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年大年初一旺角黑夜的激烈警民衝突過後，梁振英為首的特區政府馬上把事件定性為「暴亂」，民間社會的焦點則在於：香港社會制度處處維護既得利益，年輕一代在缺乏出路之下，是否從此走向激烈抗爭的不歸路？旺角黑夜的觸發點──小販在街道上擺賣的權利──則變得無關痛癢。
小販能否在街頭擺賣其實涉及嚴肅和重要的「空間政治」，而這個課題在香港社會甚少被關注，更遑論深入探討。這種現象十分奇怪，畢竟土地是香港最珍貴的資源，香港土地應怎樣使用，是典型的空間政治議題。如此重要的議題卻竟然缺乏討論，說明香港的根本問題，是無論政府或民間，對香港的認知嚴重滯後於實際狀況。
旺角黑夜激烈警民衝突過後，事件的導火線成了死灰，激烈衝突成了問題所在。但新年假期過後，香港社會要面對高鐵項目嚴重超支，政府向財委會要求增加撥款；高鐵項目涉及的恰好也是空間政治。其他棘手問題，如東北發展或新界原居民的丁權和丁屋政策等，全是典型的空間政治議題。旺角黑夜激烈衝突的畫面或許令人震驚，但小販在街道上擺賣的空間政治，才是香港社會的主要矛盾。
港英時代的無牌小販
在港英年代，無牌的流動小販雖然處於社會邊緣，但直至1997年中國大陸收回香港的前幾年，其在香港街頭仍隨處可見。英國人深明小販是香港社會最底層的人，他／她們願意自食其力，對政府而言，是免除一筆重大負擔。況且在英治的年代，地產商的影響力還是有限，港英政府對無牌流動小販往往能彈性處理；不像後九七年代，特區政府往往被地產商牽着鼻子走。
直到中國大陸和英國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後，英國訂下光榮撤退的計劃。當時預計到了1997年7月1日，會有大量外國遊客湧到香港，見證史無前例的主權移交。英國的光榮撤退要顯得體面，具體措施就是要香港街道顯得整齊清潔。
由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港英政府推行了幾項重要措施，務求令香港的城市面貌煥然一新。最重要的是成立「土地發展公司」，加快香港市區重建速度。同樣重要的是利誘牌檔的持牌者交還牌照，換取一筆不錯的現款，以及開始嚴厲執法，掃蕩無牌流動小販。
因此，今日市區街道上罕見小販擺賣，就如法治或言論自由、專上學府院校自主等，全是拜英國人所賜。
九七後的小販政策
按理九七之後成立的特區政府，毫無必要繼續英國殖民統治者的做法。只可惜後九七年代的不少措施都有違常理，特區政府不但沒有放寬小販政策，還把專責小販事務的一般事務管理隊，正名為小販管理隊。
九七後的特區政府繼承的不只是英國殖民者的做法，而是根本繼承其思維；把港英年代的土地發展公司升格為「市區重建局」，是最好的證明。英國人為體面撤退，要讓全港街道整齊清潔，令人耳目一新；特區政府則像為了證明英國人做到的，特區政府會做得更好。
不過英國人起碼明白小販自食其力，對社會有貢獻；但特區政府卻是全面打壓，只有在亞洲金融危機出現後，面對巨大財政赤字，才一度責令食環署放寬對無牌流動小販的執法。對比殖民統治者，後九七年代的特區政府，名義上是「港人治港」，但說到體察民情則反不及前者，實在是莫大諷刺。
小販的社會價值
小販自食其力，除了減輕政府照顧弱勢社群的負擔，還有不少社會效益。小販是社會底層人士，能在街頭擺賣表示多了一條出路，不一定局限於清潔、保安等低薪工種。而由於多了一條出路，低薪工種的勞動市場會有利於勞方，這些工種的薪金便不至太低，有利社會改善貧富縣殊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容許小販自食其力，社會上最底層的人也可以有尊嚴地生活，更何況街頭擺賣一方面擴闊小販的社交網絡，另一方面又掌握了工作節奏，對需要照顧家庭的婦女而言實在是魚與熊掌，兩兼得。
容許小販自食其力，亦能替社會保有傳統食藝，並間接鼓勵社會底層發揮創意。很多婦女都懂得製作缽仔糕、白糖榚、糯米糍等傳統食品，雖然這些食品不難在店舖買到，但買到的無非來自食品工場。後者用的是一套工業生產的方式，只要求達到某些最低標準便可；由婦女們親自做的食品則出自匠人之手，工多藝熟，當然無法相提並論！
工業生產的方式十分固定，除非有重大誘因，否則不會輕易改變。匠人的做法則靈活得多，甚至匠心獨運，發揮無限創意。創意不一定要像梁振英那種狹隘的想法，要成立特別的部門，由一班官僚來推動。創意可以來自任何人，恰好是小販的創意，香港社會才會有雞蛋仔、夾餅這類烘焙而成的食品。
總括而言，容許小販在街頭擺賣，尤其是擺賣自製的熟食，產生的社會效益多不勝數。脫離群眾、視野狹窄的特區政府當然無法理解。
小販權對社會民主的意義
香港的社會運動以至民主運動，因此更須着力爭取恢復小販發牌，讓小販重新在香港的街道上擺賣。此舉一方面是延續社會運動關顧弱勢的優良傳統；另一方面也是民主運動的新戰場──爭取恢復小販發牌，讓小販重新在香港的街道上擺賣，從空間政治的角度而言，就是要讓社會上最底層的人士，參與塑造香港的街道景觀，是另一種民主參與。
猶記得2012年的特首選舉，當時仍為民主黨黨主席的何俊仁代表泛民參與，他參選的口號是「反對地產霸權」，但卻沒有提出任何具體措施。猴年年初一，旺角爆發警民衝突的同時，屯門良景邨發生「領展」聘請的管理公司的「管理員」，粗暴干預不在領展商場範圍內擺賣的小販，事件充分說明小販削弱地產商的能力。要抗衡地產霸權，爭取恢復小販發牌，讓小販重新在香港的街道上擺賣，比起任何舉動更有力。
旺角黑夜的激烈警民衝𥤮過後，不少論者提出和平、非暴力的抗爭方式是否不合時宜，因為不再為年輕一代接納云云。但小販問題不是激烈的抗爭便能解決，在旺角激烈衝突的年輕人，不可能同時出現在屯門良景邨。只有具說服力的小販政策倡議，才可以爭取恢復小販發牌，讓小販重新在香港街道上擺賣。另一方面，爭取恢復小販發牌，讓小販重新在香港的街道上擺賣，涉及的是空間政治，完全是香港內部的事，北京無權插手。
社會運動的空間轉向
雨傘運動過後，不少參與者感到徒勞無功、一事無成而灰心沮喪。其實雨傘運動的結果說明，香港的社會運動以至民主運動都必須調整，而調整的方向則是作出「空間轉向」。
雨傘運動以佔領街道作為手段，要求否決8．31的人大框架，但否決人大決議是史無前例的，否決8．31的人大框架有如改變歷史；同樣，要中共政權容許香港落實真普選，也屬改變歷史。雨傘運動無法改變歷史，但卻成功佔領香港三處最繁忙的街頭長達79日。在空間政治的角度，此舉意義重大，只是仍沒有人嘗試說明當中的意義。
改變歷史，或許以現時香港社會的凝聚力並不容易，但改變香港的空間，卻是綽綽有餘。如果說雨傘運動失敗，那是因為運動沒有留意到空間政治，把注意力完全放在改變歷史。須知中資機構正大舉進軍香港的地產市場，空間的戰場絕對不能忽略；在這個戰場上，香港社會起碼享有地利的優勢，更何況有小販這些社會上最底層的人作為戰友。
空間切割的政治
有關空間，坊間有一重大誤解，經常聽到政府官員說「有空間」或「沒有空間」，現實上是根本不可能沒有空間──沒有空間，全部人都被壓平。問題是空間必定有其間格，就如「公民廣場」原本沒有圍欄，市民可以自由進出，政府後來在沒有任何解釋下，加設圍欄，讓原本可以自由進出的地方成為禁地。誰能決定這種空間的切割，就是政治。
又例如香港有不少號稱「公共空間」的地方，但不是由私人企業管理，便是被私人企業霸佔。俗稱「棚仔」的深水埗欽州街布匹市場，最近被食環署清拆，騰出的空間又是興建包括大型商場的高樓大廈，這也是市建局的指定動作。類似的空間問題多不勝數。
香港社會的力量或許還不足以改變歷史，但正視香港的空間格局，爭取保留像「棚仔」這裏百分百屬於香港本土的事物，和改變香港各種不合理的空間間格，卻絕對可能。這方面議題完全是本土議題，正好是近年冒起的本土主義所當關心。特別是中資機構正大舉進軍香港的地產市場，不要忽略其殺傷力。「領展」的教訓實在刻骨銘心，昔日的「喜帖街」變成現今庸俗不堪，販賣歐陸風情的住宅項目「囍匯」，更令人慘不忍睹。這一切都是忽略空間政治的後果，這一切也是聲稱「本土派」人士的當務之急。
「和平、非暴力」或「勇武抗爭」是假的選擇，應要討論的是：有什麼事情，即使是激烈衝突也在所不惜。年初一的激烈衝突因小販而起，但衝突過後，小販的問題卻無人過問。因為衝突而面臨牢獄的年輕人白白犠牲，除了可能要在獄中渡過漫長歲月，他們還要負上「暴徒」惡名。本土主義的倡議者除了排斥外來者，或空泛地說香港優先，更須具體地說明，哪些本土議題值得本土主義的追隨者犧牲小我。改變歷史的大議題，即使犧牲小我，也不見得能完成大我；但介入空間政治，卻是我們做的到的！
（馬國明，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座副教授、香港文化人、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