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年大年初一旺角黑夜的激烈警民冲突过后，梁振英为首的特区政府马上把事件定性为“暴乱”，民间社会的焦点则在于：香港社会制度处处维护既得利益，年轻一代在缺乏出路之下，是否从此走向激烈抗争的不归路？旺角黑夜的触发点──小贩在街道上摆卖的权利──则变得无关痛痒。
小贩能否在街头摆卖其实涉及严肃和重要的“空间政治”，而这个课题在香港社会甚少被关注，更遑论深入探讨。这种现象十分奇怪，毕竟土地是香港最珍贵的资源，香港土地应怎样使用，是典型的空间政治议题。如此重要的议题却竟然缺乏讨论，说明香港的根本问题，是无论政府或民间，对香港的认知严重滞后于实际状况。
旺角黑夜激烈警民冲突过后，事件的导火线成了死灰，激烈冲突成了问题所在。但新年假期过后，香港社会要面对高铁项目严重超支，政府向财委会要求增加拨款；高铁项目涉及的恰好也是空间政治。其他棘手问题，如东北发展或新界原居民的丁权和丁屋政策等，全是典型的空间政治议题。旺角黑夜激烈冲突的画面或许令人震惊，但小贩在街道上摆卖的空间政治，才是香港社会的主要矛盾。
港英时代的无牌小贩
在港英年代，无牌的流动小贩虽然处于社会边缘，但直至1997年中国大陆收回香港的前几年，其在香港街头仍随处可见。英国人深明小贩是香港社会最底层的人，他／她们愿意自食其力，对政府而言，是免除一笔重大负担。况且在英治的年代，地产商的影响力还是有限，港英政府对无牌流动小贩往往能弹性处理；不像后九七年代，特区政府往往被地产商牵着鼻子走。
直到中国大陆和英国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后，英国订下光荣撤退的计划。当时预计到了1997年7月1日，会有大量外国游客涌到香港，见证史无前例的主权移交。英国的光荣撤退要显得体面，具体措施就是要香港街道显得整齐清洁。
由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港英政府推行了几项重要措施，务求令香港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最重要的是成立“土地发展公司”，加快香港市区重建速度。同样重要的是利诱牌档的持牌者交还牌照，换取一笔不错的现款，以及开始严厉执法，扫荡无牌流动小贩。
因此，今日市区街道上罕见小贩摆卖，就如法治或言论自由、专上学府院校自主等，全是拜英国人所赐。
九七后的小贩政策
按理九七之后成立的特区政府，毫无必要继续英国殖民统治者的做法。只可惜后九七年代的不少措施都有违常理，特区政府不但没有放宽小贩政策，还把专责小贩事务的一般事务管理队，正名为小贩管理队。
九七后的特区政府继承的不只是英国殖民者的做法，而是根本继承其思维；把港英年代的土地发展公司升格为“市区重建局”，是最好的证明。英国人为体面撤退，要让全港街道整齐清洁，令人耳目一新；特区政府则像为了证明英国人做到的，特区政府会做得更好。
不过英国人起码明白小贩自食其力，对社会有贡献；但特区政府却是全面打压，只有在亚洲金融危机出现后，面对巨大财政赤字，才一度责令食环署放宽对无牌流动小贩的执法。对比殖民统治者，后九七年代的特区政府，名义上是“港人治港”，但说到体察民情则反不及前者，实在是莫大讽刺。
小贩的社会价值
小贩自食其力，除了减轻政府照顾弱势社群的负担，还有不少社会效益。小贩是社会底层人士，能在街头摆卖表示多了一条出路，不一定局限于清洁、保安等低薪工种。而由于多了一条出路，低薪工种的劳动市场会有利于劳方，这些工种的薪金便不至太低，有利社会改善贫富县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容许小贩自食其力，社会上最底层的人也可以有尊严地生活，更何况街头摆卖一方面扩阔小贩的社交网络，另一方面又掌握了工作节奏，对需要照顾家庭的妇女而言实在是鱼与熊掌，两兼得。
容许小贩自食其力，亦能替社会保有传统食艺，并间接鼓励社会底层发挥创意。很多妇女都懂得制作钵仔糕、白糖榚、糯米糍等传统食品，虽然这些食品不难在店舖买到，但买到的无非来自食品工场。后者用的是一套工业生产的方式，只要求达到某些最低标准便可；由妇女们亲自做的食品则出自匠人之手，工多艺熟，当然无法相提并论！
工业生产的方式十分固定，除非有重大诱因，否则不会轻易改变。匠人的做法则灵活得多，甚至匠心独运，发挥无限创意。创意不一定要像梁振英那种狭隘的想法，要成立特别的部门，由一班官僚来推动。创意可以来自任何人，恰好是小贩的创意，香港社会才会有鸡蛋仔、夹饼这类烘焙而成的食品。
总括而言，容许小贩在街头摆卖，尤其是摆卖自制的熟食，产生的社会效益多不胜数。脱离群众、视野狭窄的特区政府当然无法理解。
小贩权对社会民主的意义
香港的社会运动以至民主运动，因此更须着力争取恢复小贩发牌，让小贩重新在香港的街道上摆卖。此举一方面是延续社会运动关顾弱势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也是民主运动的新战场──争取恢复小贩发牌，让小贩重新在香港的街道上摆卖，从空间政治的角度而言，就是要让社会上最底层的人士，参与塑造香港的街道景观，是另一种民主参与。
犹记得2012年的特首选举，当时仍为民主党党主席的何俊仁代表泛民参与，他参选的口号是“反对地产霸权”，但却没有提出任何具体措施。猴年年初一，旺角爆发警民冲突的同时，屯门良景邨发生“领展”聘请的管理公司的“管理员”，粗暴干预不在领展商场范围内摆卖的小贩，事件充分说明小贩削弱地产商的能力。要抗衡地产霸权，争取恢复小贩发牌，让小贩重新在香港的街道上摆卖，比起任何举动更有力。
旺角黑夜的激烈警民冲𥤮过后，不少论者提出和平、非暴力的抗争方式是否不合时宜，因为不再为年轻一代接纳云云。但小贩问题不是激烈的抗争便能解决，在旺角激烈冲突的年轻人，不可能同时出现在屯门良景邨。只有具说服力的小贩政策倡议，才可以争取恢复小贩发牌，让小贩重新在香港街道上摆卖。另一方面，争取恢复小贩发牌，让小贩重新在香港的街道上摆卖，涉及的是空间政治，完全是香港内部的事，北京无权插手。
社会运动的空间转向
雨伞运动过后，不少参与者感到徒劳无功、一事无成而灰心沮丧。其实雨伞运动的结果说明，香港的社会运动以至民主运动都必须调整，而调整的方向则是作出“空间转向”。
雨伞运动以占领街道作为手段，要求否决8．31的人大框架，但否决人大决议是史无前例的，否决8．31的人大框架有如改变历史；同样，要中共政权容许香港落实真普选，也属改变历史。雨伞运动无法改变历史，但却成功占领香港三处最繁忙的街头长达79日。在空间政治的角度，此举意义重大，只是仍没有人尝试说明当中的意义。
改变历史，或许以现时香港社会的凝聚力并不容易，但改变香港的空间，却是绰绰有余。如果说雨伞运动失败，那是因为运动没有留意到空间政治，把注意力完全放在改变历史。须知中资机构正大举进军香港的地产市场，空间的战场绝对不能忽略；在这个战场上，香港社会起码享有地利的优势，更何况有小贩这些社会上最底层的人作为战友。
空间切割的政治
有关空间，坊间有一重大误解，经常听到政府官员说“有空间”或“没有空间”，现实上是根本不可能没有空间──没有空间，全部人都被压平。问题是空间必定有其间格，就如“公民广场”原本没有围栏，市民可以自由进出，政府后来在没有任何解释下，加设围栏，让原本可以自由进出的地方成为禁地。谁能决定这种空间的切割，就是政治。
又例如香港有不少号称“公共空间”的地方，但不是由私人企业管理，便是被私人企业霸占。俗称“棚仔”的深水埗钦州街布匹市场，最近被食环署清拆，腾出的空间又是兴建包括大型商场的高楼大厦，这也是市建局的指定动作。类似的空间问题多不胜数。
香港社会的力量或许还不足以改变历史，但正视香港的空间格局，争取保留像“棚仔”这里百分百属于香港本土的事物，和改变香港各种不合理的空间间格，却绝对可能。这方面议题完全是本土议题，正好是近年冒起的本土主义所当关心。特别是中资机构正大举进军香港的地产市场，不要忽略其杀伤力。“领展”的教训实在刻骨铭心，昔日的“喜帖街”变成现今庸俗不堪，贩卖欧陆风情的住宅项目“囍汇”，更令人惨不忍睹。这一切都是忽略空间政治的后果，这一切也是声称“本土派”人士的当务之急。
“和平、非暴力”或“勇武抗争”是假的选择，应要讨论的是：有什么事情，即使是激烈冲突也在所不惜。年初一的激烈冲突因小贩而起，但冲突过后，小贩的问题却无人过问。因为冲突而面临牢狱的年轻人白白犠牲，除了可能要在狱中渡过漫长岁月，他们还要负上“暴徒”恶名。本土主义的倡议者除了排斥外来者，或空泛地说香港优先，更须具体地说明，哪些本土议题值得本土主义的追随者牺牲小我。改变历史的大议题，即使牺牲小我，也不见得能完成大我；但介入空间政治，却是我们做的到的！
（马国明，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客座副教授、香港文化人、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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