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陳建仲，很多人都會提起他曾為阿扁總統寫真集《總統開門》掌鏡，有「御用攝影師」光環。他曾任報社攝影記者多年，拍過許多枱面上的政治人物，頗得好評。但他自己很少提起。
多年來，我與他的合作都是請他幫忙拍攝作家。作家們習於在靜謐的深夜進行私密的寫作，生活日夜顛倒，特別不善面對鏡頭，極難捕捉其神韻。陳建仲敏銳細膩，自己也像個隱藏暗處的夜行俠，只用一個鏡頭遠遠拍攝，沒有閃光沒有干擾，無聲無息，留住了他們的影像，卻拍出許多重要作家一生中少有的經典照片。
譬如南方朔，他選擇只拍臉部，他這樣形容南方朔：「他的臉上佈滿了深淺不一的皺紋，發白而乾枯的髮絲隨風飛舞。他的容貌透露一股知識與人文的力量，讓我想起了愛因斯坦。」又如朱天心，「她像一隻貓，感覺有非常強烈的靈敏度和嗅覺，對於陌生者的出現，會立即豎毛豎耳高度警覺。」因此陳建仲利用樓梯轉折處，從欄杆間俯瞰，透過蜿蜒隱密的線條捕捉她的影像。這些長期累積下來的精采作品，蒐錄在2008年出版的《文學心鏡──作家‧印象》一書中。《文學心鏡》以作家照片為主，陳建仲搭配文字略述作家或拍攝時的感受，言簡意賅卻很有情味，極具魅力。後來我才知道，他以「菸斗客的重機日記」在部落格發表文章，擁有大批粉絲。
新近出版的《光影人生》，陳建仲以影像與文字回首來時路。
最早發現攝影天分是無心拍到的一對瘋母女，人稱「肖驢仔」和她的智障女兒。畫面毫不賞心悅目卻得了獎，也開啟了他觀察底層人物的興趣。八零年代台灣，正處於解嚴前的衝撞期，輿論形成力量，長期鬱悶封閉的社會開始有了發洩的窗口，喧騰一時的「湯英伸事件」，對他造成強烈衝擊。原住民鄒族青年湯英伸，從阿里山鄉間到都市謀生，誤入求職陷阱，超時工作又遭毆打辱罵，酒後與雇主口角憤而殺害雇主一家三口，被判處死刑，成為台灣最年輕的死刑犯，死時才十九歲。事件促使台灣各界重視原住民問題，並反省漢人社會以文明之名對原住民造成的歧視與傷害。
陳建仲年紀與湯英伸相仿，「湯英伸事件」讓他開始關注原住民，於是帶着相機一次次走進部落，結交原住民朋友，幾乎成為部落的一分子。在部落聽得原住民少女被販賣成為雛妓的故事，觸動他寫下一部長篇小說《枯雲》。後來他將鏡頭帶向社會的更邊緣與角落，拍攝出一系列華西街紅燈區作品。
回顧台灣攝影史，當時逐漸展現出「社會性」，取代之前以郎靜山建立的攝影美學為主流的風格，形成另外一支重要脈絡。個人經歷扣合着時代歷史，陳建仲在學校課業的學習屢遭挫折，服役期間對軍隊僵化迂腐的體制也多有不滿，這種邊緣性可能促使他走向群眾，以影像發聲、批判社會不公不義之事。可是往後看他的作品卻不僅止於此，而更全面展現人性的深度。
手執相機，他時常提醒自己不要成為一個掠奪者。
他的自省性很強。台灣解嚴之後百花齊放，他很快感受到人們長期受到禁錮的心靈如脫韁野馬般追尋感官的刺激、重視個人表現，缺乏開闊的胸襟。面對別人的錯誤，只知用高道德標準檢視，面對自己的錯誤，始終有說不完的藉口。手執相機，他時常提醒自己不要成為一個掠奪者。更多設身處地，審度自己的不足。
譬如他將當時足以做為社會議題的雛妓拍攝，歸之於抒情性的個人「愛情」篇章。當他訴說與雛妓「小雨」相遇，聆聽不幸的際遇時，他難以分辨內心幽微的情思，是同情還是彼此依賴的情感。或者用法國電影導演奇士勞斯基的話來說：「我害怕那些真實的眼淚，因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有權利拍攝他們。」
他帶回來的不是「災難現場」，災難現場仍在原處，他帶回來的，只是他自己。
沒有義正辭嚴的大道理，也不強調為誰發聲，只是那樣純粹的感情，一種人人都有的孤獨感，在偶然的萍水相逢之際溫暖了彼此的心，曾有的牽掛與呼喚，成為人生旅程中動人的風景。
對於邊緣人的拍攝，他感同身受模糊了界線，真摯又雋永，洋溢着幾分浪漫氣息。
2009年台灣發生莫拉克風災，他深入災區，留下珍貴的影像。沒有獵奇式令人驚悚的災情畫面，也不是控訴人類破壞自然環境，而是帶着疼惜的眼光，沉重而虔敬的感情，表達人類在歷經殘酷的災變後，內心渴望的和平與寧靜，並在絕望中展現出尊嚴與高貴的氣質。這組照片令人動容，彷彿草木有生命，精靈隨時會從影像中躍出，我總以為，他真的在那裏看到精靈，覺察出旁人感受不到的天啟。他帶回來的不是「災難現場」，災難現場仍在原處，他帶回來的，只是他自己。
人生或許是上天出給我們的一道謎題，《光影人生》具體而微呈現了一段淘洗自己、對鏡解謎的過程。當鏡頭對着他人，也鑑照自我。一如日本攝影家森山大道所說：「雖然世界不會因為我的攝影而有所改變，但如果我不持續拍照的話，連自己都看不到了。」
陳建仲拍照，聆聽內心的聲音，沒有幻滅與怨懟，有的是暖色的希望之光。從人與人的互動，自然的變化中，他自我觀照洗滌，在暗夜裏探路前行，鏡頭如明鏡，是他修行的道場。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為《對鏡解謎，暗夜尋路──陳建仲的《光影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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