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苏联与中国，用不同方式证伪共产主义

编按：共产主义理想有没有欺骗中国？百年来，中国的国运沉浮，与共产主义有千丝万缕、不可断绝的纠缠。

1970年代末，从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全面试验以惨痛失败告终以来，毛泽东之后的中国执政党领导人，不再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高调的彼岸目标。取而代之的是发展经济，“韬光养晦”，“不争论”，允许资本家入党，“不折腾”……面对不再原教旨主义的共产党，观察人士认为不能再称其为共产党，它可能变为“社会民主党”，可能变为“全民党”，也可以变为“执政精英联盟”。而苏联的崩溃，则更是福山眼中“历史的终结”，布热津斯基所言共产主义的“大失败”。

中共十八大以来，这一现象已经改变，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番“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员的最高理想”的讲话，引起多方讨论、争议和疑惑。面对民间的反弹，《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宣称要《理直气壮地高扬共产主义伟大旗帜》，《环球时报》则以《共产主义理想没有欺骗中国》的社论，认为中国的经济成在“共产主义理想”引领下才得以实现，所以中国需要继续弘扬共产主义思想。共青团中央官方微博帐号则发表团中央宣传部部长景临的文章，批驳知名地产商任志强的“反共产主义”言论。

争议冷却，影响长存。热点新闻之后，仍有必要提出问题──共产主义是理想，还是幻想？共产主义在苏联为何失败了？重提共产主义，会给中国带来什么？

端传媒邀请周舵、徐贲、洪振快三位先生，从条分缕析共产主义、苏联的信仰危机以及重塑合法性等多个角度，带来系统分析。

十月革命证明马克思错了，列宁是”对”的

十月革命成功的事实证明，马克思错了，列宁是对的。当然，列宁自有一套“辩证法”诡辩术来自圆其说，硬说他和马克思都对。

列宁原本是笃信马克思的，但他很快发现，只要拿马克思的“伟大教导”付诸实践，立刻碰壁，百试百灵。马克思说得非常清楚，共产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到顶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再也无路可走，资本主义危机全面爆发、中产阶级下降为无产阶级、整个社会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尖锐对立、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也已经让无产阶级生活不下去、非革命不可，这样一个“历史必然过程”自动引出的结果；但列宁和其他第二国际领袖看到的事实和马克思的断言相距何其遥远：

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的余地大得很，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能力不断提高，经济危机（经济波动）有了初步管控的办法，中产阶级越来越成为社会主流和多数，工人阶级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他们早已不是什么“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也根本不关心什么共产主义革命，他们一心一意只要求改善生活……

于是，马克思主义者们纷纷改弦易辙，伯恩斯坦、考茨基等转向议会合法斗争，列宁则旁徨岐路，一边顽固坚持马克思的“革命精髓”，一边哀叹“我们这些老家伙大概是看不到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了”。谁也没想到，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了，看似固若金汤的沙皇政权轰然倒台，列宁立刻两眼放光，心想管他马克思不马克思，革命的大好机会自天而降了，决不能白白放过。后来的故事尽人皆知：列宁成功了。

列宁是靠他独创的“建党学说”取得政权的，众所周知，这“学说”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巨大贡献（共产党人这样认为）或者巨大修正、严重背叛（共产党人之外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认为），马克思本人的教义绝不是像列宁主张的那样，在资本主义刚刚起步的落后国家，由一小批职业革命家按照“铁的纪律”组成非法地下活动的革命党，来宣传、组织和指挥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我们没法判断，马克思要是知道了列宁这么对待他的理论学说将作何反应——是把它当做“发展创新”还是当做“背叛修正”，但无论如何，“无产阶级革命”居然可以这样搞法，马克思想都不曾想过。

历史真是十足的吊诡，俄国十月革命完全按照列宁的设想获得了胜利，接着像烈性传染病一样传播到第三世界，而马克思“资本主义发展到顶点必然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理论”，却迄今为止还没有过哪怕一个成功先例——连些微成功的迹象都没有，那些“发展到顶点”的发达国家反倒像是和“无产阶级革命”越走越远了。我们应该从中引出什么样的合逻辑的结论呢？

显而易见，十月革命成功的事实证明，马克思错了，列宁是对的。当然，列宁自有一套“辩证法”诡辩术来自圆其说，硬说他和马克思都对。

仅此一例，我们就可以下结论说，马克思的学说被证伪了。两者必居其一：假使马克思主义者承认科学理论必须接受实践经验以判定真伪的话，那就只能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理论。若是他们拒绝接受检验，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可能错误，结论就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根本是凭空虚构、无法检验的伪科学，是幻想，是乌托邦，一个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世界。

列宁终究还是错了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货真价实得多了。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改良措施和马克思的“革命精髓”、“独创”思想完全背道而驰，反倒与马克思严加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如出一辙。

如前所述，马克思从不认为他的理论可能根本错误，顶多在细节和具体结论上需要做一点灵活调整罢了；所有马克思主义信徒更是坚决拒绝危及理论核心的实践检验，面临马克思已经被实践证伪的论断时，他们一律认为那都是“暂时挫折”，共产主义是颠扑不破、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宇宙真理”，无产阶级革命“总有一天会取得完全胜利”。

你若是问，“总有一天”是哪一天，他们有现成的马恩教导来搪塞：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有传言道，邓小平认为共产主义取得胜利要经过几十代人的努力奋斗，也许是两千年以后的事，江泽民问邓小平“能不能提前一点”，邓答：不能，否则就是冒进。（我私下里想，可能要再多加几个零，20亿年以后实现比较靠谱）。

前面说“列宁是对的，马克思错了”，我故意省略了两个关键字：暂时。苏联的崩溃解体，证明列宁终归还是错的——不是戈尔巴乔夫或者别的什么人搞垮了苏联，是列宁斯大林创建的列宁斯大林模式在与自由民主市场经济的所谓“资本主义模式”的竞争中全面落败，因而被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彻底抛弃。

为什么说是“所谓”的资本主义模式？因为“资本主义”是个意识形态色彩浓重的标签，不能准确概括当代西方国家的混合式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尤其是不能反映在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长期执政或参政下，这些国家所奉行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政策。客观公正地说，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货真价实得多了。

有不少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这正是马克思的历史功绩，是尊奉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国际成员党对“资本主义”的改造所致。

但是，第一我们既无法证明、也无法否证如果没有马克思，西方国家的其它社会主义者是不是就不会有这样的历史功绩；第二，这些“中左”政党二战后几乎全都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第三，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改良措施和马克思的“革命精髓”、马克思的“独创”思想完全背道而驰，反倒是与马克思严加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如出一辙。

邓小平路线是对共产主义的致命证伪

我发明了一个新概念，叫作“改革合法性”——中共承诺要继续改革并且事实上也在改革，这就让中国人民对中共怀抱着“他们会越变越好，我们也会越变越好”的期望，这才是中共目前的合法性来源。

比苏联解体更意味深长的是中共的改革开放。

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会下结论说，邓小平路线的成功，才是对马克思主义最致命的证伪。中共打什么旗说明不了任何问题，问题的实质是，当前中国的基本制度只有很少的一点“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众说纷纭，但没有人能否认，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一言以蔽之，就是“平等”两个字，而中国有平等吗？看看两件事实就够了：极其猖獗的官僚特权腐败，和农民自毛泽东时代延续至今的次等国民待遇。

如果要用最简洁的概括来描述中国当前的基本制度，我看“一党专制下的资本主义”应该是最贴切的。从“中国模式”的批评者眼里看中国，也可以作为判定“中国模式”性质的一个合用视角：左派憎恶中国的资本主义，右派讨厌中国的一党专制，两边不讨好，令“中国模式”只对少数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具有吸引力，这就是“中国模式”无法具备“软实力”的根本原因。

不可否认，“中国模式”在经济增长方面成效显著，但这不足以构建“中国模式”的辩护基础，因为历史上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纳粹执政后的德国以及二战后亚洲的“四小龙”等等都曾经创造过类似的经济奇迹。其次，这仅仅是暂时的“有效性”，不是长远的“合法性”。政权的合法性建立在两块基石之上：符合正义原则的宪政法治对人权的保障，以及绝大多数人即便在政府绩效低下的情况下也不想更换制度——因为他们深知没有更好的可替代的其它制度。

毛泽东时代，中共的合法性基础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意识形态之上的，这一套指导思想显然和改革开放格格不入，不可能再沿用了。我发明了一个新概念，叫作“改革合法性”——中共承诺要继续改革并且事实上也在改革，这就让中国人民对中共怀抱着“他们会越变越好，我们也会越变越好”的期望，这才是中共目前的合法性来源。所以邓小平会说，不改革死路一条。

王岐山最近特别提及中共的合法性问题，背后的深意值得玩味。我认为，这表明中共的新一届领导班子已经意识到打天下时代的“革命合法性”已经不能再延续了，必须重建合法性基础。这才是中国和中共的前途和希望之所在。

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怎么办？

改革不可避免的就是新旧夹杂、非驴非马、好坏兼备，搞得好左右逢源，搞得不好两头不是人、处处挨骂。接受改革的逻辑，就要同时接受令自己憎恶的不同主张、主义，想办法妥协和共存，尽可能找出几方都不满意、但大家都不得不勉强接受的底线共识。

马克思错了，就像第一颗扣子扣错，下面的扣子——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以及全体马克思主义者，就全都错了。这种错误尽管后果极其恶劣、代价无比惨痛，但我要说，它仍然和罪恶不能简单划等号。对于我们不能赞成的错误，包括马列主义这样一种巨大错误在内，自由主义者都应该采取“同情式的理解”态度，设身处地换位思考，想一想如果自己处在相同的地位上，是不是能够避免这些错误，而不是自以为置身于道德高地，义愤填膺地做非此即彼、黑白二分的道德审判，把对方彻底抹黑。

任何不怀偏见的人都不难看到，除去极其坚定的信仰之外，共产党人还曾经是一个道德极其高尚的群体，他们就是靠了这颗“精神原子弹”以弱胜强，打败了国民党。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之所以吸引、迷惑了众多的优秀分子，它对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的深厚同情，它的内在崇高性和道德热情，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二十多年前，我就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

共产党人在他们为夺取政权而艰苦奋斗的时候，以及在他们夺得政权之初，不可否认，曾是一群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追求的目标不能不说是十足良好。可惜的是，“通往地狱的道路常由善良愿望铺成”。共产党人的问题，不在于邪恶，而在于无知。他们是一群误入歧途的理想主义者。

不可否认，共产党人是些爱走极端主义路线的高度理想主义者，他们心目中的偶像，是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无私无欲的圣徒。这类热爱激进主义理想的人，历来大有人在。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人群。特别有研究价值的一点是：这类人的社会作用往往是大善与大恶的极度矛盾的组合体。

从积极方面说，正是这种人为社会进步提供了最主要的动力。除去少数幸运的天才之外，为人类社会各个方面的进步作出大贡献的，往往都是这种类型的人——从科学艺术迷狂，醉心于工艺技术的发明家，到奋不顾身的社会改革者、革命党人。这是社会中最优秀的少数，正是他们把多数人从麻木沉睡中唤醒，把天火硬塞给平庸跟进的大多数。
但是很不幸，这种类型的人又往往心胸偏狭，缺乏宽容精神甚至冷酷无情。他们不能容忍反对意见，很容易把自己的信仰当作唯一的、至高无上的、不容怀疑的真理。

他们急躁、狂热，主张为了他们心中所珍视的理想应该毫无犹豫地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最残忍的镇压和肉体消灭在内。因为他们自己是禁欲主义和纪律主义的、权威主义和绝对献身的，所以他们轻视、厌恶甚至根本不能容忍自由主义的放纵、逸乐和追求享受。他们的价值观是地地道道的斯巴达军人式的严酷服从和无条件奉献。他们不珍视自己的生命——因为唯有为理想而献身才是值得赞美的——所以也把他人的生命视同工具，为了实现那个至高无上的理想而随时可以毁掉的工具。

当他们与一定的社会基础相结合时，例如和被剥夺、无权、痛苦不堪的被压迫阶级的暴力反抗相结合时，可能变成一股只要复仇、不计一切代价的，情感主义的盲目破坏力量。更糟糕的是，流血导致更多的流血，复仇引发更剧烈的复仇——直到整个社会被恶性循环引到一个极限为止。

此时，民族元气损伤殆尽，也许几个世代难以复元。斗争、仇恨、动辄“你死我活”，就是这种极端主义运动留下的民族心态和社会文化遗产。（引自《渐进民主文集》）

——这是“八九风波”过后不久的1993年我在美国说的，当时正值全世界对中共激烈谴责的风口浪尖上，说实在话，我如此评价中共是挨了潮水般批评谩骂的，许多激进民主派至今仍不能原谅我的“背叛”。但我别无选择。我坚信，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探索真理、传播真理、捍卫真理，真理所在，就是我的生命所在，荣辱笑骂在所不计。

和任何好东西一样，理想主义只要走了极端，一定是自毁性的，一定会走向反面，变成幻想。理想只有落回人间、植根人性、直面现实，才能生根开花结果，才不至于滑进无根幻想的黑洞。怎样做到既维护住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水准，又能够“与时俱进”，抛弃那些极端主义的糟粕，能够和现代文明接轨、走在时代的前列，这正是当前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最大挑战（有智者建言，把“共产主义”改为“共享主义”，不失为妙计一条），全盘继承，或者全盘抛弃红色传统，恐怕都不是最优选择，因为那违背了改革的内在逻辑。

改革不可避免的就是新旧夹杂、非驴非马、好坏兼备，搞得好左右逢源，搞得不好两头不是人、处处挨骂。接受改革的逻辑，就要同时接受令自己憎恶的不同主张、主义，想办法妥协和共存，尽可能找出几方都不满意、但大家都不得不勉强接受的底线共识。宽容、承认乃至尊重异己异说，是自由民主的根本出发点，然而不幸，这恰恰是革命党文化深入骨髓的中国人最难做到的。

自1840年代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无数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奋斗牺牲，核心目标就是一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如何实现？一言以蔽之：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实现现代化。这曾经是中国各界精英的基本共识。但是，若接着再问：怎样实现现代化？哪条现代化道路是最优选择？共识就彻底破裂，各种主义、主张互不相容，对立、撕裂、争斗，从恶言相向到互相杀戮——这就是自君主立宪被激进革命彻底埋葬之后的基本现实，以至于国共两党至今不能走到一起。

自由宪政是中国现代化的未来道路

一方面，我们不能没有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和指导，在方向根本不明的情况下盲目乱摸，因为历史路径一旦选择错误，再想走回头是不可能的；同时，选对了方向并不意味着就能成功，还必须抱着“必错”而不是“必胜”的信念小心谨慎地摸索前进，决不能盲信一套“神圣”的抽象教义、主义。

其实这毫不足怪。

各国走过的现代化道路无非三条：自由宪政的英美模式、极端保守的德日法西斯模式和极端激进的革命法俄模式。现在我们看得越来越清楚了：最成功的是英美模式，德日模式和法俄模式都不成功。遗憾的是，在二次大战德日模式崩溃、九十年代苏东阵营瓦解之前，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三十年，也就是国共两党创立的年代，恰恰是英美模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最严重危机，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却风生水起、大获成功，于是，中国精英纷纷抛弃英美道路，选择了自以为更优的两种极权主义模式。我们不妨扪心自问，假若我们处在那个年代，会有更明智的选择吗？恐怕不会有吧。苛责前人是最容易的，但也是最肤浅的，我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严厉批评，并不是要把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妖魔化，相反，是为了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哲人波普尔主张科学研究应该运用“试错法”，有人把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比附为试错法：摸着了继续往前走，摸不着就另摸一块。但这是错的。波普尔说得再清楚不过，试错法是做科学研究的方法，不是做整体社会实验的方法；恰恰相反，波普尔和哈耶克等保守自由主义者坚决拒绝按照理想蓝图去从事大规模的社会实验（革命是最大规模、最激烈、后果最坏的社会实验），这是因为，人类根本就不可能掌握绝对不会错的什么“必然规律”、“宇宙真理”；相信绝对不会错的真理，那是宗教信仰，不是科学态度，因此，整体社会实验一定会事与愿违、下场悲惨。

波普尔说，正是因为我们不应该做大规模的整体社会实验，才应该用试错法做理论研究，尽可能找到成功概率比较大的成功方向，一点一滴地耐心做社会改良并且不断调整、修正。他说得绝妙：试错法就是要让错误理论“代替我们去死”。

我所主张的现代化英美模式，就是一个大概的成功方向，一方面，我们不能没有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和指导，在方向根本不明的情况下盲目乱摸，因为历史路径一旦选择错误，再想走回头是不可能的；同时，选对了方向并不意味着就能成功，还必须抱着“必错”而不是“必胜”的信念小心谨慎地摸索前进，遇到问题随时调整修正，决不能盲信一套“神圣”的抽象教义、主义（不管是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或别的什么主义），自以为正义和真理全在我手，“义无反顾”、不计代价地一条胡同走到黑。

说到底，不管眼前的现实与自己的理想目标差距多么巨大，如果我们连正在改革开放，承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其中包括了自由和民主）、“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法治建设”，并且确实在强力反腐的中国共产党人都不能宽容，我们还能宽容什么异己异见，还有什么资格宣称自己是在追求自由民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