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羅思容、林一峰:音樂肖像怎樣觸動我

香港的林一峰,台灣的羅思容,都是這次參與「音樂肖像」的音樂人,我們的專訪中,他們提到了各自參與這個項目的感受⋯⋯
羅思容
風物

「每個人都可以有一首自己的歌」。2010年,帶着這個想法,小河找到12個陌生人,跟他們共同生活一天,並根據自己的體驗為他們寫了12首歌。

5年後,這次嘗試脫胎為「音樂肖像」。小河將自己的 demo 和當初留下的影像文字資料給了12組音樂人,請他們根據這些素材再發揮。從鄉村教師、失聰女孩、煤礦工人到藝術品收藏家,12個肖像人物涵蓋了豐富的社會面向;林一峰、羅思容、萬芳、萬能青年旅店、五條人、周雲蓬、馬頔、程璧、陳粒……12組音樂人同樣跨越年齡與風格。

這不僅是個音樂項目,它還提供了社會學、人類學的樣本,和聽者打開自己理解他人的路徑。對創作者來說,音樂肖像同樣是次新鮮又刺激的體驗。為此,我們和台灣音樂人羅思容、香港音樂人林一峰聊了聊,聽聽關於音樂肖像,他們是怎麼想的?

羅思容(攝:黃聖鈞)
羅思容

羅思容:越孤獨越飽滿

羅思容的創作對象是一個生命軌跡還沒鋪開的女娃娃 。這個叫小桃核的女孩,是一個超生的娃娃,5年前小河為她寫歌時,她還在母腹中。

為了控制人口,中國政府从80年代開始強制實行計劃生育,這項禁令直到2015年10月才解除。過去三十多年里,超生的孩子可能面臨沒有戶口、沒有身份、無法升學結婚甚至自由流動的尷尬境地,他們是法律意義上的透明人。小桃核也是這樣一個孩子。半是賭氣半是妥協,小桃核的父母決定讓小桃核與姐姐共用名字和身份證;雖然5年後他們還是放棄了徒勞的掙扎,舉家移民美國。

小河在歌中描繪了小桃核從上學到工作、結婚的一生,從個體命運中折射出社會痕跡;羅思容則摒棄原有的元素,重塑了一首歌。在她改編後的音樂里,我們放下社會人的視角,回到了小桃核作為新生命的原點。

端:「音樂肖像」最吸引您的地方是什麼?

羅:畫家或視覺藝術家可以為素民塑像,音樂家也可以音樂為眾生塑像。

端:您怎麼看待為陌生人寫歌的理念?

羅:無論是為熟悉者或陌生人塑像,最困難的莫過於音樂創作者的書寫視界和藝術語彙。

端:小河給了您哪些素材?

羅:小河給我看他在小桃核家拍攝的錄像帶,聽到五年前小桃核爸爸媽媽的談話、也聽到小姐姐唱給妹妹聽的歌。當時小桃核的爸媽雖然想了一個很巧妙的方法,讓這個超生娃娃和姐姐同名同姓都叫王阿,他們想讓姐妹共用同一張身份證,好用來抵抗他們對生育政策的不滿,但是最後他們一家聽說搬到美國去了。

端:小桃核的故事最打動您的是什麼?

羅:這是為一個超生女娃娃寫的歌,至今在這世界上,撲殺女嬰的事件依然層出不窮,每一個可以安然生存的女孩是多麼值得慶祝。每個女孩可以自由地生長,自由地學習、自由地夢想和創造,是多麼令人期待。

端:小河本身的歌詞其實是比較尖銳的,觸及了很多社會議題,您的版本更多從小桃核本身的體驗出發。為什麼會有這樣不同的理解和表達方式?

羅:這畢竟不是一首自由創作的歌,既有特定對象和主題,而且是個尚未出生的娃娃,到底創作者要聚焦在哪?歌曲的核心又是什麼?我反覆地聽着小河的Demo帶,看着歌詞,小河的民謠元素很到位,他用同樣的旋律和曲式反覆唱了六遍,但是聽到第三遍就開始覺得疲乏了,主要是他用了一個全知的書寫方式,將一個未出生女孩的一生,用一般人所經歷的歷程去標定小桃核的一生,所以後面就疲乏了,因為那些歷程彷彿就是那麼平淡而單調呀!我問自己,是嗎?每個女孩的一生都得是這樣嗎?

我覺得創作者介入太多。

個人固然渺小,無力對抗強權或政策,就是因為現實感令我們感覺如此疲乏無助,創作的意義和力量越發要凸顯我們最底層的生存渴望,就是可以自由,可以愛,可以創造

我思考很久,也查閱了很多中國生育政策的相關資料,我也可以用非常批判的角度來寫,或用小桃核父母不滿的心態來唱,可是,這些都是成人的世界呀!我不禁要問:每個生命的存有之光是什麼?個人固然渺小,無力對抗強權或政策,就是因為現實感令我們感覺如此疲乏無助,創作的意義和力量越發要凸顯我們最底層的生存渴望,就是可以自由,可以愛,可以創造!這不是每個生命最終的追求嗎?

端:您覺得生命的本質是什麼?

羅:還原給每個生命自由、愛與創造。

端:透過小河的素材去認識小桃核會不會有隔膜感?

認識一個人到底要多久才算是認識?我們理解的對方一定是無誤的嗎?人類是複雜的動物,再如何剖析也無法全然解釋那些測不準定律。創作是引領我走向一條莫測之路,那裏有根源性,又是整體的。

我渴望讓每個孩子在未知和可能之中,認識自己,發現自己,創造自己。

端:您怎樣看待「讓所有的生都不孤獨」這句話?

羅:所有的生本不孤獨,在自然之中我們最能體會這種關係,但是由於現代人生存環境巨變,人的存在價值剩下一堆一堆的數字。越孤獨越飽滿!

林一峰:當城市民謠遇上煤礦工人

參與「音樂肖像」前,林一峰從未想象過自己會唱關於礦工的歌,那是千里之外的另一個世界。他在香港長大,22歲為張智霖寫歌,26歲成立自己的音樂工作室,提到城市民謠,代表人物里漏不了林一峰。除了組樂隊,他也寫書、做電台、推音樂劇場,最近還發起了眾籌平台音樂蜂。繁華都市裡長大、履歷光鮮的歌手,和7000米的礦井下作業、每天工作15個小時的煤礦工人之間,似乎總隔着什麼。透過音樂肖像,也許他又可以找到些什麼。

端:想先了解下您的創作對象的故事。

林:這個故事的主人公侯師傅他是一個礦工。其實十幾年來一直有人提議我唱一些草根人文的故事。但是我不認識,完全接觸不到,我在香港怎麼會有,我在香港的成長環境,我的城市,怎麼會有那種觸覺呢?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小河找我的時候我突然覺得,這個就是我要找的故事,它的真實性。

端:二手材料會不會有隔膜感?

林:小河留給我的材料很充足。他應該預備的都已經預備得很好,所以我完全沒有隔膜。我想有趣的是這個所謂隔膜也是讓那些東西有火花的過程。一個創作人本身創作的時候是很主觀的,故事是這樣就寫出來的,不過有其他人來傳遞的時候,同一段文字有不同的演繹方法。那這個就是火花所在。我不覺得是隔膜,這是一個很好的距離。

端:主要做了哪些改動?

林:小河的這個歌詞好像是散文一樣,直接的說一個故事出來。作為一個城市人,我不能這樣子把事情做出來,沒有說服力啊,那我就把它流行化,也是我這麼多年做的;可能這個也是小河找我的原因,他覺得我有這個流行的觸覺。我一直在想,要怎麼把這個散文變成歌詞。我就把前後改動,有一些重疊的唱法,整個歌流行化。

本來真的是一把吉他,真的很草根的一種聲音。我覺得要一個城市人去了解一個礦工的故事,如果不是那個礦工自己直接講,就要用城市人習慣的語言,流行曲就是大家習慣聽的語言。有一些歌詞我自己也改了,一些音調也改了。比方說民謠是很低的,不過流行曲的音要輕一點,那我就在用小河的散文的基礎去發展一種城市人會有共鳴的流行曲。

端:您覺得城市人去看礦工的生活,有共鳴的是什麼地方?

林:那就要看看歌詞了,就是價值觀。大部分城市人覺得,小河本身的歌詞形容侯師傅每天穿西裝走去礦工工作,很開心的,他的副歌說「為什麼我對這一切好像並不太滿意,為什麼我對這一切有疑問,為什麼我期待看到的是一張漆黑的苦難的臉」,就是這個反差。不同人不同看法,我覺得小河這個觀察很有趣。他把很多城市人心想的東西都寫了出來。

端:這次創作對您最大的觸動是什麼?

林:我需要真實的故事,我喜歡真實的故事。

端:您怎麼樣對自己生活以外的世界保持好奇心?比方礦工對您的實際生活來說是一個很遙遠的群體。

林:我一直都覺得好奇,這是天生的。我覺得遙遠不遙遠,其實我們近在咫尺也可以很遙遠。最重要是大家有一個價值觀的交接,有connection。

端:您覺得您最重視的價值觀是什麼?

林:一個人最根本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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