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燕 | 作家，曾出版《上海的風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葉》、《上海的紅顏遺事》等作品，新作《蓮生與阿玉》。
人們漫遊，跟隨着書中1904年的猶太人布魯姆。
漫遊也是失去根和土地的猶太人最有象徵性的思想方式與生活方式吧。現在從全世界各處來的人們跟着布魯姆遊蕩，人們心中這種認同，大約就是當年的海德格爾最害怕歐洲發生的事，也是作為海德堡大學的校長最終從世界觀上認同希特勒政治的思想根源。海德格爾認為，猶太人的這種失根的感受，會隨着工業化的過程成為世界性的思潮，這種抹煞地域性的普世思潮最終會導致一種全球統一化的精神和價值觀，這種抹殺了民族與地域特色的全球性，會摧毀本來豐富多彩的世界。
沐浴在都柏林初夏溫暖涼爽的陽光裏，因為海德格爾，我想到喬伊斯與葉芝在思想上最大的分歧，也許不是個性上的浪漫與現實，而是喬伊斯始終站在布魯姆一邊，而葉芝終身將愛爾蘭人的凱爾特精神當成精神故鄉。喬伊斯是現代的，葉芝在價值認同上是農耕社會的。
世界到了2013年，滿世界的喬迷已經各有各自的失根，如猶太人和喬伊斯。但都柏林卻因此獲得一種富有地方特色的傳統，都柏林城因此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尤利西斯大城，比鼓崖附近的愛爾蘭傳統神話之地有過之而無不及。
喬伊斯始終站在布魯姆一邊，而葉芝終身將愛爾蘭人的凱爾特精神當成精神故鄉。喬伊斯是現代的，葉芝在價值認同上是農耕社會的。
人們按照《尤利西斯》第十章裏描寫的人物裝束打扮起來，在喬治王北街出發，繞過墨綠色鐵皮的拉白奧蒂冰激凌車，向瑪麗街出發──這是漫遊的最經典路線。
路上有位花白頭髮的老婦人穿着淺色長裙，戴着一頂燈心草編織起來的扁草帽，用一根大卡子固定在發髻上的那種。她正招呼一對雙胞胎外孫，兩個長得一模一樣的小男孩，他們穿着兩件相同式樣的水兵領上裝，二十世紀初的校服式樣，都帶着簇新的白色便帽，正在爬喬伊斯中心門口一人高的鑄鐵柵欄。要是和書裏遇見康米神父的三個放學小男孩對應起來，他們兩個顯得年齡太小。喬治王街的坡上，幾個年輕人在陰影裏擺開全套小樂隊的家什，正在表演爵士樂。年輕人穿着黑衣褲，有早些年少年中流行的哥特氣質。我想了一下昨天在沙灣見到的亮閃閃的懷錶鍊子，康米神父的懷錶，還有神父路遇的放學少年，比起放學少年，如今演奏音樂的年輕人顯得非常敏銳與細膩，好像 U2 的歌曲。
雖然櫃台裏還有黑色的血腸和紅色的肉腸買，但白色的肉腸已經消失了，現在的愛爾蘭人不需要那種不是純肉的軟腸子，人們覺得那軟綿綿，好像果凍般易碎的肉腸讓人惡心。
一位穿着灰藍色短大衣的中年男人走在我前頭。陽光透過他頭上草編的禮帽，在他滾了綢邊的後領上和肩膀上撒下許多細碎的光點。他的裝束有點像書裏描寫的舞蹈老師，也配了一條淡紫色的緊腿褲。但腳上配了一雙看上去很像科羅拉多人喜歡穿的牛仔靴子，有很多亮閃閃大頭釘的那種。這靴子顯然是他對第十章描寫的創新。他後背看上去還真沒什麼中年人腰肋處軟乎乎的贅肉，是個保養良好，嚴於克己的人。我們前後腳相跟着經過一家鮮肉鋪，是那種傳統的肉鋪，擦得乾乾淨淨的地上鋪着黑白兩色瓷磚，好像棋盤一樣。隔着玻璃門，能看見櫃台裏排列着整整齊齊的生肉，牛的各個部位都已經分解開來，標着不同的價錢。淡紅色的生肉中間很應景地放着幾對已經清理好了的腰子，比較大的是牛腰子，比較小，而且顏色也略深的是羊腰子。肉鋪子不可能一絲不苟地經營過去物質匱乏的年代，雖然櫃台裏還有黑色的血腸和紅色的肉腸買，但白色的肉腸已經消失了，現在的愛爾蘭人不需要那種不是純肉的軟腸子，人們覺得那軟綿綿，好像果凍般易碎的肉腸讓人惡心。
然後我路過一個酒館，繞過它攔在人行道上的黑鐵柵欄時，看到柵欄上方竪起的尖角上，被人倒插了一支褐色的空啤酒瓶，紅色的酒標乍一看好像紅燈一樣。任何時候都有無所事事的男人倚靠在酒館外面的磚牆上，令人不舒服地張望着行人。愛爾蘭的酒館裏還是一大早就擠滿了喝酒的本地男人，在科克碼頭旁邊的酒館裏，甚至高威海邊的酒館裏都是這樣。倫敦德裏城裏的酒館更是這樣。經歷了用土豆釀燒酒的過去，人們似乎都遺傳了好酒量。
在亨利街的一座大廈牆上釘了一塊圓形的紀念牌，紀念喬伊斯早年在這裏投資茶葉進出口商號。當然這是作家早年失敗的幾樁生意中的一樁。6月16日的太陽照耀之處，一個穿了白色蕾絲長裙的年輕女人慢慢經過，她亞麻色的長髮在兩鬢各自款了起來，形成兩個發髻，好似照片上的諾拉。她的同伴也梳着與她相似的髮型，但穿着紫色平絨的齊腰短外套，和灰藍色的薄呢長裙。在我看來，她們身上唯一不合適的地方就是單肩女式背包，1904年的女士們用背包的嗎？那似乎是一種現代職業女性式的裝備。背包的細帶子拉歪了她肩上的蕾絲布，整條長裙在她身上就有點擰着，不安寧。6月16日，在芬氏旅館的紅磚牆外與喬伊斯一見鍾情的諾拉小姐，當年是這樣向瑪麗街走去的嗎？站在喬伊斯的角度想想，似乎這樣的形象太獨立與自私了。
有人握着一朵雛菊，花朵在細長的枝條上搖晃個不停，好像沙灣昨天的雛菊一樣，這些女孩是康米神父祝福過的，幽會的女孩嗎？「輕飄飄的裙子。」
奧康納大街的格萊沙姆酒店門口停着一輛冰激凌車，穿無領襯衣的年輕人和戴藍色寬沿草帽的年輕女子正在旁邊吃冰激凌。他們的朋友站在一邊談笑，他有一身喬伊斯打扮，窄沿黑緞帶的男式草帽，一套淺色條紋亞麻布便裝，淡黃色的馬甲，後背一定是由一塊淡金色的綢子做面子的老式樣。眼鏡，手裏握着一隻煙鬥，散髮出維也納煙絲甜絲絲的氣味。這家酒店是布魯姆前去參加葬禮時，在馬車上路過的酒店，也是《死者》中的主要人物加布埃爾和格麗塔晚上下榻的酒店。
意識流作家打開時空與意識世界的時候，似乎需要一個現實世界作為零坐標，作為鎮紙，作為單反相機裏，鏡頭後面的那面小鏡子。
站在冰激凌車旁邊遠遠望向右邊，帕奈爾紀念碑就在盡頭了。紀念碑前狹長的空地上正有一隊書迷小組松松地圍攏在一起，聽另一位金髮嚮導朗讀書中的段落。那裏還有一個戴有面紗的女帽的中年婦人，莊重地站在金髮嚮導身邊，微垂着頭諦聽着，看上去非常像一位來自美國中西部的中學文學教師，打扮卻是按照康米神父在街上第一個遇到的議員夫人來的。
這天，作家的作品與他所在的城市那種互相營養，相映不朽的關係，在都柏林得到最直觀的體現。喬伊斯與他創造並描寫的世界，無形的精神世界與有形的地理世界融會貫通，早已逝去的時光與靠文字創造出來的人物在新舊斑駁的城市裏栩栩如生。二十世紀初的意識流作家似乎總是充分理解自己的意識流動與真實存在的地理世界之間有不容忽視的聯繫，福克納和他筆下的小鎮，卡夫卡與他家小巷外的山頂城堡都是這樣。意識流作家打開時空與意識世界的時候，似乎需要一個現實世界作為零坐標，作為鎮紙，作為單反相機裏，鏡頭後面的那面小鏡子。
現在呆板附庸的喬學家會引用喬伊斯的話，來證明他其實熱愛都柏林。喬伊斯說過，如果有一日都柏林被炸毀，人們將可以根據他作品中對都柏林的諸多描寫分毫不差地重建它。但在我看來，這種結果更像一種意識流的寫作風格：精准寫實外部世界，為描繪人物心靈世界裏無時不在的意識流動提供了足夠巨大的空間，好似一條遼闊的河床，意識在其中奔流不已，但總也不會泛濫成災，不會淹沒讀者的理解力。
與其說喬伊斯是為了愛都柏林而寫，不如說他為讓從奧德修斯到布魯姆的豐富人類歷史，讓愛爾蘭七百年殖民以來形成的豐富民族性，讓十幾種歐洲語言與典故承載的隱喻與多義有足夠大的空間無限互文，無限生義。無限互文，無限生義是他這樣的作家對自己將要流芳百世的作品至上的期待。他也許沒那麼在乎都柏林，他更在乎自己創造的天書。
他們似乎是在都柏林重溫布魯姆想過什麼，但是，其實他們自己的生活此刻正在都柏林的街道上閃爍不停，如浮在水波上的光亮……
這一百多年來，意識流總是被人們定義為打通了現實與內心的界限，為文學尋得另一維的自由空間，但我看來，這種打破，正是以同時對地理世界有尺一般精准的現實描繪為手段的。這是寫作手法上的技術性工作。
那些漫遊的人們，穿着1904年書裏人物衣衫的人們，吃了一肚子書中早餐和冰激凌的人們，身體在街道上東游西蕩，心靈在意識中追波逐浪。他們似乎是在都柏林重溫布魯姆想過什麼，但是，其實他們自己的生活此刻正在都柏林的街道上閃爍不停，如浮在水波上的光亮──他們的腦子裏想到了多少自己，他們各自過去和現在，在散步中再現於陌生城市的街道樹蔭下。此處咖啡的香氣，大西洋島國初夏爛漫的草木香，與自己小時候在家鄉夏天一盤除蟲菊蚊香的氣味勾連一處，意識流就能給與讀者這樣漫遊的可能性。
在眺望搖曳不定的雛菊的時候，我意識到原來自己的寫作可以上朔至此。
而像我這樣的中國作家，十九歲時開始接受意識流的創作手法，就如接受整個失而復得的世界那般，無條件接受，在6月16日的都柏林街頭，更是漫遊在自己對喜愛的意識流寫作手法之中。
這種寫作手法，在都柏林是伊塞克街和喬治教堂，圓堡和格拉夫頓街的古老商店，穿白色蕾絲長裙的年輕女人和透過草帽縫隙的縷縷陽光，以及洶湧的心理世界。在我寫作的上海故事裏，是洶湧的歷史與現實層層疊加在人物靜默的心靈世界中，以及外灘那座綠色塔頂的1929年的摩天樓和堤岸上的陳毅市長銅像，匯豐銀行大樓門庭裏的海事時代馬賽克壁畫和四爪雪亮的英國獅像，是西洋畫先驅顏文樑故居的玻璃櫃角落裏，一隻二十世紀初來自蘇州老家的蘋果，他母親臨終前給他的最後一隻蘋果。顏文樑一直隨身帶着，直至自己去世。
在眺望搖曳不定的雛菊的時候，我意識到原來自己的寫作可以上朔至此。
真是榮幸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