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建宇,現任教於香港珠海學院新聞系。
2015年11月,巴黎恐襲一週後,我前往巴黎參加國際會議。當時整個市區氣氛肅殺,街頭總有警察巡邏車鳴笛呼嘯而過,隨時也見得到手持衝鋒槍的軍人巡邏。
恐襲發生幾天後,法國軍警在市郊北部的聖丹尼鎮,對恐襲疑犯以強大火力突襲攻堅,我就在那天中午抵達巴黎,接機司機是斯里蘭卡新移民,聊到恐襲,他有不少話說:
「法國有700萬穆斯林。⋯⋯這些混蛋,吃法國、穿法國、睡法國女人,現在還炸爛法國」。
「我們斯里蘭卡人是佛教徒,我們吃苦當吃補,我們幾個兄弟開了間租車公司,專門接機場的客人,就不像穆斯林這麼多毛病,一天到晚埋怨」。
「法國甚麼人都有,所以需要政治強人,以前薩科奇不錯,現在這個奥蘭德是娘娘腔」。
把恐襲問題歸咎於伊斯蘭教或穆斯林,似乎已經成為某種社會共識。穆斯林社群自身,也還在進一步切割,將伊斯蘭信仰分成是否「政治化」、是否「極端化」,藉以分辨出是否「支持IS」的信眾。然後以國家政府機器進行不同程度地監控看管,與國際反IS宣傳話語連結,進行「妖魔化」。像是將伊斯蘭國稱為「達伊沙」。達伊沙(Daesh)是阿拉伯語對IS的拼音縮寫,發音與阿拉伯文語「踩踏」相似,表示對IS的憤怒和蔑視。
但是,這樣有助於「消滅」IS嗎?
借力打力,IS的「反」反恐話語
相對於西方宣稱的普世價值,IS也模擬發展出自己的「普世價值」。它鏈結基地組織的伊斯蘭主義動員思想與實踐,同時匯入對付全球反恐戰經驗,發展出一套「反」反恐戰策略。
吸取前幾代「聖戰」的失敗經驗,IS不僅進行游擊戰、宗教治國、同時也結合伊拉克舊有的軍事情治系統,建立自己的國家機器,並完備財政稅收。同時面對「猶太基本教義與西方十字軍」的威脅,再提出全球穆斯林動員令,那就是新版的「遷徙聖戰」。
「聖戰」(Jihad),簡單來講,就是「以安拉之名」進行武裝戰鬥。但是誰才是聖戰的首要對象,這個爭論在全球反恐戰時達到最高峰。穆斯林的聖戰應該先針對「近鄰敵人」,抑或是應該先鎖定攻擊「遠方敵人」(指以色列、美國,以及廣義的西方世界)。
至於「遷徙」,是說如果穆斯林無法實踐伊斯蘭生活,就必須遷徙到能夠實踐信仰的地方。這個典故可以往前推到1400多年前,先知穆罕默德歷時13年,從麥加遷徙到453公里以外的麥迪那。這個行動不只為了逃避異教徒政權對他的殘害,最終目標是提振精神層次、改變世界,最後回到麥加,重建伊斯蘭。因此,「遷徙」在伊斯蘭宗教生活實踐中,有著極大的象徵意義。
基地組織領袖賓拉登十多年前就曾暗示全世界穆斯林,阿富汗就是「現代」麥迪那。今日IS的巴格達迪則自封哈里發,請求外國戰士進行「遷徙聖戰」,離開異教徒的國度,遷徙加入伊斯蘭國的穆斯林共同體,完全奉獻。等到完全解放西方世界,重塑伊斯蘭價值的試煉完成,哈里發總有一天會帶領他們親手重建自己伊斯蘭家園,將伊斯蘭國版圖擴張到自己的家鄉。
IS宣傳的全球遷徙聖戰,最終目標是要去除西方基督教文明與文化的精神「污染」。這個過程首先要震動現在已經腐敗的中東伊斯蘭政權,然後逐漸向外擴張,收復被異教徒統治的穆斯林故鄉。
這種動員方式並不罕見。只是過去用作「區域動員」,攻擊周邊鄰近敵人。只要把敵手定義成「異教徒」,或者不是「真正的穆斯林」,就可以開戰。歷史上,穆斯林會用這種方法攻擊入侵的異教政權,也會讓穆斯林攻擊另一方穆斯林。
如今,「區域動員」成為「全球動員」。IS以「遷徙聖戰」來號召全球穆斯林,這樣的宣傳動能是一種借力使力的策略。成功與否,很大程度視乎「被聖戰對象」是否被激怒及其反彈規模,也就是被攻擊對象的反制與抵抗的程度。
換句話說,西方勢力越敵視、歧視穆斯林,發動反恐戰爭的規模越大,就越能累積遷徙聖戰的潛在能量。而自全球反恐戰爭爆發以來,西方媒體有意或無意妖魔化穆斯林的程度,造成社會對伊斯蘭教的敵意,絕不可小視。
美國心理學家Clark McCauley就指明,不當的「去極端化」策略只會帶來「更極端化」的效應,就是所謂的「柔道政治」(jujitsu politics)。在地社群抵抗政府政策、發動騷動,引來政府的強力鎮壓,就很可能借力使力,招募到更多反政府支持者站出來。世俗政權管控得越多越緊,IS這樣的勢力就能以「遷徙聖戰」的宣傳,招募更多穆斯林戰士。
空襲打擊效果有限,地緣政治錯綜複雜
法國總統奧蘭德派出航母「戴高樂號」出戰,空襲IS陣地,目的主要是安撫法國人的社會心理需要,至於派出地面部隊的機率,微乎其微。
俄國總統普金雖然表示會派出地面部隊到敘利亞作地面戰,但實際成本太高,不符俄國利益。如果俄國只是要保住敘利亞巴沙爾政府,確保敘利亞政府保有某些重要的軍事據點,補給線不受影響,適當地空襲已經足夠。過度介入很可能引起中東地緣政治失衡,而且也讓俄國自己曝露於恐襲威脅之下。事實上,俄國戰鬥機被土耳其擊落,俄國民航機被IS放置炸彈,就已顯露出這樣的發展端倪。
美國正在進行總統大選,歐巴馬政府不太可能有軍事大動作,遑論這可能會危及美國正在復甦的經濟。總統歐巴馬在伊斯蘭國問題上表現得很克制。美國學者杜磊(Dru Gladney)認為,這個作法是理智的,因為9·11以來,美國因為恐襲喪生的人數沒有超過50,但因槍枝氾濫喪生的人數,僅僅過去一年,就超過1000人。恐襲對美國沒有短期急迫的威脅,也沒有造成重大的實質損失。故而,現任總統應該不會對伊斯蘭國發動實質全面的攻擊。
杜磊認為,在下屆總統候選人中,如果民主黨希拉莉當選,對待IS的立場可能被迫偏右。共和黨初選策略本身就往右靠攏,尤其是候選人特朗普的表態。在即將到來的正式選戰期間,民主黨候選人的IS對策也很可能被迫往右拉,甚至提出對IS作戰的細部計畫藍圖。
一旦展開地面程度的軍事介入,戰後很可能造成極有爭議的後果:
- 瓜分敘利亞,成為巴沙爾控制的南敘利亞VS反政府軍結合控制的北敘利亞。
- 瓜分伊拉克,成為什葉派控制區VS遜尼派控制區。
- 庫爾德族獨立建國。
以上區域都會有強權國家在背後操弄控制,導致中東國際政治局勢重組,治絲益棼。另外,很可能在不久後,新一波的極端伊斯蘭勢力再度興起,而且更難對付。
應對IS,應對「反」反恐
我在巴黎學術會議結束那天,與任教於波爾多第三大學的法國政治學家Rémi Castets談及此事,他補充了法國的具體實例。他解釋法國沒有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外國移民來到法國,總是「被希望」整合融入主流社會文化。移民找不到中產階級工作,只能領取社會福利救濟,故而無法負擔巴黎的消費與品味,終會產生社會疏離感。
幾代人下來,居住在貧窮市郊的移民幾乎與世隔絕,根本無法融入法國社會,也對社會與政府感到不滿意,巴黎聖丹尼鎮的穆斯林社群就是一個例子。法國穆斯林移民,尤其是年輕一代,不僅無法實現對職場就業的期待,無法享受與當地人一樣的生活水準,在文化上也必須踩低原有的穆斯林意識,無法安身立命。一旦某種「激進伊斯蘭」呼聲開始召喚,就會轉身擁抱加入。
同時,槍枝在法國雖然受到管制,可是歐洲國界管制鬆散,從他國取得槍枝並不困難。一枝AK47的黑市售價據傳只要大約2000歐元。國安單位雖知道黑社會人士持有槍枝,但相信不致濫用,引發社會不安。然而,這次巴黎恐襲,犯案人士直接持槍射殺市民,出乎政府意料,猛然拉緊法國社會的神經,
應對IS的「反」反恐戰策略,短時間各國似乎沒有解藥。然而,面對新一波透過社交網路發動的遷徙聖戰,如果一昧進行強制暴力地「去極端化」,反效果很有可能加劇。全球各國也應重新思考如何適當安頓國內的穆斯林社群,避免使其成為「尖牙利爪」,才有可能解決這一波極端伊斯蘭主義的問題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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