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年初一的騷亂，右翼本土氣勢再上升。他們當然無法撼動建制派的支持者。因此，右翼本土的冒起，挫敗感最大的是泛民，和包括自由派到左翼在內的泛社運力量。有關右翼本土冒起的原因，由社會結構到傳訊技巧，大家都可以找到。但我覺得有一點是較少人討論的，就是右翼本土本身其實也是泛民和泛社運有意無意催生出來的產物。
恐中恐共：泛民到本土派的繼承
右翼本土號稱「本土派」。他們強調中港區隔，以「香港人」身分認同那種優越感和與之相關的不安感作為動員工具。有的甚至不介意搞族群鬥爭，以至是用帶有明顯歧視、排外色彩的語言。
但事實上，經常被「本土派」痛罵的泛民，過去二十多三十年來，其實也是一路主張中港區隔，也是以香港人的身分認同作為動員工具。說到底，恐共恐中的情緒始終是泛民的最大本錢。民主法治這些普世價值，在不少市民眼中只不過是維持中港區隔的工具，而非要實踐的目標。
泛民和右翼本土不同的是，其領袖和群眾多數仍有着中華民族認同。雖然看不起大陸人的心態難免，但要將這種感受，化成為全面的族群鬥爭以至是歧視，對中產知識分子主導的泛民來說不可能做到。於是，當泛民路線爭取不到真普選，當泛民路線不能夠維持原有的中港區隔，本來是泛民本錢的恐共恐中情緒，就變成了右翼本土的最大本錢。
再加上新生代的中華國族意識不強（甚至全無），當網上輿論將香港人的優越感，甚至對大陸人的排斥，變成政治正確時，恐共恐中意識就不再以民主運動的形式，而是通過族群鬥爭的方式體現了。
「本土」溯源：「左膠」的碼頭運動
今天的「本土派」代表了右翼的政治光譜，也是諷刺。因為最先祭出「本土」招牌的，其實是今天被抹黑成「左膠」的社運派。零六、零七年間的保護天星、皇后碼頭運動，可說是近年「本土」運動的開端。社運派的「本土」開放多元，與今天右翼本土口中的「本土」完全是兩回事。但恐共恐中的意識，早就植根於香港社會，最後「本土」招牌無法由非右翼的社運派主導其內容，實在是意料之內。
天星、皇后到反高鐵，往往被視為年輕一代的運動。「世代政治」、「八十後」這兩個詞語曾經紅極一時。保衛皇后碼頭運動時，支持「八十後」的梁文道（1970年生）寫了一封給林鄭月娥（時任發展局長，1957年生）的公開信，在網上傳誦一時。該信標題是「時間站在我們這邊」，而結尾是這樣的：「再見了，那老舊世代的世界觀與價值觀。時間，始終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
破舊立新：社運世代的輪迴
這句話可謂道出了往後社會運動的一大特色：打倒舊思潮和想法，由新世代取而代之，就是正確的方向。於是顛覆舊泛民的處事方式和抗爭手法，就成為了青年人社運的一面主要旗幟。衝鐵馬、堵路、佔領不但為香港市民擴闊了抗爭行動手法的想像，也顛覆了以往泛民「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路線，也將「年輕」、「新」確立成為政治正確的符號，與「舊」一代劃清界線。
極為諷刺的是，這種強調「新」的社運很快又變成「舊」。多次由社運界領導／協調的大型動員，被認為沒有效果（就算反國教科運動逼使梁振英政府做了重大妥協，但奇怪的是，很多人仍然覺得它是失敗收場），而社運界的中堅分子基於包括策略考量等因素，對提昇抗爭行動的激烈程度有所保留時（這很可能是不少所謂「勇武者」很快就要面對的難題），時間就不再站在主流社運界這邊了。
於是主流社運界不能再自稱自己走在時代的前線。例如名稱中包括「青年」和「新」的新政黨「青年新政」，就不屬於主流的社運陣營。而上文引述梁文道對林鄭月娥所寫那句說話，很可能就是今天崇尚「勇武」的青年，想向主流社運界想講的話。
被右翼夾殺的泛民
換句話說，右翼本土其實是揉合了反對陣營兩大力量的元素：恐共恐中的意識（泛民），和強調破舊立新的形態（近年的青年社運）。這不但是右翼本土能快速冒起的原因，而且也是為何泛民和泛社運界，無法有效回擊右翼本土的主因之一。畢竟在右翼本土身上，其實也有泛民自己的影子；右翼本土甚至可能是自己路線的繼承者。
現在泛民和泛社運面對的難題是，它們的兩大神主牌都已被右翼本土奪走。另一方面，中共早已走上威權資本主義道路，又同時靠國族主義維持中央政權的認受性（在大陸經濟蕭條時，這更可能是中共的救命草），這其實也是另一種右翼的力量。兩股右翼夾擊下，泛民和泛社運系統的生存空間面臨極大的危機。
由初一起到現在，非右翼本土的反對力量，似乎將論述焦點放在策略、手法問題上，和右翼本土抗衡。但這條路大概只能「止蝕」和穩住基本盤。如果要在兩股右翼夾殺下重振旗鼓，奪回反對運動的領導權，泛民和泛社運力量所需要的，是冒着中短期進一步被忽視的風險，重新建立自己的路線和招牌，以求建立新的群眾基礎，甚至是從右翼本土將群眾搶回來。
（李峻嶸，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講師，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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