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初的金球獎上，里安納度·狄卡比奥將影帝的榮譽分享給了全世界的原住民，他說：「是時候讓我們聽到你們的聲音，為了下一代保護這個星球（ It is time that we heard your voice and protected this planet for future generations. ）」。
原住民的聲音常被被忽略，幸好還有電影，幫我們記住易想起的畫面。台灣，美國，荷蘭⋯⋯很多國家都有自己的國際民族誌影展，而中國也有獨立導演花費數年時間紀錄所謂「少數民族」的聲音。這裏列出七部電影分別道出他們的反抗及迷茫。
太陽的孩子
2015年獲得金馬獎最佳電影原創歌曲的《太陽的孩子》或許最適合做開場。本片由漢人鄭有傑，和阿美族人勒嘎‧舒米( Lekal Sumi )合作導演，是台灣第一部描繪當代原住民生活的劇情片。
在都市工作的 Panay 為了照顧重病的父親回到部落，發現曾經的臨海梯田，已經荒草叢生，到處插着「售」的牌子。她帶領族人修復水渠，重新開始耕種。
電影引用了過去幾年在台灣原住民身上發生的各種荒誕事情。政府推說搞丟文件，將族人的土地收歸公有；開發商不遵守承諾，派怪手搗毀未收成的莊稼地等。用真實發生的事情來建構故事，或許是因為導演們想盡力還原阿美族的處境。但也許是為了面向更多的觀眾，也有聲音認為這部影片，雖然呈現了各種阻礙，但解決得過於草率，簡化了原住民遇到的困難。
禿鷹之血（ Yawar Mallku ）
影片由兩條主線交叉進行。這邊廂，部落頭領 Ignacio 發現美國的和平部隊偷偷地為當地婦女做絕育手術。他起來反抗卻反遭不測。另一邊廂，他在都市中生活的弟弟設法為他籌錢，負擔他們根本支付不起的輸血費。唯一可以救 Ignacio 的醫生沉浸在醫學論壇的自我表彰裏。Ignacio 死後弟弟氣憤不已，回到部落，帶領族人揭竿而起。
這部1969年的玻利維亞影片與《太陽的孩子》相似，都是講原住民自己站起來保衛家園的故事，其影響之大，甚至在1971年逼走了美國的和平部隊。
影片的演員全部是當地的原住民，拍攝場地也是他們自己的家。為了得到拍攝許可，導演豪爾赫·聖西內斯（ Jorge Sanjinés ）根據當地傳統占卜問神，成為一段佳話。然而也有人質疑影片為何不採用當時原住民真實受到壓迫的例子，而採用虛構的故事。縱使影片看起來非常真實，但是否可以代表原住民的聲音就不得而知了。
藥頭少女大逃殺（ Rhymes for Young Ghouls ）
影片的場景設定在1970年代的加拿大 Mi’kmaq 印第安保護區。那時的法律規定每個原住民孩子都要去寄宿學校，而關於學校虐待孩子的傳言從未停止過。女孩 Aila 靠賣大麻賺錢賄賂學校校長，逃避上學。一直在獄中的父親出來後非常不認同她的生存方式，在和父親，社群的關係中，她掙扎着尋找自我。
電影裏充斥着大麻，酒精和情色，這些似乎就是那個年代人們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影片卻用搖滾式誇張，叛逆的美學告訴人們，頹廢是被剝削了傳統後的無法自處，而「復仇」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尋找自我的手段。
導演 Jeff Barnaby 本身就是 Mi’kmaq 人，他曾在採訪中說他討厭電影裏的原住民不是壞人就是在抗議，用貧困來吸引眼球，這是在用意識形態磨滅人性。他希望展現出原住民個體酷酷的一面，讓每個原住民都找回做原住民的驕傲和快樂。
煙火訊號（ Smoke Signals ）
原住民自編自導自演的片子，這應該算是第一部。故事講的是一個美國原住民（ Native American ）男孩 Victor 在朋友 Thomas 的陪伴下從愛達荷州的印第安保護區到鳳凰城領取父親的骨灰。父親代表的是他不知如何處置的原住民傳統，而這趟旅程則是他對自我認知的探索。Victor 的迷惘或許也是那一代美國原住民共同的徘徊。
有趣的是，區別於一般電影用誇張的原住民裝飾來彰顯身分，這部電影用的更多的是他們之間熟悉瞭解的笑話，和像「口述歷史」一樣講故事的習慣。
當兩個原住民男孩要離開保護區時，他們的朋友問：「你們沒有帶護照嗎？」一個男孩驚訝的回答，可是這裏還是美國啊。笑話講的時候大家都在笑，可是這裏隱含的歧視和將被歧視的酸楚變成日常笑話的力量，或許是原住民自己的電影才能給我們的心痛。
毛利男孩（ Boy ）
一個稱自己為「男孩（ Boy ）」的毛利男孩，一直夢想着和父親一起搬到城市裏，去看麥克爾傑克遜（ Michael Jackson ）的演唱會。當爸爸終於從監獄中回來，他卻打破了男孩對父親的幻想，變成了一個只愛錢的人。這部影片就是破碎的家庭關係逐漸修復的過程。
影片全部由毛利人製作，卻透着一種美國西部片的感覺。導演、編劇兼影片中的父親一角的 Taika Watiti 想要營造的或許正是毛利社群被美國文化影響到幾乎忘記自己的身份的印象。於是此時應該提出的問題就是：未來應該何去何從？
不同於很多電影用反抗，復仇等悲壯的情緒推進情節，《毛利男孩》選擇用片後彩蛋的方式回答這個問題。毛利社群的人們集結在一起，跟隨着毛利的音樂，跳着毛利傳統的儀式舞。具有現代感、搖滾范的服裝，和混搭了街舞的儀式舞似乎在告訴我們，當麥可爾傑克遜已經成為他們身份的一部分時，他們選擇用樂觀的心態去平衡兩方，快樂的活着。這也是一部分原住民的選擇。
敖魯古雅，敖魯古雅⋯⋯（ Aoluguya, Aoluguya⋯）與廢城（ Ghost City ）
在中國，「少數民族」似乎是一個特別的存在。他們或許在漢人到來之前很久就已經在自己的土地上有世代承繼關係，卻不被承認是屬於那片土地的原住民，而是把他們包含在中國這個「大家族」裏。定義上的混沌和現實處境上的混沌都讓人好奇他們的故事會被怎樣紀錄。
《敖魯古雅》拍攝的是中國北部的一個少數民族，鄂溫克族。他們世代靠打獵、養鹿維生。說是少數民族，他們其實也是大興安嶺山林中的原住民。2003年，政府為他們建立了一排排房子，供他們居住，禁獵令也隨之而來。但有這麼一家人放不下他們視為性命的鹿群，森林和獵槍，他們回到山上，繼續着傳統的生活。
導演顧桃有着多個少數民族的血統，鄂溫克是其中之一。這是他的第一部紀錄片，上山下山，他也拿着 DV 機跟着那戶人住了幾年。他的鏡頭陪着他們笑，哭，自言自語，看着他們抽刀子威脅人，或者掄椅子打人，沒有什麼限制，就讓生活自己說話。
《廢城》則是聚焦在一個雲南高山上的廢棄村莊。文革時這裏建過一座城，後來廢棄了，拆了三分之一，人都走了。原本處於社會邊緣的傈僳族和怒族人就聚集到了這裏，在被廢棄的城中，過着自己的人生。導演趙大勇自己是滿族人，完全聽不懂當地人的語言，最初去到「廢城」只是想給自己找一個可以安靜思考的地方。或許是自我廢棄的感覺和這裏的人「被廢棄」的感覺相吻合，直覺讓他跟着幾個人物，拍攝他們的生活。就這樣，前前後後歷時5年，他說他每的次去，少則住四個月，多則半年多。
這兩部紀錄片都以散漫的故事脈絡，展現着社會變遷中，個體的掙扎與無助，又讓人透過不同個體，一窺他們所屬的族群在時代下的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