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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過去:一場戰爭,兩個男人,五萬張唱片

如果現在回去西貢,我只想去唐人街,找到我家老房子,敲敲門。希望打開門的人,是十五歲的我,然後什麼都沒發生⋯⋯


越南華裔Paul。攝 : Billy H.C. Kwok/端傳媒

1972年,西貢

自1957年在西貢唐人街出生起,15歲的Paul從來沒有去過唐人街以外的地方。整個童年都在戰爭中度過,那時戰火未有全面波及西貢,家和學校才是最安全的地方,出外旅遊無異於玩火。

在西貢,年齡超過18歲的少年,成日躲在家裏,逃避兵役。政府和警察熟知這些弱者反抗的招數,頻頻在半夜破屋搜索,或在街上攔截足齡男孩,要求檢查身份。不幸被捉到的人,被送去新兵訓練營,準備奔赴前線;也有家庭賄賂警察,要回自己的孩子。

18歲,是西貢家庭心頭的陰影。除非孩子患有嚴重眼疾,或是能通過菁英等級考試,才能躲過此劫。然而,考試以越南語進行,對Paul這樣的華人子弟來說,難上加難。

「到我15歲,媽媽才意識到我應該學學越南語,但已經太晚了。在唐人街,根本不需要說越南話,我和家人、朋友從來都是講廣東話,那就是個『小中國』。」

另一條路是偷渡。對來自廣東的富裕華人家庭來說,湊齊一筆數目,把孩子託付給信賴的人運去香港,和遠親匯合,遠比困在每況愈下的西貢安全。Paul的舅舅已在香港定居,有正經營生,投奔他沒錯。

母親開始安排偷渡細節,年少的Paul則和朋友過起最後的逍遙日子。越來越多的美國軍人和顧問進駐西貢,還有隨之而來的各種慈善組織,這些白色面孔是Paul記憶中西貢的日常:「我們幾個兄弟每天無所事事,就在陽台上盯著美國大兵;有時候在街上閒逛,不經意也會學到他們怎麼說話。」

他尤其喜歡嬉皮文化,從慈善組織低價買到二手牛仔褲和襯衫,其中有美國原產的李維斯(Levi’s)。「當時我們能買到美國搖滾樂手穿的那種風格,甚至能穿得像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清水合唱樂隊)吉他手一樣。」

他的英文是那時自學的,教材是越南美軍廣播網(AFVN)為美國大兵播放的流行音樂。想要聽電台也需一番折騰,因為調頻收音機對越南人來說是違禁物品。Paul有個朋友搞到一台,小夥伴們成天耗在收音機旁,從海灘男孩(Beach Boys)聽到投機者樂團(The Ventures),邊聽邊查字典,嘗試理解唱得究竟什麼意思。Paul家還有台黑白電視機,每週三、四,他可以收看美軍廣播網電視台播放的《蝙蝠俠》連續劇。

華人重視教育,願意付出略高學費讓孩子進好一點的學校學習英文。有時,美國大兵會來學校教英文。「他們穿著軍裝進教室,就把槍,M16,放在牆角。」在被美國文化符號包圍的生活中,Paul越來越好奇美國人光顧的酒吧是什麼樣子,也想剪個大兵的髮型,最愛和玩搖滾樂的同學一起偷聽黑市上買來的台灣翻版唱片。他從跳蚤市場上買來的美國貨更多,從《花花公子》、《閣樓》到哈雷機車(chopper),五花八門。

西貢,在Paul的記憶裏大半是快樂、新奇和冒險,那是孩子的「小美國」。可童年不得不結束,戰爭逼近,陰影膨脹變大,最後吞噬整個西貢。

1973年,16歲的Paul遵循慣例加入社區民兵組織,分到一挺步槍,這是入伍前的熱身階段。

我當時覺得好玩,記得跟上百個民兵一起學怎麼洗槍,教我們的人只會說越南話,我其實都沒聽懂。——現在想起來只覺得後怕,那時候我根本不懂怎麼用槍

Paul

1983年,香港

說到香港最窮的地方,總能看到深水埗的名字。其實在香港開埠早期,這裏因為地處鐵路和渡輪交通的中心,反倒是熙熙攘攘的繁華商業區。由於鄰近新界,歷次逃港浪潮之中,深水埗也是大量吸收內地移民的核心區域。1950到1980年代香港輕工業發展高峰期間,深水埗人口不斷增加,以滿足此處開設的紡織業、五金業工廠的勞力需求。

深水埗中心最熱鬧的鴨寮街一直是跳蚤市場聖地,從雜貨零件到廉價電子產品,幾十塊錢可以滿載而歸。1980年代,鴨寮街上有個人稱「鬍鬚仔」的嬉皮士,風雨無阻販售二手唱片。這位戴巴拿馬草帽,留長髮和鬍鬚的年輕人,和其他小販的區別,大概是他浪漫主義經營策略:以碟養碟,不求盈利。

鬍鬚仔家在攤檔旁唐樓頂層的樓梯間,兩萬港幣買來的一個「單位」:上有屋頂,下可擺床鋪。可他很少回家睡覺,只把生活必需品和換洗衣服存在那裏。白天黑夜都睡在鴨寮街頭,為的是守護幾百張唱片。

起初我只有200張唱片,一邊賣,一邊收,200變成400,變成600,變成800,後來實在太多太重,無法搬上搬下,我索性就睡在街上,這樣幾好,我喜歡嬉皮生活。

Paul

鬍鬚仔當然就是越南華人阿Paul,西貢淪陷前幾個月,他的父親花費五塊金條,送他搭上逃去香港的漁船,輾轉流徙,最後成功登陸,進入一個「到處是廣告牌,是彩色電視機,五光十色」的香港。那是越南船民大規模到來之前的香港,管治疏鬆,Paul並不費力找到舅父,又在越南華裔圈中謀得工作。但他自由散漫的性格,做不成朝九晚五的工作,無論是零售店還是參觀。幾年間存下的錢,最後只夠買一個睡覺的地方。身無長物,他就在鴨寮街賣起最後的財產:黑膠唱片。

那時的香港經濟富庶,消費主義盛行,人們不斷買買買的同時,也不斷扔扔扔。路邊常能見到功能完好的家用電器、傢俱、衣物,也有Paul感興趣的唱片和磁帶。「我每每看到品質良好的唱片被當作垃圾亂丟,就會心痛,自然而然就去收,感覺就是被人遺棄的文化,我來保存。」

他沒有電話,也沒有傳呼機,如果有人要買碟,或是要出售存貨,只要來鴨寮街找他就行,24小時都在,他形容自己是牛仔,守護的並非牲畜,而是一堆堆碟片。說起那些年,他蠻自豪,可也耿耿於懷風言風語。因為特殊的生活方式和形象,他被路人罵過神經病,罵過像馬騮(廣東話「猴子」),也有人故意毀壞他的攤檔。這些遭遇讓他對香港始終有負面印象,「香港是保守的,不能接受嬉皮士,不能接受不愛錢的人。」

可他來了就沒有走,在魚龍混雜的深水埗生出根,攤檔一搬再搬,鄰居始終是小販、露天牙醫、低檔上海菜館老闆、賣廢紙的老太太,還有站街女郎。

2005年,波士頓

直到打理行李時,Andrew Guthrie還是沒能完全相信自己要移居香港。他是土生土長的波士頓人,喜歡開一針見血的諷刺笑話。很難定義他是個什麼人,他教過攝影、開過畫展,有段時間專職裱畫,1980年代混跡在紐約的地下藝術圈裏。事實上,他最喜歡開著音樂坐在房中的沙發裏,一個下午什麼也不做。

收拾完衣物,他決定要帶些唱片去香港。他當然有CD播放機,電腦上也有七八個播放器。可黑膠唱片對他來說是記憶載體,可以提醒他他的過去,過去的空間,空間裏的那些人與事。

Andrew和阿Paul是同一代人,家裏也有哥哥弟弟。他的哥哥就是Paul口中的美國大兵,曾經在西貢服役,因為對於政府宣傳和戰地真相出入過大,在回波士頓休假期間向媒體爆料,算是當年市內風雲人物。對於越戰,Andrew和更多美國人一樣,是通過二手信息和媒體再現接觸的。他生性安靜,倒沒有像其他男孩那樣對武器和戰鬥充滿好奇與嚮往,可也不停向哥哥打聽在東南亞雨林中的見聞。

Paul在越南看到的電影,聽到的音樂,的確和Andrew同步,甚至Andrew在麻州也曾因著好奇心去聽越南美軍廣播網的節目。成長的年月正是美國反戰、性解放、搖滾樂等反主流文化高漲的時代。這一生人,每說到要去亞洲,從沒想到目的地是香港。「我想,很多和我同齡的美國人都有越南情結,如果可以,都想去胡志明市看看,到底是什麼樣。」

Andrew Guthrie在深水埗鴨寮街街檔找唱片。攝 : Billy H.C. Kwok/端傳媒

在香港,他受聘於一所藝術院校,兼職教授攝影。起初他住在港島天后中產社區,覺得始終和香港人隔著一層,平日工作生活,均用英文溝通,講話內容也多和業務有關。這種離地的生活讓人覺得空虛又不實在。於是他開始嘗試其他進入香港的方式。

城市裏有些特定的空間會給陌生來客熟悉的撫慰。視人而定,可以是書店、影院、球場、公園,甚至有時7-11、麥當勞、星巴克類的連鎖店也能讓你在異鄉感覺抓到了什麼穩固的東西,可以依靠。於Andrew,那是唱片店,販賣音樂的地方。

樂迷有自己的信息網,通常是一張唱片串起幾個人,一個人串起幾個地方。Andrew記不清經歷了多少張唱片和多少個人,最終他發現自己站在人來人往的鴨寮街,手中捏著別人寫給他的地址,視線跳過街中央的手機套攤販,尋找對的號碼牌。

那是小唐樓的第五層,一切都舊和擁擠,店門口堆著紙皮箱,敲門半晌才有人應。額上紮著彩色頭巾的小個子華人探出半個腦袋,說:「請等等,過五分鐘開店。」於是他在門外等,隱約聽到門內悉悉索索的聲音。

門打開,他還是吃了一驚,從地到天花板,這哪裏是店,明明是唱片貨倉。五六百呎的小空間,中心是一疊疊唱片,齊膝高,然後向四圍蔓延,越堆越高,牆的臨近是唱片築起的新牆。

中間那片唱片中有個彩色播放器,「只要你想,Paul就會播你喜歡的音樂,不買也行。」沒人點播,Paul就放自己愛聽的。房間後面連著他的小小臥室,他不愛出門,真真正正「活在音樂裏」。2003年,他結束了街頭擺攤的生活,用存到的錢租下這裏,又在屯門租了一個小倉庫,終於有足夠空間存放上萬張唱片。

這是近三十年的收藏結果,當然仍然有唱片被買走,又有新的流進來。說是應有盡有,絕不誇張,最奇妙是,這些寶貝擺在一起,似乎沒有任何聯繫。山口百惠旁邊也許是柬埔寨民樂,馮寶寶後面藏著朋克樂隊。「都在我腦子裏,我不需要目錄,也不需要標籤。」Paul平平淡淡解釋,在他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Andrew初初來總要挑戰這聽上去過於自信的宣傳,但幾次三番之後,不得不信——哪怕他給的線索不是樂手的名字,不是專輯的曲目,而是封面設計的一個細節,或是歌詞提到的某個地方,甚至五六秒的旋律,Paul都點點頭,埋身碟堆,輕快準確,撿出藏在記憶裏多年不見的碟片。

這個「找唱片」的遊戲玩膩了,Andrew開始和Paul搭訕,也和進出的顧客隨便聊聊。「我真得很怕他介意我是美國人,對我們這一代來說,越戰的惡夢實在太深刻。」

可只說了幾句,兩人就發現雖遠隔萬里,他們的童年聽得是同樣的歌,穿著同樣的衣服。慢慢的,這爿店成了Andrew經常出沒的地方,聽音樂,挑唱片,或是什麼也不做,打發時間。

Paul的英文帶香港口音,足夠好,講話每有詩意,可他並不愛說,只喜歡不斷提及對他意義深刻的人生瞬間,比如某日在西貢學校經歷的轟炸,某晚在街上被香港路上侮辱的辛酸。Andrew卻對這個瘦小頑固的嬉皮士生出無數好奇,幾年裏耐心無窮地細細地問,靜靜地聽,想要梳理出大概。

Paul的唱片店內堆放了各類型的唱片。攝 : Billy H.C. Kwok/端傳媒

2015年,回到過去

XXX,是香港一家地下俱樂部的正式名字。內裏囂張的俱樂部,外表卻低調到隱形。星期五的晚上,乘坐港鐵到上環,永樂街舊樓地面那層,定神看,五金店舊鐵皮招牌下,小傢俬店旁,小小一扇門,頂上尋常幾何圖案般兩道橫線加「XXX」,那就是當晚活動的所在。

這個地庫單位除洗手間外完全打通,燈光設計花了額外心思,打開來,螢光般射在金屬表面的吧台桌椅,頭頂上是香港特有裸露在外的各種水泥管道,一派後現代風格。XXX常辦live house,大多是電子音和DJ打碟,燈光動起來,和外面完全是兩個世界。

這一晚的XXX,是Andrew近年來策劃的音樂活動「Pitch Your Culture」的舉辦地。這個小小的音樂論壇在香港各個奇怪角落不定期舉行,每次會有五六個人,根據主題,選擇音樂給大家播放,然後解釋為什麼選這首歌。和學術討論以及業界宣傳完全不同,每次的主題都很私人主觀,比如「記憶中的第一支歌」、「你的城市」、「最討厭的歌曲」,講到最後都是人生故事,大到新加坡的少數族裔政治,小到和父母的情感疏離。

這次的主題就是「Paul的唱片店」,講的人有Paul,有Andrew,還有更多在Paul的店裏淘碟的人。那天也是Andrew新書《Paul的唱片店》的另類新書發佈會。號稱足不出戶,討厭社交的Paul,看起來蠻震驚會來那麼多人。他認真打扮,穿著黑色皮夾克靦腆聽著別人口中的自己。

有幾個日本黑膠發燒友搶到話筒問:「你為什麼喜歡黑膠唱片?」

問題不免泛泛,答者卻格外動情:「黑膠是有記憶的,對我來說就是七十年代。你們看,時間不會停流一直在變,在變,可是點開唱片,有音樂,也有後來添上的雜音,對我來說就是七十年代。我的唱片店就是我自己的博物館,裏面有我記憶中所有珍貴的東西。」

我很好奇他對於凝固時光的這種執著,問他來香港之後有沒有回去西貢——現在叫胡志明市了當然,有沒有去過美國,如果有,是否情感曾經有波動。Paul先說美國,他賣碟攢到錢,即刻飛去紐約,然後租車直上胡士托,那是他心裏的聖地。他沒有提起在那裏看到了什麼,卻不停強調,在去的路上車裏沒有音樂可放,「但是沒關係,我在腦裏放,都在腦裏。」

越南他從沒有回去過。他的家人後來移民去了加拿大,胡志明市還有幾個親戚。「我作夢都在西貢的街上,和我的哥哥閒逛,我們唱歌,騎摩托。如果現在回去西貢,我只想去唐人街,找到我家的老房子——如果還在,敲敲門⋯⋯希望打開門的人,是十五歲的我,然後什麼都沒發生,只有音樂,沒有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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