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高舉「共產主義理想」的時代，本來似乎早已離開中國人，民間已經不再相信這個彼岸目標，當局也緘口不言。但近日，國家主席習近平一番「實現共產主義是共產黨員的最高理想」的講話，引起多方討論、爭議和疑惑。關於共產主義的爭議，也再次甚囂塵上。
面對民間的反彈，《中國青年報》發表文章，宣稱要《理直氣壯地高揚共產主義偉大旗幟》，《環球時報》則以《共產主義理想沒有欺騙中國》的社論，認為中國的經濟成就在「共產主義理想」引領下才得以實現。共青團中央官方微博帳號則發表團中央宣傳部部長景臨的文章，批駁知名地產商任志強的「反共產主義」言論。
10月10日，首屆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近日在北京舉行。會上，著名漢學家麥克法夸爾認為「中國夢」「不連貫、不廣泛，難以與西方抗衡」的批評，被環球時報英文版報道成麥克法夸爾稱「中國夢」是對人類社會的創舉，也鬧下了不小的國際笑話。國防大學教授公方彬則又在10月19日發表《我們為什麼信仰共產主義》，認為「一旦放棄共產主義信仰，中國共產黨將迷失」。
熱點新聞之後，端傳媒認為仍有必要提出重要問題──共產主義是理想，還是幻想？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失敗了嗎？中國和中國共產黨怎麼辦？
端傳媒邀請周舵、徐賁、洪振快三位先生，以五篇文章《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真理還是宗教？》、《論證共產主義的馬克思犯了哪些錯？》、《蘇聯與中國，用不同方式證偽共產主義》、《前蘇聯的三重信仰危機》、《王歧山談合法性背後的幻象與危機 》，從條分縷析共產主義、蘇聯的信仰危機到重塑合法性等多個角度，談論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是是非非，以及中國的未知前路。
十月革命證明馬克思錯了，列寧是「對」的
十月革命成功的事實證明，馬克思錯了，列寧是對的。當然，列寧自有一套「辯證法」詭辯術來自圓其説，硬説他和馬克思都對。
列寧原本是篤信馬克思的，但他很快發現，只要拿馬克思的「偉大教導」付諸實踐，立刻碰壁，百試百靈。馬克思説得非常清楚，共產主義革命是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發展到頂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再也無路可走，資本主義危機全面爆發、中產階級下降為無產階級、整個社會分化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大階級的尖鋭對立、無產階級的貧困化也已經讓無產階級生活不下去、非革命不可，這樣一個「歷史必然過程」自動引出的結果；但列寧和其他第二國際領袖看到的事實和馬克思的斷言相距何其遙遠：
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發展的餘地大得很，資本主義制度的自我調整和自我完善能力不斷提高，經濟危機（經濟波動）有了初步管控的辦法，中產階級越來越成為社會主流和多數，工人階級的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他們早已不是什麼「無產階級」，工人階級也根本不關心什麼共產主義革命，他們一心一意只要求改善生活……
於是，馬克思主義者們紛紛改弦易轍，伯恩斯坦、考茨基等轉向議會合法鬥爭，列寧則旁徨岐路，一邊頑固堅持馬克思的「革命精髓」，一邊哀歎「我們這些老傢伙大概是看不到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那一天了」。誰也沒想到，1917年二月革命爆發了，看似固若金湯的沙皇政權轟然倒台，列寧立刻兩眼放光，心想管他馬克思不馬克思，革命的大好機會自天而降了，決不能白白放過。後來的故事盡人皆知：列寧成功了。
列寧是靠他獨創的「建黨學説」取得政權的，眾所周知，這「學説」是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巨大貢獻（共產黨人這樣認為）或者巨大修正、嚴重背叛（共產黨人之外幾乎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這樣認為），馬克思本人的教義絕不是像列寧主張的那樣，在資本主義剛剛起步的落後國家，由一小批職業革命家按照「鐵的紀律」組成非法地下活動的革命黨，來宣傳、組織和指揮無產階級進行暴力革命。我們沒法判斷，馬克思要是知道了列寧這麼對待他的理論學説將作何反應——是把它當做「發展創新」還是當做「背叛修正」，但無論如何，「無產階級革命」居然可以這樣搞法，馬克思想都不曾想過。
歷史真是十足的弔詭，俄國十月革命完全按照列寧的設想獲得了勝利，接着像烈性傳染病一樣傳播到第三世界，而馬克思「資本主義發展到頂點必然爆發無產階級革命」的「科學理論」，卻迄今為止還沒有過哪怕一個成功先例——連些微成功的跡象都沒有，那些「發展到頂點」的發達國家反倒像是和「無產階級革命」越走越遠了。我們應該從中引出什麼樣的合邏輯的結論呢？
顯而易見，十月革命成功的事實證明，馬克思錯了，列寧是對的。當然，列寧自有一套「辯證法」詭辯術來自圓其説，硬説他和馬克思都對。
僅此一例，我們就可以下結論説，馬克思的學説被證偽了。兩者必居其一：假使馬克思主義者承認科學理論必須接受實踐經驗以判定真偽的話，那就只能得出結論：馬克思主義是錯誤理論。若是他們拒絕接受檢驗，堅持馬克思主義不可能錯誤，結論就只能是：馬克思主義根本是憑空虛構、無法檢驗的偽科學，是幻想，是烏托邦，一個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世界。
列寧終究還是錯了
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貨真價實得多了。西方國家的社會主義改良措施和馬克思的「革命精髓」、「獨創」思想完全背道而馳，反倒與馬克思嚴加批判的「空想社會主義」如出一轍。
如前所述，馬克思從不認為他的理論可能根本錯誤，頂多在細節和具體結論上需要做一點靈活調整罷了；所有馬克思主義信徒更是堅決拒絕危及理論核心的實踐檢驗，面臨馬克思已經被實踐證偽的論斷時，他們一律認為那都是「暫時挫折」，共產主義是顛撲不破、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宇宙真理」，無產階級革命「總有一天會取得完全勝利」。
你若是問，「總有一天」是哪一天，他們有現成的馬恩教導來搪塞：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算命先生。有傳言道，鄧小平認為共產主義取得勝利要經過幾十代人的努力奮鬥，也許是兩千年以後的事，江澤民問鄧小平「能不能提前一點」，鄧答：不能，否則就是冒進。（我私下裏想，可能要再多加幾個零，20億年以後實現比較靠譜）。
前面説「列寧是對的，馬克思錯了」，我故意省略了兩個關鍵字：暫時。蘇聯的崩潰解體，證明列寧終歸還是錯的——不是戈爾巴喬夫或者別的什麼人搞垮了蘇聯，是列寧斯大林創建的列寧斯大林模式在與自由民主市場經濟的所謂「資本主義模式」的競爭中全面落敗，因而被蘇聯共產黨人和蘇聯人民徹底拋棄。
為什麼説是「所謂」的資本主義模式？因為「資本主義」是個意識形態色彩濃重的標籤，不能準確概括當代西方國家的混合式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尤其是不能反映在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長期執政或參政下，這些國家所奉行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政策。客觀公正地説，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貨真價實得多了。
有不少馬克思主義者堅持認為，這正是馬克思的歷史功績，是尊奉馬克思主義的第二國際成員黨對「資本主義」的改造所致。
但是，第一我們既無法證明、也無法否證如果沒有馬克思，西方國家的其它社會主義者是不是就不會有這樣的歷史功績；第二，這些「中左」政黨二戰後幾乎全都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第三，西方國家的社會主義改良措施和馬克思的「革命精髓」、馬克思的「獨創」思想完全背道而馳，反倒是與馬克思嚴加批判的「空想社會主義」如出一轍。
鄧小平路線是對共產主義的致命證偽
我發明了一個新概念，叫作「改革合法性」——中共承諾要繼續改革並且事實上也在改革，這就讓中國人民對中共懷抱着「他們會越變越好，我們也會越變越好」的期望，這才是中共目前的合法性來源。
比蘇聯解體更意味深長的是中共的改革開放。
未來的歷史學家可能會下結論説，鄧小平路線的成功，才是對馬克思主義最致命的證偽。中共打什麼旗説明不了任何問題，問題的實質是，當前中國的基本制度只有很少的一點「社會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眾説紛紜，但沒有人能否認，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一言以蔽之，就是「平等」兩個字，而中國有平等嗎？看看兩件事實就夠了：極其猖獗的官僚特權腐敗，和農民自毛澤東時代延續至今的次等國民待遇。
如果要用最簡潔的概括來描述中國當前的基本制度，我看「一黨專制下的資本主義」應該是最貼切的。從「中國模式」的批評者眼裏看中國，也可以作為判定「中國模式」性質的一個合用視角：左派憎惡中國的資本主義，右派討厭中國的一黨專制，兩邊不討好，令「中國模式」只對少數貧窮落後的第三世界國傢俱有吸引力，這就是「中國模式」無法具備「軟實力」的根本原因。
不可否認，「中國模式」在經濟增長方面成效顯著，但這不足以構建「中國模式」的辯護基礎，因為歷史上斯大林時期的蘇聯、納粹執政後的德國以及二戰後亞洲的「四小龍」等等都曾經創造過類似的經濟奇蹟。其次，這僅僅是暫時的「有效性」，不是長遠的「合法性」。政權的合法性建立在兩塊基石之上：符合正義原則的憲政法治對人權的保障，以及絕大多數人即便在政府績效低下的情況下也不想更換制度——因為他們深知沒有更好的可替代的其它制度。
毛澤東時代，中共的合法性基礎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意識形態之上的，這一套指導思想顯然和改革開放格格不入，不可能再沿用了。我發明了一個新概念，叫作「改革合法性」——中共承諾要繼續改革並且事實上也在改革，這就讓中國人民對中共懷抱着「他們會越變越好，我們也會越變越好」的期望，這才是中共目前的合法性來源。所以鄧小平會説，不改革死路一條。
王岐山最近特別提及中共的合法性問題，背後的深意值得玩味。我認為，這表明中共的新一屆領導班子已經意識到打天下時代的「革命合法性」已經不能再延續了，必須重建合法性基礎。這才是中國和中共的前途和希望之所在。
中國共產黨人應該怎麼辦？
改革不可避免的就是新舊夾雜、非驢非馬、好壞兼備，搞得好左右逢源，搞得不好兩頭不是人、處處捱罵。接受改革的邏輯，就要同時接受令自己憎惡的不同主張、主義，想辦法妥協和共存，儘可能找出幾方都不滿意、但大家都不得不勉強接受的底線共識。
馬克思錯了，就像第一顆釦子扣錯，下面的扣子——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以及全體馬克思主義者，就全都錯了。這種錯誤儘管後果極其惡劣、代價無比慘痛，但我要説，它仍然和罪惡不能簡單劃等號。對於我們不能贊成的錯誤，包括馬列主義這樣一種巨大錯誤在內，自由主義者都應該採取「同情式的理解」態度，設身處地換位思考，想一想如果自己處在相同的地位上，是不是能夠避免這些錯誤，而不是自以為置身於道德高地，義憤填膺地做非此即彼、黑白二分的道德審判，把對方徹底抹黑。
任何不懷偏見的人都不難看到，除去極其堅定的信仰之外，共產黨人還曾經是一個道德極其高尚的群體，他們就是靠了這顆「精神原子彈」以弱勝強，打敗了國民黨。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之所以吸引、迷惑了眾多的優秀分子，它對受苦受難的勞苦大眾的深厚同情，它的內在崇高性和道德熱情，無疑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二十多年前，我就在一篇文章裏這樣寫道：
共產黨人在他們為奪取政權而艱苦奮鬥的時候，以及在他們奪得政權之初，不可否認，曾是一群真誠的理想主義者。他們追求的目標不能不説是十足良好。可惜的是，「通往地獄的道路常由善良願望鋪成」。共產黨人的問題，不在於邪惡，而在於無知。他們是一群誤入歧途的理想主義者。
不可否認，共產黨人是些愛走極端主義路線的高度理想主義者，他們心目中的偶像，是那些不食人間煙火的、無私無慾的聖徒。這類熱愛激進主義理想的人，歷來大有人在。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人群。特別有研究價值的一點是：這類人的社會作用往往是大善與大惡的極度矛盾的組合體。
從積極方面説，正是這種人為社會進步提供了最主要的動力。除去少數幸運的天才之外，為人類社會各個方面的進步作出大貢獻的，往往都是這種類型的人——從科學藝術迷狂，醉心於工藝技術的發明家，到奮不顧身的社會改革者、革命黨人。這是社會中最優秀的少數，正是他們把多數人從麻木沉睡中喚醒，把天火硬塞給平庸跟進的大多數。 但是很不幸，這種類型的人又往往心胸偏狹，缺乏寬容精神甚至冷酷無情。他們不能容忍反對意見，很容易把自己的信仰當作唯一的、至高無上的、不容懷疑的真理。
他們急躁、狂熱，主張為了他們心中所珍視的理想應該毫無猶豫地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最殘忍的鎮壓和肉體消滅在內。因為他們自己是禁慾主義和紀律主義的、權威主義和絕對獻身的，所以他們輕視、厭惡甚至根本不能容忍自由主義的放縱、逸樂和追求享受。他們的價值觀是地地道道的斯巴達軍人式的嚴酷服從和無條件奉獻。他們不珍視自己的生命——因為唯有為理想而獻身才是值得讚美的——所以也把他人的生命視同工具，為了實現那個至高無上的理想而隨時可以毀掉的工具。
當他們與一定的社會基礎相結合時，例如和被剝奪、無權、痛苦不堪的被壓迫階級的暴力反抗相結合時，可能變成一股只要復仇、不計一切代價的，情感主義的盲目破壞力量。更糟糕的是，流血導致更多的流血，復仇引發更劇烈的復仇——直到整個社會被惡性循環引到一個極限為止。
此時，民族元氣損傷殆盡，也許幾個世代難以復元。鬥爭、仇恨、動輒「你死我活」，就是這種極端主義運動留下的民族心態和社會文化遺產。（引自《漸進民主文集》）
——這是「八九風波」過後不久的1993年我在美國説的，當時正值全世界對中共激烈譴責的風口浪尖上，説實在話，我如此評價中共是捱了潮水般批評謾罵的，許多激進民主派至今仍不能原諒我的「背叛」。但我別無選擇。我堅信，知識分子的天職，就是探索真理、傳播真理、捍衞真理，真理所在，就是我的生命所在，榮辱笑罵在所不計。
和任何好東西一樣，理想主義只要走了極端，一定是自毀性的，一定會走向反面，變成幻想。理想只有落回人間、植根人性、直面現實，才能生根開花結果，才不至於滑進無根幻想的黑洞。怎樣做到既維護住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水準，又能夠「與時俱進」，拋棄那些極端主義的糟粕，能夠和現代文明接軌、走在時代的前列，這正是當前中國共產黨人面臨的最大挑戰（有智者建言，把「共產主義」改為「共享主義」，不失為妙計一條），全盤繼承，或者全盤拋棄紅色傳統，恐怕都不是最優選擇，因為那違背了改革的內在邏輯。
改革不可避免的就是新舊夾雜、非驢非馬、好壞兼備，搞得好左右逢源，搞得不好兩頭不是人、處處捱罵。接受改革的邏輯，就要同時接受令自己憎惡的不同主張、主義，想辦法妥協和共存，儘可能找出幾方都不滿意、但大家都不得不勉強接受的底線共識。寬容、承認乃至尊重異己異説，是自由民主的根本出發點，然而不幸，這恰恰是革命黨文化深入骨髓的中國人最難做到的。
自1840年代的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無數志士仁人拋頭顱灑熱血，奮鬥犧牲，核心目標就是一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振興。如何實現？一言以蔽之：完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實現現代化。這曾經是中國各界精英的基本共識。但是，若接着再問：怎樣實現現代化？哪條現代化道路是最優選擇？共識就徹底破裂，各種主義、主張互不相容，對立、撕裂、爭鬥，從惡言相向到互相殺戮——這就是自君主立憲被激進革命徹底埋葬之後的基本現實，以至於國共兩黨至今不能走到一起。
自由憲政是中國現代化的未來道路
一方面，我們不能沒有現代化理論的研究和指導，在方向根本不明的情況下盲目亂摸，因為歷史路徑一旦選擇錯誤，再想走回頭是不可能的；同時，選對了方向並不意味着就能成功，還必須抱着「必錯」而不是「必勝」的信念小心謹慎地摸索前進，決不能盲信一套「神聖」的抽象教義、主義。
其實這毫不足怪。
各國走過的現代化道路無非三條：自由憲政的英美模式、極端保守的德日法西斯模式和極端激進的革命法俄模式。現在我們看得越來越清楚了：最成功的是英美模式，德日模式和法俄模式都不成功。遺憾的是，在二次大戰德日模式崩潰、九十年代蘇東陣營瓦解之前，尤其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那三十年，也就是國共兩黨創立的年代，恰恰是英美模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最嚴重危機，納粹主義和斯大林主義卻風生水起、大獲成功，於是，中國精英紛紛拋棄英美道路，選擇了自以為更優的兩種極權主義模式。我們不妨捫心自問，假若我們處在那個年代，會有更明智的選擇嗎？恐怕不會有吧。苛責前人是最容易的，但也是最膚淺的，我對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嚴厲批評，並不是要把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者妖魔化，相反，是為了汲取歷史的經驗教訓，避免重蹈覆轍。
哲人波普爾主張科學研究應該運用「試錯法」，有人把鄧小平的「摸着石頭過河」比附為試錯法：摸着了繼續往前走，摸不着就另摸一塊。但這是錯的。波普爾説得再清楚不過，試錯法是做科學研究的方法，不是做整體社會實驗的方法；恰恰相反，波普爾和哈耶克等保守自由主義者堅決拒絕按照理想藍圖去從事大規模的社會實驗（革命是最大規模、最激烈、後果最壞的社會實驗），這是因為，人類根本就不可能掌握絕對不會錯的什麼「必然規律」、「宇宙真理」；相信絕對不會錯的真理，那是宗教信仰，不是科學態度，因此，整體社會實驗一定會事與願違、下場悲慘。
波普爾説，正是因為我們不應該做大規模的整體社會實驗，才應該用試錯法做理論研究，儘可能找到成功概率比較大的成功方向，一點一滴地耐心做社會改良並且不斷調整、修正。他説得絕妙：試錯法就是要讓錯誤理論「代替我們去死」。
我所主張的現代化英美模式，就是一個大概的成功方向，一方面，我們不能沒有現代化理論的研究和指導，在方向根本不明的情況下盲目亂摸，因為歷史路徑一旦選擇錯誤，再想走回頭是不可能的；同時，選對了方向並不意味着就能成功，還必須抱着「必錯」而不是「必勝」的信念小心謹慎地摸索前進，遇到問題隨時調整修正，決不能盲信一套「神聖」的抽象教義、主義（不管是共產主義、自由主義、民主主義或別的什麼主義），自以為正義和真理全在我手，「義無反顧」、不計代價地一條衚衕走到黑。
説到底，不管眼前的現實與自己的理想目標差距多麼巨大，如果我們連正在改革開放，承諾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其中包括了自由和民主）、「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法治建設」，並且確實在強力反腐的中國共產黨人都不能寬容，我們還能寬容什麼異己異見，還有什麼資格宣稱自己是在追求自由民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