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星碼頭、維港、山頂、電車、帆船、客家村……從1956年到1960年，新加坡人李福志帶著他分期付款購買的裝有「風琴」鏡頭的新蔡司 Ikonta 相機，在香港的市區、甚至離島閒逛，遇到他認為遊客會感興趣的景物──多半是熱門風光，要不就是對遊客而言充滿「異域風情」的畫面，就拍下來。
這，對李福志自己而言，是種建基於興趣的謀生手段──這些照片經他自己沖刷後，會被帶到山頂出售，多半是一元一張，會給李福志帶來6毫的利潤；但就像《流光迅影香港情》一書的編者艾思濤（Edward Stokes）第一次在李福志家翻閱照片的底片時所感受到的：這些記錄了香港50年代風貌、紀實風格十足的照片，比起一般沙龍攝影師甚至藝術攝影師，記錄了更全面而真實的香港，「是雋藏過去香港的時間錦囊」。
一個新加坡人怎麼會不自覺地參與到老香港的記錄歷程中？這事還要從差不多68年前的今天說起。
一個移民的求存史
1947年10月26日，英國輪船「勝高剌」（Sangola）抵港，這是戰後，往來印度、新加坡、馬來西亞及中國之間的遠東航線正式復航。在香港歷史學家招璞君（她和艾思濤共同參與了流光迅影香港情》一書的編撰）看來，「勝高剌」的處女首航極具象徵意義：「香港和亞洲地區辛酸緊絀的日子終於過去」。
隨著這艘安裝了空調的現代化輪船一同到港的，還有李福志。2012年和招璞君談起那天時，李福志還記得，農曆九月的香港天氣，要比位處熱帶的新加坡清涼。
當時，李福志是「勝高剌」的額外船員。在戰後的新加坡要找份像樣的工作，並不容易，何況李福志只讀過幾年書，再加上曾是孤兒的他，與收養的家庭關係也較為緊張。因此，對於20歲的李福志來說，當海員是一條出路，離開新加坡來香港發展也是。而像他這樣想的人，並不少。戰後的香港百廢待興，不僅吸引了因戰爭散落到各地的本港居民回歸，也包括逃避戰亂的內地難民或者尋找新的發展機會的移民。據香港政府1947年年報記載，這一年香港人口數目達到120萬人，而這個數字在1945年還僅僅是60萬上下。
在香港的開局並不順利，有一段時間裏，李福志在招待所坐著，等著中介介紹新的海員工作──在那個年代，這是華人海員找工作的普遍做法，但除了花費了不少住宿及中介費外，並沒有等來什麼機會。幾個月之後，囊中所剩無幾的他，只好去投靠了表兄，這是他在香港唯一的熟人，在皇后大道西上開了一間名為「明華照相」的影樓。
根據招璞君的研究，早在1860年香港就出現了華資的攝影公司，不過戰後因市況凋零，再加上菲林和沖洗照片的化學藥水都短缺，本地照相業尚在復甦階段。「明華照相」是香港彼時40多間影樓其中之一，就這樣，李福志由於表兄的關係，接觸到了在當時還不太多人從事的攝影術。
不過真正的轉折還要等到1948年的夏天，那天天氣晴朗，李福志跟著影樓一位攝影師前往太平山頂，這是他來港近一年時間裏，首次踏足這個旅遊地。據他回憶，當時山頂不過只有幾名水手和遊客，但同去的攝影師還是通過幫其中一位拍攝肖像，輕鬆賺得三塊錢，而這已經是彼時勞工的平均日薪了！
「這真不錯，假如我也能一天賺三塊錢，那就已經很足夠了！」幾十年後，李福志向招璞君回憶稱，就在山頂，他決定當一個獨立的攝影師，并以此謀生。
他向表兄借了一部舊的蔡司Ikonta，開始自學攝影，在山頂為遊人拍照，客人多是因朝鮮戰爭而訪港的美國軍人，和出手闊綽的上海人，而收費大概是一元一張或者兩元三張。同時，像很多為生活奔波的香港人一樣，李福志也不時兼職，比如碰上合適的行船機會，也會出海。而國共內戰期間，大批難民湧入香港。1949年，香港首次進行人口登記，開始為市民頒發身份證，李福志也因而獲得又一個工作機會：1951年，他開始在調景嶺難民營為難民拍攝身份證照片。
工作的同時，李福志也在香港安了家，他和妻子帶著三個孩子，與人合夥在筲箕灣西大街租下村屋，新加坡人在一點點變成香港居民。
從攝影師變成「雪糕佬」
一直到這裏，李福志的故事都像普通的香港移民故事，對自己而言，是見骨見肉的真切，但在時代裏，留不下什麼痕跡。直到1955年，二戰結束10年後，旅遊業發展成為香港的經濟支柱。根據招璞君的研究，單是1953﹣1954年來香港旅遊的美國軍人，就帶來了高度7800萬港元的收入。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李福志的高收入，因為隨著現代相機的普遍，遊客對旅行肖像的需求也相應減少，再加上旅遊攝影行業競爭愈發激烈，李福志和他的舊蔡司Ikonta，需要尋找新的謀生出路。
他想到的點子是：不再拍攝人像，改拍香港風景和街景，然後將他們沖曬後兜售給遊客。
在1955年到1960年時間裏，李福志都是這麼干的，有一段時間，這個新點子給他帶來了不少的收入，以及更重要的，別人對他作品的認可。據李福志的回憶，曾經有波士頓的客人通過旅遊團向他轉達書信，告訴他自己的親戚朋友們都很喜歡他的照片，這件事在幾十年後說起來，都是李福志的溫馨回憶。
不過個人的經驗抵擋不了時代的變化。隨着香港旅遊業日益發展，政府的規管也日益嚴格，比如由導遊帶領的觀光團人數增多，讓李福志兜售照片不似個人游盛行時自由，再加上彩色相片的流行，也令他的黑白照片顯得老派。李福志不得不放下攝影，改到粉嶺開士多為生，以至在1965年申請成為牛奶公司零售商，開始了被稱為「雪糕佬」的下半生，就是山頂攝影師故事的另外一面了。
風景攝影的價值
2010年，香港遺珍攝影基金會創辦人之一艾思濤在山頂遊玩時，遇見兜售舊照片的李福志，因緣巧合之下，他接觸到李福志記錄香港50年代末的這批照片，深為震動，開始著手出版李福志攝影集，這就是今天夏天出版的《流光迅影香港情》。
「怎麼理解這批照片的價值呢？」這是我在對艾思濤的採訪中，反覆提到的疑問，因為一般而言，一般的風景攝影照，多是謀生的「工具」，並不具有太多的美學價值，又何必大費周章出書？
艾思濤也承認，在編輯攝影集的過程中，他曾多次思考，讓李福志走向攝影的「召喚」（calling）到底是什麼。然後，他意識到，就連「召喚」都是一個太過知識份子的說法，「我們得承認，李福志拍照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謀生，這影響到他拍攝的方式、內容，但同時，這也給他的照片帶來不同於同時期其他攝影師的風格。」
據艾思濤介紹，1950﹣1960香港的藝術攝影潮流「喜歡以暗測光拍攝，通過加重陰影和強光來營造空間感和景深，再此基礎上，再加入各自的審美」，當時的攝影名師何藩就是這一風格的佼佼者。
這一手法雖能營造藝術上的震撼力，但也會造成照片的許多細節在戲劇性的光線下，隱而不現，而李福志走的是彼時屬於少數派的「寫實」風格。據艾思濤介紹，李福志多半在中午時分拍攝，均勻的光線使得照片呈現豐富的細節，「雖然創意上可能有所欠缺，但他拍攝的香港可能更真實」。同時，由於李福志必須考慮拍攝成本，這也決定他無法像諸如布列松等攝影大師等待「決定性瞬間」，他能做的就是常常在街上遊逛，遇到自己覺得合適的場景，就趕緊拍下，因此他照片的題材比起沙龍攝影師來說，也較為豐富。
「更全面、也更真實的香港」，這也許是《流光迅影香港情》一書後，配備了由艾思濤撰寫的極為詳細的「相片」隨筆的原因，比如：「白衫黑褲」的女傭走在雲咸街以西的皇后大道中，警員，而非交通燈，在指揮她過馬路；比如服飾中西混雜的中環，兩旁的唐樓還時興在陽台晾曬衣物；比如太古公司為員工建造的游泳池，揭示50年代，游泳正在香港逐漸流行……這個在香港住了30多年的澳大利亞移民，一字一句從一個新加坡移民裏，打撈50年的香港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