDoS攻击，一般认为是赛博战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据信就是Nashi组织的一次黑客行动。2011年10月7日，Nashi庆祝普京生日的消息占领了推特，拥塞了俄语的推特消息。而这些拼人头搞拥塞的手法，与Nashi的日常组织能力有关。

Nashi是一个高度层级的组织，在俄各中型城市都有至少100人左右的成员，除了普京以资助本土NGO的名义直接给予的资金，地方分支主要从地方寡头那里获得。这些成员被称作纳什主义者，即“我们”，年龄多在18到27岁之间，经常举行集体婚礼，以怀孕生育为荣，也是攻击俄境内同性恋团体的主力；每年夏天都会组织规模在一万人左右的大型夏令营，并受到普京的接见。

他们努力避免让人联想到希特勒青年，然而，一个山寨版的Nashi组织和运动已经在中国诞生，他们的名字叫“小粉红”。

共青团的社运化？小粉红的诞生

2016年初台湾选举日前后，虽然大陆媒体一片冷淡，诞生中国“小粉红”在脸书和推特上发起的攻势，却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他们的形成，同样来自习近平上任后与普京相似的权力趣味、以及共青团的改造。中国大陆有关俄罗斯、东欧研究和青少年研究的学术期刊，近年来充斥着俄罗斯模式的论文，以俄为师蔚然风潮。

理解这一点，同样需要从普京模式出发，观察习近平为实现近中期政治目标需要从新路径塑造其个人魅力和效忠、以及共青团本身的社运化改造两方面入手。前者如上所述，基于确立超级总统制的个人集权而进行静悄悄的柔性政变，需借助互联网和官僚外的力量，为其体制内削弱官僚集团权力而打造外部民粹主义支持。习不得不上任伊始只能从身边入手，从掌握互联网的亲信、从建立“学习小组”开始打造个人崇拜气氛，然后才是千金买周小平和花千芳，逐渐展开“清网行动”。

后者，从时间线来考察，共青团的转型，应可追溯自胡温政府的最后几年。即，在2008年这一标志胡温任内“维稳”政策正式全面铺开的转折时刻，共青团也因为动员年轻学生参加北京奥运会的志愿工作，而开始转型。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奥运志愿模式在全国范围推行，作为团与地方工作的一个重要纽带，也是团的工作重新回归青年运动的一个契机。

而共青团或者中共青年工作转型的加速，也来自颜色革命的压力——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的威胁。胡锦涛在2011年2月19日中央党校发表了基调性演讲，提出社会管理创新，团的工作和创新被纳入其中。不过，胡锦涛虽然长期以来被视作团派的精神领袖，但除了任内最后几年大量空降团干到地方，并不便于亲自提出加强团的工作地位。

反倒是2013年习上台之后，李源潮作为团派的继任最高庇护人，迫于形势不得不向习近平输诚，通过共青团的社运化改造服务于习近平的集权化过程，建立一种新的策略联盟，以最大限度地在内部清洗中保存派系力量，包括维持曾为团派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的历史地位。

而此前，2014年1月，团中央已经以十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方式，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共青团工作五年发展纲要》，积极响应2013年习近平主持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改革的决议。共青团也是在这段时期，强调对新媒体“阵地”的全面占领，发微博数量和参与人数统计动辄百万、上亿，以此作为团的新工作重点和衡量依据。

现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秦宜智在大会上声称，已经“建设团属网站近4000家，其中，中国青年网已成为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国内最大的青年主流网站，未来网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未成年人专属网站；开通共青团中央微博，共青团系统微博认证总数超过12.8万个，数量居全国政务系统微博第一…….积极建设针对新媒体从业青年的工作机构。团中央扎实推进中国青少年新媒体协会筹建工作，部分省份团组织成立了新媒体工作中心，加强对新媒体引导青年工作的研究指导，加强对新媒体从业青年的联系和服务。”

随后2015年中的“群团工作会议”，规格之高、力度之大也是近十几年来罕见的，足见习政权对青年和共青团工作的重视，将其提升到应对颜色革命、党国存亡、和树立领袖核心的战略高度，并通过所谓《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作为共青团转型指针。以培养新青年、占领新媒体阵地为主旨的“小粉红”运动至此可谓俨然成型。

几乎同时，与普京 Nashi运动惊人的相似，2015年7月中国以相同的DDoS手法 拥塞式攻击了Telegram服务器，作为抓捕“709”人权律师群体的策应行动。这个背景下，那些由各级团委动员、占领百度贴吧和微博的“小粉红”群体，也是在这一背景下被微博网友识别并命名。

虽然共青团拥有四千万成员，但是能够召集、并且具有行动能力的只有大学校园青年，他们是“小粉红”的主体，也是最体制化、最容易被学生运动样式所动员的，如1998-2001年间被组织参与反美示威所证明的。这次小粉红的脸书攻势，也具有鲜明的校园色彩，攻势只维持了约一周即告结束，因为各高校的寒假正式开始，小粉红们也无心恋战。

只是，处在新媒体攻势和反腐压力下的团派，同样面临相当大的边缘化压力，共青团组织内部从上到下危机感严重，习－李（源潮）之间策略盟友的关系并不稳固，小粉红脸书攻势的前后即受到王岐山主导纪律部门“贵族化、娱乐化”的批评便是证明，亟需以激进手段表示效忠。

2016年1月15至16日，李源潮再次主持召开了团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抛出了一份《共青团网络新媒体工作三年发展规划》，吹响了小粉红的集结号。16日这一天，也是台湾选举的投票日。中国版的Nashi运动终于在国家副主席的亲自指挥下，一场给国内最高领袖做政治效忠表演、检阅既有新媒体建设和团工作转型的大规模拥塞行动，便正式启动。

虽然理论上，笔者在数年前率先提出了新媒体时代政党政治转向社运化的假说，无论奥巴马还是普京，都善于利用新媒体和社会运动样式进行动员，但是，当中国的威权主义政党亦步亦趋也开始这一转型时，其现实的迷惑性和复杂性很大程度上会遮蔽新的理论，忘记了独裁者善于学习的教条。

以至于，面对“小粉红”现象，惊慌失措高呼狼来了有，盲目乐观静待其转变者有，更多的是嘲讽和失语。须知，嘲讽和谩骂绝不是战斗！右倾失败主义和盲目乐观主义也不足取。重要的，是从独裁者的经验路径中寻找答案和应对。

习近平政权正以俄为师建立一个新的超级威权，俄罗斯的经验、模式和困境也正是我们今天可能从容了解、学习的。

从Nashi到小粉红，从最近几年俄罗斯Nashi运动的分裂、退缩，到更为保守的东正教青年团体、全俄父母大会、甚至“哥萨克”等都已冲上前台，他们更好斗、更富意识形态侵略性，我们不必对“小粉红”大惊小怪，能做的也许只是，期待下一波更为凶猛的变种。

（白信，政治学博士，社会运动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