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二香港因為警察掃蕩小販發生衝突事件。我自己對於香港不算了解，不想輕率發表言論，但關於「小販可以發言嗎？」的爭論，確實值得探討。日前《端傳媒》上一篇《小販作為他者──被忽略的自我表述》，指出我們應該正視小販的觀點，這是重要的。但該文提到史碧華克（Spivak）的《從屬者可以發言嗎？》一文，聲稱 Spivak 反對知識分子為底層或從屬者代言，卻是誤會了。
Spivak 的《從屬者可以發言嗎？》從1988年發表至今，已經過了四分之一世紀，卻依然引起各種誤解。比較常見的誤解是認為， Spivak 否定了從屬者發言的能力與效力；以為她主張知識份子不應該代言，則是另一種誤解。事實上，Spivak 一直以來想避開的正是這兩個極端。從屬者如果不能發言，那是因為整體結構，欠缺讓他們的發言有效的制度條件，而不是由於他們任何內在的欠缺。知識分子如果不宜僭越發言權，那是因為更重要的是協助建立，讓從屬者可以有效發言的條件。而這些條件之一，必然也包括了知識分子投入，更適切地描繪與呈現從屬者或邊緣群體。
所謂的「代言」，在中文的語境裏很容易落入單面向的陷阱。Spivak引述馬克思《霧月十八》指出 Darstellung 和 Vertretung 的差別，前者主要是「加以呈現與描繪」，後者則有「代表或代言」的意味。兩者緊密相關，但也存在重要區分。如果混為一談，就會有操弄與僭越的危險。英文 representation 同時包含了上述雙重意思，一方面是政治上的代言，一方面是藝術上的描繪。以中文語境來說，「呈現」一詞比較可以同時包含其中的雙重意義。也就是說，知識分子確實不必執著於所謂的「代言」，也無法充分代表從屬者，但這絕非意味着，你可以卸除政治與倫理上的責任，甚或空口說白話地宣稱：他們可以自己發言，誰都無法替代。
生命確實無法替代，沒有人可以為誰去活，也沒有人可以為誰去說，但對世界的呈現是多樣而紛雜的。有時候，我們確實必須為他者而活，我們必須為他者而行動與言說。透過各種形式，在各種場域中，廣義的知識分子或任何掌握發言權，以及種種呈現材料和管道者，都有倫理責任去進行更適切的描繪，去挑戰既存社會圖象中的盲點。
當然，所有的社會行動者都可以發聲，也都持續在發聲，以文字和語言，或以更多其他豐富的材料在進行，包括他們自己的身體與舉措。身體的力量是巨大的，有些沉默足以刺穿耳膜。關鍵因此不在於從屬者可以發言嗎，而是他們的發言會被聽見嗎？就算被聽見，會被視為有效而必須正視的發言行動嗎？亦即，會被掌握思想與物質資源的人認真看待嗎？同樣重要的是，有多少主流與支配的力量，正在不遺餘力打壓、抹殺與扭曲，底層社會存在用生命書寫的發言行動？我們該如何面對這些打壓的力量？我們如何可以不讓自己成為這些打壓的力量？
所有的存在處境都同時包含了異質的發言位置。每個發言位置，都建立在活生生的經驗和體現的生命樣態。我們固然希望肯定從屬者、邊緣者或被支配者的能動力，但這絕非隨心所欲或心存善念就足以達成。我們必須充分思考發言行動所涉及的複雜歷史脈絡和社會條件，並願意並確實投入心力去加以改變。 Spivak 在晚近作品中把能動力（agency）定義為「制度上有效的行動」（institutionally validated action），並不是因為她獨尊所謂體制內的力量，而是為了強調唯有確實投入改造制度條件的行動中，才能讓主流社會正視各種邊緣的發言行動。
「呈現」的雙重意義因此同時涉及了思想和社會批判，其中的倫理分際唯有在行動中才能得到暫時的解答，這就是一種行動的雙面刃。換言之，沒有任何抽象的理論可以告訴知識分子或任何人該不該能不能去為誰「代言」，或是「呈現」什麼時候會不小心變成「代言」，而「代言」什麼時候會不小心變成「僭越」。所有行動的層次都包含了一定的陷阱與風險，這是生命基本的原則，但你並不會也不能因此就不去活。同樣的原則適用於行動，正因為有風險，唯有冒險可以化解。這也是 Spivak 不斷強調「持續批判」的原因所在。
實際上，「代表」政治的侷限並不限於知識分子的代言，也包括那些開始為自己發聲的行動者。當人們開始為自己發聲或行動，透過種種社會抗議運動，他們所爭的並不是更好或更正確的呈現或代表，而是在地的、具體的、現實的、突擊的、串聯的生活鬥爭。知識分子的角色並非一成不變，也不是某種價值真空的漂浮存在，而必然涉及整個知識權力體制對知識分子、專家、專業人士的收編，以及如何抵抗的問題。
這是一個發聲管道不斷增生、收編管道也不斷擴充的社會，所謂知識分子和底層民眾之間的界線和關係，也沒有那麼清楚明白。甚至，有時候，我們必須主動去模糊這樣的界線，用行動去重建不同社會存在之間的關係，以及更多跨越界線的發聲管道。所有掌握發聲資源者都同時也肩負了某種責任，在不斷商榷世界的意義當中行動與活着。
沒有標準答案，生命與行動皆然。
（張君玫，東吳大學社會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