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年初一的骚乱，右翼本土气势再上升。他们当然无法撼动建制派的支持者。因此，右翼本土的冒起，挫败感最大的是泛民，和包括自由派到左翼在内的泛社运力量。有关右翼本土冒起的原因，由社会结构到传讯技巧，大家都可以找到。但我觉得有一点是较少人讨论的，就是右翼本土本身其实也是泛民和泛社运有意无意催生出来的产物。
恐中恐共：泛民到本土派的继承
右翼本土号称“本土派”。他们强调中港区隔，以“香港人”身分认同那种优越感和与之相关的不安感作为动员工具。有的甚至不介意搞族群斗争，以至是用带有明显歧视、排外色彩的语言。
但事实上，经常被“本土派”痛骂的泛民，过去二十多三十年来，其实也是一路主张中港区隔，也是以香港人的身分认同作为动员工具。说到底，恐共恐中的情绪始终是泛民的最大本钱。民主法治这些普世价值，在不少市民眼中只不过是维持中港区隔的工具，而非要实践的目标。
泛民和右翼本土不同的是，其领袖和群众多数仍有着中华民族认同。虽然看不起大陆人的心态难免，但要将这种感受，化成为全面的族群斗争以至是歧视，对中产知识分子主导的泛民来说不可能做到。于是，当泛民路线争取不到真普选，当泛民路线不能够维持原有的中港区隔，本来是泛民本钱的恐共恐中情绪，就变成了右翼本土的最大本钱。
再加上新生代的中华国族意识不强（甚至全无），当网上舆论将香港人的优越感，甚至对大陆人的排斥，变成政治正确时，恐共恐中意识就不再以民主运动的形式，而是通过族群斗争的方式体现了。
“本土”溯源：“左胶”的码头运动
今天的“本土派”代表了右翼的政治光谱，也是讽刺。因为最先祭出“本土”招牌的，其实是今天被抹黑成“左胶”的社运派。零六、零七年间的保护天星、皇后码头运动，可说是近年“本土”运动的开端。社运派的“本土”开放多元，与今天右翼本土口中的“本土”完全是两回事。但恐共恐中的意识，早就植根于香港社会，最后“本土”招牌无法由非右翼的社运派主导其内容，实在是意料之内。
天星、皇后到反高铁，往往被视为年轻一代的运动。“世代政治”、“八十后”这两个词语曾经红极一时。保卫皇后码头运动时，支持“八十后”的梁文道（1970年生）写了一封给林郑月娥（时任发展局长，1957年生）的公开信，在网上传诵一时。该信标题是“时间站在我们这边”，而结尾是这样的：“再见了，那老旧世代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时间，始终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破旧立新：社运世代的轮回
这句话可谓道出了往后社会运动的一大特色：打倒旧思潮和想法，由新世代取而代之，就是正确的方向。于是颠覆旧泛民的处事方式和抗争手法，就成为了青年人社运的一面主要旗帜。冲铁马、堵路、占领不但为香港市民扩阔了抗争行动手法的想像，也颠覆了以往泛民“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路线，也将“年轻”、“新”确立成为政治正确的符号，与“旧”一代划清界线。
极为讽刺的是，这种强调“新”的社运很快又变成“旧”。多次由社运界领导／协调的大型动员，被认为没有效果（就算反国教科运动逼使梁振英政府做了重大妥协，但奇怪的是，很多人仍然觉得它是失败收场），而社运界的中坚分子基于包括策略考量等因素，对提升抗争行动的激烈程度有所保留时（这很可能是不少所谓“勇武者”很快就要面对的难题），时间就不再站在主流社运界这边了。
于是主流社运界不能再自称自己走在时代的前线。例如名称中包括“青年”和“新”的新政党“青年新政”，就不属于主流的社运阵营。而上文引述梁文道对林郑月娥所写那句说话，很可能就是今天崇尚“勇武”的青年，想向主流社运界想讲的话。
被右翼夹杀的泛民
换句话说，右翼本土其实是揉合了反对阵营两大力量的元素：恐共恐中的意识（泛民），和强调破旧立新的形态（近年的青年社运）。这不但是右翼本土能快速冒起的原因，而且也是为何泛民和泛社运界，无法有效回击右翼本土的主因之一。毕竟在右翼本土身上，其实也有泛民自己的影子；右翼本土甚至可能是自己路线的继承者。
现在泛民和泛社运面对的难题是，它们的两大神主牌都已被右翼本土夺走。另一方面，中共早已走上威权资本主义道路，又同时靠国族主义维持中央政权的认受性（在大陆经济萧条时，这更可能是中共的救命草），这其实也是另一种右翼的力量。两股右翼夹击下，泛民和泛社运系统的生存空间面临极大的危机。
由初一起到现在，非右翼本土的反对力量，似乎将论述焦点放在策略、手法问题上，和右翼本土抗衡。但这条路大概只能“止蚀”和稳住基本盘。如果要在两股右翼夹杀下重振旗鼓，夺回反对运动的领导权，泛民和泛社运力量所需要的，是冒着中短期进一步被忽视的风险，重新建立自己的路线和招牌，以求建立新的群众基础，甚至是从右翼本土将群众抢回来。
（李峻嵘，理工大学香港专上学院讲师，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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