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建宇，現任教於香港珠海學院新聞系。
2015年11月，巴黎恐襲一週後，我前往巴黎參加國際會議。當時整個市區氣氛肅殺，街頭總有警察巡邏車鳴笛呼嘯而過，隨時也見得到手持衝鋒槍的軍人巡邏。
恐襲發生幾天後，法國軍警在市郊北部的聖丹尼鎮，對恐襲疑犯以強大火力突襲攻堅，我就在那天中午抵達巴黎，接機司機是斯里蘭卡新移民，聊到恐襲，他有不少話說：
「法國有700萬穆斯林。⋯⋯這些混蛋，吃法國、穿法國、睡法國女人，現在還炸爛法國」。
「我們斯里蘭卡人是佛教徒，我們吃苦當吃補，我們幾個兄弟開了間租車公司，專門接機場的客人，就不像穆斯林這麼多毛病，一天到晚埋怨」。
「法國甚麼人都有，所以需要政治強人，以前薩科奇不錯，現在這個奥蘭德是娘娘腔」。
把恐襲問題歸咎於伊斯蘭教或穆斯林，似乎已經成為某種社會共識。穆斯林社群自身，也還在進一步切割，將伊斯蘭信仰分成是否「政治化」、是否「極端化」，藉以分辨出是否「支持IS」的信眾。然後以國家政府機器進行不同程度地監控看管，與國際反IS宣傳話語連結，進行「妖魔化」。像是將伊斯蘭國稱為「達伊沙」。達伊沙（Daesh）是阿拉伯語對IS的拼音縮寫，發音與阿拉伯文語「踩踏」相似，表示對IS的憤怒和蔑視。
但是，這樣有助於「消滅」IS嗎?
借力打力，IS的「反」反恐話語
相對於西方宣稱的普世價值，IS也模擬發展出自己的「普世價值」。它鏈結基地組織的伊斯蘭主義動員思想與實踐，同時匯入對付全球反恐戰經驗，發展出一套「反」反恐戰策略。
吸取前幾代「聖戰」的失敗經驗，IS不僅進行游擊戰、宗教治國、同時也結合伊拉克舊有的軍事情治系統，建立自己的國家機器，並完備財政稅收。同時面對「猶太基本教義與西方十字軍」的威脅，再提出全球穆斯林動員令，那就是新版的「遷徙聖戰」。
「聖戰」（Jihad），簡單來講，就是「以安拉之名」進行武裝戰鬥。但是誰才是聖戰的首要對象，這個爭論在全球反恐戰時達到最高峰。穆斯林的聖戰應該先針對「近鄰敵人」，抑或是應該先鎖定攻擊「遠方敵人」（指以色列、美國，以及廣義的西方世界）。
Jihad
至於「遷徙」，是說如果穆斯林無法實踐伊斯蘭生活，就必須遷徙到能夠實踐信仰的地方。這個典故可以往前推到1400多年前，先知穆罕默德歷時13年，從麥加遷徙到453公里以外的麥迪那。這個行動不只為了逃避異教徒政權對他的殘害，最終目標是提振精神層次、改變世界，最後回到麥加，重建伊斯蘭。因此，「遷徙」在伊斯蘭宗教生活實踐中，有著極大的象徵意義。
基地組織領袖賓拉登十多年前就曾暗示全世界穆斯林，阿富汗就是「現代」麥迪那。今日IS的巴格達迪則自封哈里發，請求外國戰士進行「遷徙聖戰」，離開異教徒的國度，遷徙加入伊斯蘭國的穆斯林共同體，完全奉獻。等到完全解放西方世界，重塑伊斯蘭價值的試煉完成，哈里發總有一天會帶領他們親手重建自己伊斯蘭家園，將伊斯蘭國版圖擴張到自己的家鄉。
IS宣傳的全球遷徙聖戰，最終目標是要去除西方基督教文明與文化的精神「污染」。這個過程首先要震動現在已經腐敗的中東伊斯蘭政權，然後逐漸向外擴張，收復被異教徒統治的穆斯林故鄉。
這種動員方式並不罕見。只是過去用作「區域動員」，攻擊周邊鄰近敵人。只要把敵手定義成「異教徒」，或者不是「真正的穆斯林」，就可以開戰。歷史上，穆斯林會用這種方法攻擊入侵的異教政權，也會讓穆斯林攻擊另一方穆斯林。
如今，「區域動員」成為「全球動員」。IS以「遷徙聖戰」來號召全球穆斯林，這樣的宣傳動能是一種借力使力的策略。成功與否，很大程度視乎「被聖戰對象」是否被激怒及其反彈規模，也就是被攻擊對象的反制與抵抗的程度。
換句話說，西方勢力越敵視、歧視穆斯林，發動反恐戰爭的規模越大，就越能累積遷徙聖戰的潛在能量。而自全球反恐戰爭爆發以來，西方媒體有意或無意妖魔化穆斯林的程度，造成社會對伊斯蘭教的敵意，絕不可小視。
美國心理學家Clark McCauley就指明，不當的「去極端化」策略只會帶來「更極端化」的效應，就是所謂的「柔道政治」（jujitsu politics）。在地社群抵抗政府政策、發動騷動，引來政府的強力鎮壓，就很可能借力使力，招募到更多反政府支持者站出來。世俗政權管控得越多越緊，IS這樣的勢力就能以「遷徙聖戰」的宣傳，招募更多穆斯林戰士。
空襲打擊效果有限，地緣政治錯綜複雜
法國總統奧蘭德派出航母「戴高樂號」出戰，空襲IS陣地，目的主要是安撫法國人的社會心理需要，至於派出地面部隊的機率，微乎其微。
俄國總統普金雖然表示會派出地面部隊到敘利亞作地面戰，但實際成本太高，不符俄國利益。如果俄國只是要保住敘利亞巴沙爾政府，確保敘利亞政府保有某些重要的軍事據點，補給線不受影響，適當地空襲已經足夠。過度介入很可能引起中東地緣政治失衡，而且也讓俄國自己曝露於恐襲威脅之下。事實上，俄國戰鬥機被土耳其擊落，俄國民航機被IS放置炸彈，就已顯露出這樣的發展端倪。
美國正在進行總統大選，歐巴馬政府不太可能有軍事大動作，遑論這可能會危及美國正在復甦的經濟。總統歐巴馬在伊斯蘭國問題上表現得很克制。美國學者杜磊（Dru Gladney）認為，這個作法是理智的，因為9·11以來，美國因為恐襲喪生的人數沒有超過50，但因槍枝氾濫喪生的人數，僅僅過去一年，就超過1000人。恐襲對美國沒有短期急迫的威脅，也沒有造成重大的實質損失。故而，現任總統應該不會對伊斯蘭國發動實質全面的攻擊。
杜磊認為，在下屆總統候選人中，如果民主黨希拉莉當選，對待IS的立場可能被迫偏右。共和黨初選策略本身就往右靠攏，尤其是候選人特朗普的表態。在即將到來的正式選戰期間，民主黨候選人的IS對策也很可能被迫往右拉，甚至提出對IS作戰的細部計畫藍圖。
一旦展開地面程度的軍事介入，戰後很可能造成極有爭議的後果：
- 瓜分敘利亞，成為巴沙爾控制的南敘利亞VS反政府軍結合控制的北敘利亞。
- 瓜分伊拉克，成為什葉派控制區VS遜尼派控制區。
- 庫爾德族獨立建國。
以上區域都會有強權國家在背後操弄控制，導致中東國際政治局勢重組，治絲益棼。另外，很可能在不久後，新一波的極端伊斯蘭勢力再度興起，而且更難對付。
應對IS，應對「反」反恐
我在巴黎學術會議結束那天，與任教於波爾多第三大學的法國政治學家Rémi Castets談及此事，他補充了法國的具體實例。他解釋法國沒有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外國移民來到法國，總是「被希望」整合融入主流社會文化。移民找不到中產階級工作，只能領取社會福利救濟，故而無法負擔巴黎的消費與品味，終會產生社會疏離感。
幾代人下來，居住在貧窮市郊的移民幾乎與世隔絕，根本無法融入法國社會，也對社會與政府感到不滿意，巴黎聖丹尼鎮的穆斯林社群就是一個例子。法國穆斯林移民，尤其是年輕一代，不僅無法實現對職場就業的期待，無法享受與當地人一樣的生活水準，在文化上也必須踩低原有的穆斯林意識，無法安身立命。一旦某種「激進伊斯蘭」呼聲開始召喚，就會轉身擁抱加入。
同時，槍枝在法國雖然受到管制，可是歐洲國界管制鬆散，從他國取得槍枝並不困難。一枝AK47的黑市售價據傳只要大約2000歐元。國安單位雖知道黑社會人士持有槍枝，但相信不致濫用，引發社會不安。然而，這次巴黎恐襲，犯案人士直接持槍射殺市民，出乎政府意料，猛然拉緊法國社會的神經，
應對IS的「反」反恐戰策略，短時間各國似乎沒有解藥。然而，面對新一波透過社交網路發動的遷徙聖戰，如果一昧進行強制暴力地「去極端化」，反效果很有可能加劇。全球各國也應重新思考如何適當安頓國內的穆斯林社群，避免使其成為「尖牙利爪」，才有可能解決這一波極端伊斯蘭主義的問題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