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台大震，美日中國與新加坡等都曾表達，願意派遣救援隊來台協助，馬總統卻只責成行政院與地方政府「審慎評估」。此言一出，引起網路上一陣撻伐，有網友嗆聲「人命關天，你還評估個X啊！」
我理解許多人救人心切；然而，救災現場不是人越多越好。依我過去實際參與救災的經驗，以及近年對災害應變的研究，在接受國際救援之前，需要從以下幾個方向考量：
災難現場特性與需求
首先，是否邀請國外團隊加入救援，最根本的考量是「災區現場需求」。本次南台大震震倒11座建築，但在第一天的搶救後，主要救援現場只剩維冠大樓一處；雖然新聞不斷報導，但畢竟不同 921大地震那時的滿目瘡痍。
維冠現場空間有限、場址脆弱。現場群聚着來自全台各縣市救援團隊，還有軍方部隊、民間社團義工，幾乎填滿能操作的救援空間。在這種狀況下，人力顯然不是主要需求。除非現場需要台灣調不到的特殊器材，或需要特殊專家，才可能需要國外支援。
況且，更多團隊加入也代表着，現場指揮官必須抽調人員，向其簡報現場狀況與搜索進度，安排進出動線，溝通彼此作法與相關戰術。美國的相關研究曾指出（註一）：當災害應變行動中這類額外訪客增加，又不能相對應地增加應變中心（Emergency Operation Center, EOC）的空間與人力，減低接待訪客對現場應變的衝擊，終將造成災害應變人員的負擔。
跨國團隊的溝通協調
其次，倘若判斷有尋求外援的需求，還需要考慮現場跨國團隊「溝通」的問題，這涉及兩層障礙：第一層是「語言」。外籍團隊要救災，除非懂中文，否則最少要有一名翻譯隨隊作業。這位通譯最好懂得災害應變與操作，還要能忍受災區的惡劣環境、屍體殘肢，無經驗者可能承受不了這種心理壓力，人選並不好找。
第二層是「專業溝通標準」。救災不管是輪班上陣的交接，或是不同團隊的協調，都涉及大量專業資訊溝通，當中不免涉及各種專業術語跟符碼。由於台灣並未加入聯合國的國際搜救指導聯盟（ISRAG, International Search and Rescue Advisory Group），溝通方式不見得能與跨國團隊同步。例如現場為避免重複搜索，已完成搜索的區塊必須標示，並在指揮站旁的地圖註明。這些標示方式與符號在國際有通用作法，但以我六年前在台灣消防體系服務的經驗，台灣並未同步（註二）。
跨國救援的前期評估
最後，就算現場有需求，也解決溝通的問題，真正請它國派遣救援隊前，還是需要評估。
救災是團隊作戰，無法由雜牌軍上場；想參與國際救援的國家，必須派出一支可以獨立作業的團隊。因此對於跨國救援團隊需要那些器材，要有哪些專家，要具備哪些能力，聯合國都有完整的規範。去年尼泊爾發生震災，台灣社會熱議要派隊伍協助救災時，我便曾撰文指出：赴尼救災除了救災必備器材外，還需準備食物飲水，並自備盥洗與浴廁設施。
一般而言，國際上派遣救助隊前，會有先遣隊前往災區勘查，評估需要哪些器材與專家，並與災區政府溝通後。例如日本救難隊就先遣調查團抵台南勘查，評估是否派團來台灣。
作為對照，南韓有三位救難隊員自費搭機來台，結果在高雄小港機場到處問人怎麼去災區，又遇上交通大亂，沒車可前往災害現場。我感謝這三位隊員的熱心，但須指出：不管他們本身能力再好，專業知識再足，也必須融入現場操作環境，使用現有器材；如果語言又不通，對救災幫助不大，還可能造成麻煩。
中央與地方的角色
從以上三點可知，馬英九的「審慎評估」說，實有所本。不過最根本的，我也要指出：台南大震是否接受國際援助，也不該是馬英九說了算。
台灣《直轄市自治法》中，明定災害防救屬於地方政府自治的範疇。中央部會（如外交部或內政部等）在接受國外救災團隊之前，必須尊重地方的需求。因此，是否邀請外國救難團隊來台協助，最重要的是現場指揮官賴清德的判斷；倘若賴清德判斷有需求，才輪得到中央去評估，其所可能涉及的外交、國防等議題。
這幾年國內救災人員能力已有提升。如倒塌建築物的支撐與破壞，搜索及救援，已有許多縣市的救難隊員，至新加坡、美國，及日本等地受訓。在這種情況之下，與其讓平時沒有共同救災默契的國際隊伍投入現場，還不如思考，如何更有效地運用本國各地支援，說同樣語言，使用同一套救災體系的團隊。如此不但能減輕現場指揮官，協調整合不同團體的負荷，也能增加台灣各縣市不同團體間，協同救災的能力與經驗，強化面對未來大型災害的應變能力。
註一：Perry, R. (1995).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ty emergency operation center.” Journal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Vol. 4 (5), pp.37-41.
註二：國際搜救指導聯盟出版的應變手冊，第93至10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