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香港特區政府公布最新的貧窮人口數字高達132萬，其中長者貧窮問題尤其引人關注，扶貧委員會主席林鄭月娥重申不支持全民退休保障。根據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的計算，全民退保推行首年，政府將承擔60億元額外開支。
同一時期，香港特區政府各項投資的中港跨境基建全數超支，單是港珠澳大橋的香港核心工程（口岸人工島及接線）的最新造價是609億元，比預算高出25%。
現任特首梁振英在接受新華社專訪時表示，要「適度有為」地介入經濟市場，被批評揚棄香港奉行超過半世紀的「積極不干預主義」。但在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許寶強看來，「積極不干預」從未真正在香港落實過，港府一直都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干預市場——只不過是「選擇性干預」。
選擇性干預主義
「這些動輒幾百億的大白象工程，明顯是『大政府』所為。」許寶強對端傳媒記者說，「雖然名義上人人都可以用港珠澳大橋，但有多少人真正會用？它建立的一小時生活圈，只對往返三地做生意的人有利。」
2011年香港人口普查的結果顯示，經常往返中國內地和澳門工作的香港人有60318人，而同年香港總人口是707萬，前者不過是個零頭。（參見端傳媒「港珠澳大橋調查」報導）
許寶強又用高鐵舉例說，香港段的最新造價已經飆升到853億，比預算高出近一倍，並且面臨爛尾風險。「對中國農民而言，終身都不會付錢坐高鐵。這一類的基礎建設只對極少數人有益。」於是許寶強推論道，「所以香港現時所有的政策都是選擇性地干預的。」
下此判斷的並非只有許寶強一人。2014年8月去世的香港著名政治經濟學家曾澍基在1992年就發表《遲來的訃聞——『積極不干預主義』已死》一文，指出嚴謹的積極不干預從未出生，而「『選擇性干預主義』則當道了多年」。
截至2015年3月底，香港的財政儲備約有8200億港元。重金在握，政府應該怎麼花？許寶強這樣形容：「（現時）所有經濟政策，都是資源分配的政治結果，香港現在如此不民主，這8000億的分配權於是落入政府和控制資源的大商家手裏，造就官商勾結。」
許寶強推論，在這種環境下，社會基礎設施（social infrastructure）如改建房屋，護老安幼，改善社區環境以及教育等會被忽略。「特區政府會寧願選擇投資港珠澳大橋、蓮塘口岸等，以上所有惠及全社會普羅大眾的建設則無法獲得撥款，成為了上述大型基建的『機會成本』」。
言下之意，政府「適度有為」不就是出路？但許寶強認為這只是換湯不換藥：「很明顯，梁振英銳意的適度有為其實只想推他自己的計劃，比如跨境基建和中港融合，所以『有為』就成為了核心。但當有人要求『有為』的政府增多福利時，它又突然以『適度』來推搪了。」
香港扶貧委員會於2015年10月10日召開高峰會，政務司司長兼扶貧委員會主席林鄭月娥介紹最新貧窮情況時，認為政府的扶貧政策已卓有成效，並總結說「就業是脫貧的最佳途徑；自力更生依然是港人核心價值」，並沒有承諾任何的扶貧措施以及滅貧目標。（詳見早前報導：《七幅圖告訴你香港窮人怎樣捱》）
由香港政府統計處在10月10日發布的《2014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指出，現有福利政策介入後，仍有30萬長者處於貧窮線下，不過政府稱「對全民退保的公平性有保留」，再次推搪。
資本不斷累積 貧富差距難彌
資本主義的辯護者常常搬出「滴漏理論（Trickle-down theory）」，他們認為基礎建設是為了市場運作得更好，以改善整體經濟，社會中的貧困階層也會因此得到生活上的改善。對此，許寶強的批評毫不留情：「貧富懸殊是資本主義的必然結果」。
2013年法國經濟學家托瑪•皮凱提（Thomas Piketty）出版了《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書中的結論稱，私有資本報酬率可能長期高於所得和產出的成長率，意味着財富分配不均不僅無法避免，且將越發嚴重，而「（企業家）對一無所有、只能靠勞動過活的人，擁有越來越大的宰制力量」。
許寶強同意這位經濟學家的觀點：「資本主義就是壟斷的結構，最終目標是不斷積累利潤。在資本主義邏輯下，貧富懸殊會惡化到不利於人類生存的地步。歷史證明香港的經濟蛋糕越做越大，但貧富差距也越來越大，青年收入越來越少，買樓的可能性也越來越低。」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香港的人均GDP（不變價本幣單位）已經由1971年的一年5萬港幣，上升至2011年的近30萬港幣，而衡量財富分配公平程度的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數值越高越不公平）則從0.43升到0.537。該系數通常以0.4作為警戒線，超過此線，貧富的兩極化或會帶來社會和政治的動盪。
自由市場，誰的自由？
2015年1月28日，香港政府發表新聞公報，歡迎傳統基金會連續21年評選香港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
在該經濟自由指數中，共有10項評分點分屬4個大類，在「管治效率（Regulatory Efficiency）」下有一項叫做「勞工自由（Labor Freedom）」，其中的評分點，涉及最低工資、標準工時、辭退僱員的難度和強制遣散費、離職通知期等等。
「最低工資越低，標準工時越高，炒工人魷魚（辭退員工）越簡單、成本越低，這怎麼能叫勞工自由呢？根本就是僱主的自由。」許寶強對該指數的計分準則十分不滿，「勞工自由難道不是應該指自由進出市場這塊空地嗎？就說大陸新移民，重重申請，各種審批，只有有錢人可以投資來港工作，農民的小孩可以自由地進入香港做買賣嗎？肯定不行。」
許寶強重申，長遠來說，真正的勞工自由才能帶動生產力：「勞動時間長了，收入少了，保障和環境都差了，工作肯定不暢快，又哪有時間自我進修，或者激發創意呢？」除了經濟自由外，香港在其它指標上的表現差強人意，城市宜居度僅列140個國家中的第46名，而幸福指數更在145個國家中列120名，屬於倒數的「差生」。
「積極不干預」是一個空杯？
貧富差距不斷拉大，但普遍香港市民都仍然認為「積極不干預」是香港經濟基石。許寶強說，「積極不干預」並非一種具體政策，「而是一個空洞能指（empty sigifier），就像一個空杯，什麼都可以往裏裝」。
而政府正是靠這些「空杯」來獲取統治的正當性（legitimacy），「不滿新移民的人支持小政府，因為不會提供太多福利；憎恨官僚的人也支持小政府，覺得這樣可以少受些氣。於是截然不同的情緒都可以放在『小市場』這同一個空杯裏」。
而「空杯」無非是一個吸睛的擺設，真正產生作用的仍舊是具體政策，而制定政策的權力掌握在現下官員手中。「具體的內涵和政策是什麼，最終還是由政府來詮釋，」許寶強補充道，盲目迷信「空杯」，只是給予政府機會以此名義推出選擇性干預、往往傾向商界的政策。
更進一步，許寶強認為「自由市場」與「政府干預」的二元對立不過是一種迷思。他援引亞當•斯密的說法，真正自由的市場，是一塊出入都沒有任何限制的空地，「中文也用『墟』來形容市場，土字邊上是『空虛』的『虛』，正說明市場的本源就是一塊虛空的土地，人人來去自由」。
「人多了，位置就不夠用。如果後來者憑自己高大威武就把我趕走，那自由市場根本無法運作，下一步就是戰爭，所以一定需要公權力來維持。參與者制定規則，比如先到先得、禁止暴力，然後合資請糾察隊，保障規則有效執行，這些便是法律和警察的起源。」
在許寶強看來，對於當下香港現狀，陷在放任與干預的對立於事無補，討論的重點理應是「政府的管治應如何開放透明？執行機構又該如何提高效率？決策如何更民主？」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