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國 觀點 今評

劉況:巴黎恐襲後的全面參戰陰影

右派共和黨人主席薩爾科齊緊接奧朗德後的講話,極力把民情推往主戰一方。他認為法國必須進行「總體的」戰爭,這個語調恍如喚起兩次世界大戰的總體戰,調度全社會力量來參戰。


2015年11月14日,加拿大溫哥華,巴黎恐襲發生後世界各地有群眾舉行悼念集會。圖中的女士手持巴黎鐵塔模型並點上燭光哀悼死者。攝:Darryl Dyck/The Canadian Press via AP
2015年11月14日,加拿大溫哥華,巴黎恐襲發生後世界各地有群眾舉行悼念集會。圖中的女士手持巴黎鐵塔模型並點上燭光哀悼死者。攝:Darryl Dyck/The Canadian Press via AP

11月13日是法國史上一個悲慟的日子。巴黎爆發了二戰以來最大規模的恐怖襲擊,(按法國時間11月15日24時0分)暫時釀成129人死(包括七名兇徒),352人受傷。巴黎共六處地方同時遭到襲擊,其中五處位於巴黎市中心,當天星期五晚正值人流暢旺。另一個地方位於北面市郊的法國體育場(Stade de France)外,當時總統奧朗德正在場內觀看球賽,有理由懷疑兇徒計劃進入場內發動襲擊。最終共七名兇徒死亡,他們分屬三隊同時進行槍擊和自殺式爆炸(kamikaze)。伊斯蘭國已承認責任,法國總統奧朗德宣布襲擊為「戰爭行為」(un acte de guerre),是「徹底野蠻」(barbarie absolue)。

恐襲的歷史階段

首先,這次恐襲和年初《查理週刊》的襲擊案主要分別在於,這次襲擊目標完全是平民,而且兇手挑選人多休閒的場地,大開殺戒。長年研究伊斯蘭世界的社會學家兼政治學家吉爾.卡沛爾(Gilles Kepel)把恐怖襲擊的歷史劃為三期,目前正是最靈活部署,也是最殘暴的階段。(註一)第一代恐怖主義組織出現在1980年的阿富汗,並在阿爾及利亞、埃及、車臣和波斯尼亞等地催生了支部,意圖推翻親西歐和親蘇俄的政權,但基本上可說是失敗,因為得不到大量穆斯林的支持。第二代是本‧拉登在1987年於阿富汗成立的阿爾蓋達組織,主要攻擊對象為美國。第三代由來自敍利亞的阿爾蓋達成員納沙(Mustafa Setmariam Nasar)所代表,他改變了以往由上而下金字塔式管理,由總部籌備重點襲擊,再派員前往當地。現在轉而着重由下而上的參與,強調意識形態灌輸,鼓勵各地組織半獨立地進行襲擊,以歐洲為襲擊目標,激進的聖戰分子往來敘利亞和歐洲成本因而更為低廉。猶太人、反伊斯蘭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和變節的穆斯林(如加入警察或軍隊的穆斯林)等,皆為襲擊對象。1月7日《查理週刊》襲擊案明顯針對「反穆斯林」的知識分子,即是《查理週刊》的編輯。1月9日其中一名兇徒闖進售賣猶太人食物的Hyper Cacher超市,脅持多名人質,目標顯然就是針對猶太人。這次同一時間進行多場襲撃,目標並非特定人物而是擴大至所有人,旨在令平民消閒的場所變成「地獄」(一名倖存者的話),製造公眾恐慌來打擊法國社會。

反恐情報的空隙

這次襲擊的第二個特點是,部分由外國人入境發動。暫時確認了一名兇手是法國男子,另一名雖尚未完全確認,但很有理由相信是持敘利亞護照的25歲男子,他進入法國的目的似乎在於襲擊。我們要了解第三代恐怖主義組織的成功邏輯,不少學者已經指出在於兩點。第一,恐怖分子把西歐的穆斯林描繪成受害者,以招攬不滿西方社會的年輕伊斯蘭激進分子加入,以堅定的信仰來支持自我犧牲。第二,美國和北約的軍事行動沒有成功地令當地成立穩定而民主的政權,敘利亞和伊拉克一直成為戰場,西方世界的年輕伊斯蘭激進分子可以到此實戰,受到訓練和提升士氣後再到西方發動襲擊。阿爾蓋達衰落,跟美國出兵對付有關,而伊斯蘭國一直能夠招兵買馬,則因為有源源不絕的年輕伊斯蘭激進分子加入。今次襲擊中,目前已確定其中一名兇徒為29歲的法國公民,19歲開始有多項犯罪紀錄,並列為S級(fiche S)監視系列,有可能「嚴重威脅公共安全」。他曾經在2013至2014年來往敘利亞。另一名兇手,則是10月在希臘登記為難民身份。另外,襲擊翌日,比利時警方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莫倫則克區(Molenbeek)拘捕多人,他們都跟兇手租用比利時車輛到巴黎犯案有關。如果他們也是潛在的兇手或同謀,則借助外國人發動襲擊是《查理週刊》以來的新方式。(註二)借助外國人發動的好處是,可以乘歐盟成員國未能完全互通反恐情報的空隙,令兇手有更大機會逃避政府反恐部門的監控。

緊急狀態和戰爭

總統奧朗德在襲擊當晚(13日)後不久宣布進入「緊急狀態」(l’etat d'urgence),即時調動軍隊保衞全國,翌日(14日)宣布襲擊為「戰爭行為」,並會採取適當行動。14日晚上,總理瓦爾斯(Manuel Valls)表示「我們在戰爭之中」,「我們會摧毁這個敵人」。這預示,2014年以來法國對伊斯國的戰爭,特別是9月27日起法國空襲伊斯蘭國行動將會持續和擴大。在這個脈絡下,正如許多論者已經指出,這次巴黎襲擊案很可能是伊斯蘭國對兩個月以來法國空襲的報復。如果這個推斷正確的話,這就不難解釋為何在巴塔克蘭劇院(Bataclan)的襲擊案裏,倖存者聽到兇手喊出「這是奧朗德的錯誤,他不應該介入敘利亞。」正如卡沛爾所擔憂,如果戰爭擴大的話,誰能保證法國不會受到更多恐襲?這就陷入了西歐對中東軍事干預的兩難,不干預彷彿不能停止新的恐襲,又難以回應民眾反恐的訴求,干預也不保證一勞永逸,而且將會被伊斯蘭國描繪成再度殖民,勾起百多年來殖民的壓迫,所引起的仇恨和報復恐怕難以承受。(註三)左派社會黨的奧朗德正面對相當困難的局面,一方面國際間能否合作跟敘利亞阿薩德(Bashar el-Assad)政府談判,以圖改變敘利亞局勢,而非單靠軍事行動來對付伊斯蘭國,似乎相當不確定,另一方面他不得不果斷採取行動回應民眾的恐懼,以期像《查理週刊》襲擊案後推動法國人民的團結,力抗極右派迅速崛起,目前亦難以斷定。

社會分裂與團結

如果我們注意到右派共和黨人(Les Républicains)主席薩爾科齊緊接奧朗德後的講話,就看到他極力把民情推往主戰一方。他認為法國必須進行「總體的」(totale)戰爭,這個語調恍如喚起兩次世界大戰的總體戰,調度全社會力量來參戰。記起上月底,他才跟普京會面,強調歐洲不是俄羅斯的敵人,今天不再需要冷戰局面,向普京示好形同結交主戰伊斯蘭國的國際盟友。一方面宣稱拋棄敵我二分的冷戰局面,另一方面全力出兵攻打伊斯蘭國,是否自相矛盾?加上,極右派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勒龐今天則強調法國必須重新武裝起來,摧毁伊斯蘭教義主義者(islamistes)重新控制邊境出入,一方面把民情推向戰爭,另一方面呼應她退出申根區域(chengen)而且暗合她在競選中提出限制外國人入境居留的數目(包括工作簽證和學生),她稱之為「移民」,由每年20萬人減至1萬人。無疑,在恐襲危機出現時,邊境控制有所必要,但是大幅趕走外國人是否對法國一直持守的共和價值?信口開河的競選目標,會否有害法國經濟和文化?這些問題都需要理性回答。

奧朗德和左派政黨能否抗衡這個右傾的形勢,在史無前例的恐襲後,情況並不明朗。未來一兩周法國人民的行動,將會是一次左派扭轉社會全面傾向參戰的機會,尋求更多外交渠道減除恐襲風險。記得《查理週刊》襲擊案後,1月11日全國大動員,近400萬人集會抗議恐襲暴力,捍衛言論自由,所展現的社會團結有力地抗衡社會分裂(伊斯蘭和非伊斯蘭),同時抗拒極右的仇恨言論。鑑於目前處於緊急狀態,集會自由被暫時中止,希望之後法國人民能夠在悲慟之中,勇敢地譴責暴力,從各方面着建立跨階層跨宗教的團結,捍衛共同生活(vivre-ensemble)的共和價值。同時,希望國際社會能夠認真重建外交渠道,協助敘利亞逃出「地獄」,不致其他地方也被迫變成「地獄」。

(劉況,現旅居巴黎,從事政治哲學和歷史哲學的研究)

註一: Gilles Kepel, The Limits of Third-Generation Jihad, in The New York Times, 於2015年11月14日存取

另外,參看Gilles Kepel, Terreur et martyre : Relever le défi de civilization (Paris: Editions Flammarion, 2009)。

註二:法國時間11月14日早上10時52分,法國總統奧朗德發表講話,數分鐘後伊斯蘭國才公開承認責任。襲擊發生在前一晚,但伊斯蘭國一直沒有公開承認責任,這跟其他襲擊成功後馬上承認責任做法有分別,理由目前難以確定。其中一種推測是,當晚仍有其他計劃中的襲擊會發生,所以並未即時承認責任,但目前沒有證據斷定。

註三:參看Pierre-Jean Luizard, L’Etat islamique ou le retour de l'Histoire (Paris: La Découvert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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