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物 攝影小輯 3

一個山頂攝影師和他的老香港

風景區的風景照,早已是過時、甚至老土的象徵,但只有走近了看,我們才知道他也有鮮活的故事,關於個人,更關乎時代……


李福志拍攝的電車,彼時馬路寬闊,「電車堵塞交通」的說法不攻而破。圖片由艾思濤提供
李福志拍攝的電車,彼時馬路寬闊,「電車堵塞交通」的說法不攻而破。圖片由艾思濤提供

天星碼頭、維港、山頂、電車、帆船、客家村……從1956年到1960年,新加坡人李福志帶著他分期付款購買的裝有「風琴」鏡頭的新蔡司 Ikonta 相機,在香港的市區、甚至離島閒逛,遇到他認為遊客會感興趣的景物──多半是熱門風光,要不就是對遊客而言充滿「異域風情」的畫面,就拍下來。

這,對李福志自己而言,是種建基於興趣的謀生手段──這些照片經他自己沖刷後,會被帶到山頂出售,多半是一元一張,會給李福志帶來6毫的利潤;但就像《流光迅影香港情》一書的編者艾思濤(Edward Stokes)第一次在李福志家翻閱照片的底片時所感受到的:這些記錄了香港50年代風貌、紀實風格十足的照片,比起一般沙龍攝影師甚至藝術攝影師,記錄了更全面而真實的香港,「是雋藏過去香港的時間錦囊」。

一個新加坡人怎麼會不自覺地參與到老香港的記錄歷程中?這事還要從差不多68年前的今天說起。

一個移民的求存史

1947年10月26日,英國輪船「勝高剌」(Sangola)抵港,這是戰後,往來印度、新加坡、馬來西亞及中國之間的遠東航線正式復航。在香港歷史學家招璞君(她和艾思濤共同參與了流光迅影香港情》一書的編撰)看來,「勝高剌」的處女首航極具象徵意義:「香港和亞洲地區辛酸緊絀的日子終於過去」。

隨著這艘安裝了空調的現代化輪船一同到港的,還有李福志。2012年和招璞君談起那天時,李福志還記得,農曆九月的香港天氣,要比位處熱帶的新加坡清涼。

當時,李福志是「勝高剌」的額外船員。在戰後的新加坡要找份像樣的工作,並不容易,何況李福志只讀過幾年書,再加上曾是孤兒的他,與收養的家庭關係也較為緊張。因此,對於20歲的李福志來說,當海員是一條出路,離開新加坡來香港發展也是。而像他這樣想的人,並不少。戰後的香港百廢待興,不僅吸引了因戰爭散落到各地的本港居民回歸,也包括逃避戰亂的內地難民或者尋找新的發展機會的移民。據香港政府1947年年報記載,這一年香港人口數目達到120萬人,而這個數字在1945年還僅僅是60萬上下。

李福志在表兄的影樓裏,擺弄着相機。圖片由艾思濤提供
李福志在表兄的影樓裏,擺弄着相機。圖片由艾思濤提供

在香港的開局並不順利,有一段時間裏,李福志在招待所坐著,等著中介介紹新的海員工作──在那個年代,這是華人海員找工作的普遍做法,但除了花費了不少住宿及中介費外,並沒有等來什麼機會。幾個月之後,囊中所剩無幾的他,只好去投靠了表兄,這是他在香港唯一的熟人,在皇后大道西上開了一間名為「明華照相」的影樓。

根據招璞君的研究,早在1860年香港就出現了華資的攝影公司,不過戰後因市況凋零,再加上菲林和沖洗照片的化學藥水都短缺,本地照相業尚在復甦階段。「明華照相」是香港彼時40多間影樓其中之一,就這樣,李福志由於表兄的關係,接觸到了在當時還不太多人從事的攝影術。

不過真正的轉折還要等到1948年的夏天,那天天氣晴朗,李福志跟著影樓一位攝影師前往太平山頂,這是他來港近一年時間裏,首次踏足這個旅遊地。據他回憶,當時山頂不過只有幾名水手和遊客,但同去的攝影師還是通過幫其中一位拍攝肖像,輕鬆賺得三塊錢,而這已經是彼時勞工的平均日薪了!

「這真不錯,假如我也能一天賺三塊錢,那就已經很足夠了!」幾十年後,李福志向招璞君回憶稱,就在山頂,他決定當一個獨立的攝影師,并以此謀生。

他向表兄借了一部舊的蔡司Ikonta,開始自學攝影,在山頂為遊人拍照,客人多是因朝鮮戰爭而訪港的美國軍人,和出手闊綽的上海人,而收費大概是一元一張或者兩元三張。同時,像很多為生活奔波的香港人一樣,李福志也不時兼職,比如碰上合適的行船機會,也會出海。而國共內戰期間,大批難民湧入香港。1949年,香港首次進行人口登記,開始為市民頒發身份證,李福志也因而獲得又一個工作機會:1951年,他開始在調景嶺難民營為難民拍攝身份證照片。

李福志在山頂拍攝的遊客照。圖片由艾思濤提供
李福志在山頂拍攝的遊客照。圖片由艾思濤提供

工作的同時,李福志也在香港安了家,他和妻子帶著三個孩子,與人合夥在筲箕灣西大街租下村屋,新加坡人在一點點變成香港居民。

從攝影師變成「雪糕佬」

一直到這裏,李福志的故事都像普通的香港移民故事,對自己而言,是見骨見肉的真切,但在時代裏,留不下什麼痕跡。直到1955年,二戰結束10年後,旅遊業發展成為香港的經濟支柱。根據招璞君的研究,單是1953﹣1954年來香港旅遊的美國軍人,就帶來了高度7800萬港元的收入。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李福志的高收入,因為隨著現代相機的普遍,遊客對旅行肖像的需求也相應減少,再加上旅遊攝影行業競爭愈發激烈,李福志和他的舊蔡司Ikonta,需要尋找新的謀生出路。

他想到的點子是:不再拍攝人像,改拍香港風景和街景,然後將他們沖曬後兜售給遊客。

在1955年到1960年時間裏,李福志都是這麼干的,有一段時間,這個新點子給他帶來了不少的收入,以及更重要的,別人對他作品的認可。據李福志的回憶,曾經有波士頓的客人通過旅遊團向他轉達書信,告訴他自己的親戚朋友們都很喜歡他的照片,這件事在幾十年後說起來,都是李福志的溫馨回憶。

李福志拍攝的中環,舊時的鏞記酒家大招牌顯而易見。圖片由艾思濤提供
李福志拍攝的中環,舊時的鏞記酒家大招牌顯而易見。圖片由艾思濤提供

不過個人的經驗抵擋不了時代的變化。隨着香港旅遊業日益發展,政府的規管也日益嚴格,比如由導遊帶領的觀光團人數增多,讓李福志兜售照片不似個人游盛行時自由,再加上彩色相片的流行,也令他的黑白照片顯得老派。李福志不得不放下攝影,改到粉嶺開士多為生,以至在1965年申請成為牛奶公司零售商,開始了被稱為「雪糕佬」的下半生,就是山頂攝影師故事的另外一面了。

風景攝影的價值

2010年,香港遺珍攝影基金會創辦人之一艾思濤在山頂遊玩時,遇見兜售舊照片的李福志,因緣巧合之下,他接觸到李福志記錄香港50年代末的這批照片,深為震動,開始著手出版李福志攝影集,這就是今天夏天出版的《流光迅影香港情》。

「怎麼理解這批照片的價值呢?」這是我在對艾思濤的採訪中,反覆提到的疑問,因為一般而言,一般的風景攝影照,多是謀生的「工具」,並不具有太多的美學價值,又何必大費周章出書?

艾思濤也承認,在編輯攝影集的過程中,他曾多次思考,讓李福志走向攝影的「召喚」(calling)到底是什麼。然後,他意識到,就連「召喚」都是一個太過知識份子的說法,「我們得承認,李福志拍照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謀生,這影響到他拍攝的方式、內容,但同時,這也給他的照片帶來不同於同時期其他攝影師的風格。」

據艾思濤介紹,1950﹣1960香港的藝術攝影潮流「喜歡以暗測光拍攝,通過加重陰影和強光來營造空間感和景深,再此基礎上,再加入各自的審美」,當時的攝影名師何藩就是這一風格的佼佼者。

這一手法雖能營造藝術上的震撼力,但也會造成照片的許多細節在戲劇性的光線下,隱而不現,而李福志走的是彼時屬於少數派的「寫實」風格。據艾思濤介紹,李福志多半在中午時分拍攝,均勻的光線使得照片呈現豐富的細節,「雖然創意上可能有所欠缺,但他拍攝的香港可能更真實」。同時,由於李福志必須考慮拍攝成本,這也決定他無法像諸如布列松等攝影大師等待「決定性瞬間」,他能做的就是常常在街上遊逛,遇到自己覺得合適的場景,就趕緊拍下,因此他照片的題材比起沙龍攝影師來說,也較為豐富。

「更全面、也更真實的香港」,這也許是《流光迅影香港情》一書後,配備了由艾思濤撰寫的極為詳細的「相片」隨筆的原因,比如:「白衫黑褲」的女傭走在雲咸街以西的皇后大道中,警員,而非交通燈,在指揮她過馬路;比如服飾中西混雜的中環,兩旁的唐樓還時興在陽台晾曬衣物;比如太古公司為員工建造的游泳池,揭示50年代,游泳正在香港逐漸流行……這個在香港住了30多年的澳大利亞移民,一字一句從一個新加坡移民裏,打撈50年的香港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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