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孔誥烽：消滅傳統再保衛傳統？新界政治巨變的轉捩點

1月，新界原居民的「套丁」爭議越鬧越大。新界鄉紳指套丁是他們的「傳統權益」，不容侵犯，有鄉紳更威脅會暴動。套丁的做法，源自新界原居民的丁權，而丁權政策，則來自1970年代香港政府急速開發新界新市鎮的需要，這已經有很多論者論及。

英國將香港殖民地拓展到新界地區之後，20世紀初曾聲言會保存新界傳統風俗。在1926年成立的鄉議局，也是以保衛新界傳統風俗為宗旨。但如我們仔細考察新界的政治發展，便會發現香港政府的新界政策和鄉議局在1950年代曾發生巨變，在此之後，無論在政府抑或在鄉議局，「保存新界傳統風俗」已名存實亡，剩下的便只有在「傳統」名義下進行的土地發展利益分配。

20世紀初新界的「土地革命」

香港地區在英國殖民之前屬於廣州府新安縣。漢人宗族遷入，可以追朔到宋朝進來的鄧族。和元明時期相繼遷入的侯、彭、廖、文族，形成以鄧族爲首的五大族。他們在現今的新界地區西北部元朗平原一帶定居，該處土地肥沃。他們作爲先來者，擁有整個新安地區土地的擁有權（即「地骨」權）和紅契。新安縣政府官員，也盡是這些大族的成員。清代開始客家籍農民大舉遷入。他們只能在新界東南部土地較貧瘠的多山地區立村，也只能擁有土地的租佃權（即「地皮」權）和白契，須向擁有地骨權的大族繳納地租，經常被欺壓。

1898年英國租借新界99年，大族擔心殖民政府會打擊他們原有的政治經濟霸權，於是動員鄉勇武裝反抗，於1899年英國人在大埔舉行主權移交升旗儀式時突襲英軍。英軍反擊，幾天便經林村谷抵達元朗平原，攻入叛軍的指揮中心鄧族吉慶圍。反抗被完全瓦解之後，殖民政府便在屏山山頂建立警署，震懾鄧族。

跟着港府進行土地登記，命鄉民將田契拿到政府換取新地契。在登記過程中，政府將紅契與白契一視同仁，換為單一地契。這讓本來只擁有地皮權的佃農成爲土地的絕對擁有者，讓大族失去對他們徵租的權利。這無疑是一場靜默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

舊鄉議局：反發展抗爭者

大族爲了維持其剩餘影響力，在1926年成立鄉議局，向殖民政府爭取保留新界原有傳統風俗。在二戰（1939－1945）前，政府視新界為港九港口與中國的緩衝，沒有剝奪其經濟資源的需要，所以除了修建九廣鐵路之外，都沒有對新界的社會經濟作太多介入。

二戰後，特別是中共建政決定不收回香港之後，香港政府面對迅速膨脹的人口，便要開始利用新界的空間輔助香港長遠發展。發展荃灣等新市鎮、興建水庫、通過建立漁農合作社和蔬菜統營處推動漁農業，都令政府對新界的介入大增。

1950年代，政府推動的新界發展遇到鄉議局與因爲徵地而生活被毀的基層鄉民激烈反抗。例如1957年政府爲了開路拆毀一座鄧族祠堂，引起2000鄉民與警察對峙，差點變成暴動。最後政府讓步允許保留建築物，衝突才得到平息。政府在1950年代建造大欖涌水塘，因爲需要大規模遷徙當地村落和改變河道，也引發村民爭取「不遷不拆」的持久抗爭。當時政府的内部報告，點名批評鄉議局經常在背後煽動村民暴力抵抗。

傳統反英大族與保生計反發展的草根鄉民合流，使鄉議局變成一個反政府反發展的抗爭組織。根據警隊政治部的解封密檔，鄉議局内更有成員一直暗通中共，在局内發展親北京勢力。面對此一事態，香港政府便着手扶植支持發展和親政府的鄉郊力量，重塑鄉議局。

新鄉議局：收地發展機器

1945年之後，香港政府將新界地區分成28區，每區建立一個由各村村代表組成的鄉委會，作爲政府與村民溝通的中介。當時鄉議局爲了避免被這個鄉委會架構邊緣化，在1950年將鄉委會成員納入爲鄉議局成員。由於大族地區人強馬壯，所以仍能在此架構下保持對組織的控制。

隨着荃灣等新市鎮迅速發展，當地鄉委會經常從政府處提早知悉各項發展計劃，因而獲得巨大利益。來自這些地區的鄉議局成員，便慢慢發展成支持收地發展、力量日長的親政府派系，與反政府的傳統大族衝突日增。當時政府内部將鄉議局内，傾向反政府與反發展的力量稱作「元朗派」，將親政府與支持發展的力量稱作「荃灣派」。

在1950年代，兩派在激烈鬥爭下輪流把持鄉議局。元朗派努力在鄉議局通過，支持各地鄉民反政府徵地的議案與行動；荃灣派則極力抵制。兩派更不斷嘗試改組鄉議局會章，使自己的人馬獲得更大影響力。到了1957年，政府頒布《社團（修訂）條例》，要求鄉議局與其他社團一樣依照條例向政府登記。元朗派認爲登記如同讓政府直接控制鄉議局，阻止鄉議局登記。政府掌握這一機會，宣布鄉議局為非法組織，並火速通過《鄉議局條例》，着令鄉紳在條例下重建鄉議局。

1959年，荃灣派與政府商議多時後，向政府登記重建鄉議局。在新架構之下，政府委任的新界太平紳士將在執委會享有當然席位。各區村代表能進入執委會的數目，則與各區人口比例掛鈎。這個安排，確保親政府與來自急速都市化地區的荃灣派人馬能夠穩控鄉議局。在未有別的選擇下重新加入鄉議局的元朗派，只好成爲局内永遠的反對派。

在這次重組之後，鄉議局的性質起了根本變化，與政府和地產商連成一氣，組成一台推動以金錢利益換地的市場化發展機器。本來爭取保留新界風俗與農耕生活方式的真正傳統聲音，則被邊緣化，最後消失殆盡。在這個消滅傳統的發展同盟下的利益分配，幾十年來被説成是原居民的「傳統權益」，可說是香港歷史最黑色的幽默。

伸延閲讀：

Stephen Chiu and Ho-fung Hung. 1999. “State Building and Rural Stability” Ngo Tak-Wing. Ed. Hong Kong’s History: State and Society Under Colonial Rul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