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經濟轉捩點：當「積極不干預」撞上「適度有為」

「自由市場」，是香港的城市名片。

在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發布的「經濟自由指數（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以及加拿大菲沙學會（Fraser Institute）發表的「世界經濟自由年報（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中，香港近20年一直蟬聯第一，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

生活在這座城市中的730萬香港人，常把「搵食（賺錢）」掛在嘴邊，對自己身上「經濟動物」的標籤也早已司空見慣。伴隨着上世紀70年代開始的經濟起飛，香港與新加坡、南韓、台灣並稱「亞洲四小龍（Four Asian Tigers）」，所締造的經濟傳奇至今仍為人稱頌。

『經濟奇跡』」背後，「積極不干預主義（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被廣泛地認為是成功的基石。

「經濟奇蹟」背後，「積極不干預主義（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被廣泛地認為是成功的基石。1980年12月，於香港英殖時期的港督麥理浩治下任財政司的夏鼎基，在向香港工業總會發表演說中，第一次提出「積極不干預主義」來概括自己十年來的施政理念，此後更成為了香港經濟政策的「金科玉律」。

「在香港，『積極不干預』這五個字碰不得。」——香港知名社會學家、「四代香港人」的發明者呂大樂，在今年出版的《香港模式——從現在式到過去式》中寫到。他專闢一章名為「永遠的『積極不干預』」，其中說「很多人對『積極不干預』的態度，是有點信仰的味道」。

所以，當現任香港特首梁振英，欲揚棄「積極不干預」，再提自己於2012年競選時政綱中提出的「適度有為」主張時，遭到猛烈的反對聲。

今年8月9日，《亞太日報》刊發了新華社對梁振英的專訪文章。其中，梁振英再次表述他這個思維，「面對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香港特區政府在發展經濟方面必須放棄過時的『積極不干預』思維，適度有為地引導和配合企業」。

報導一出，立即引發社會的廣泛議論，尤其是一直在自由經濟體系下享受成果的香港商界。8月16日，自由黨主席、立法會議員鍾國斌在港台英文節目《Letter To Hong Kong》警告政府不要「go beyond the line（越界）」，又在21日的電台節目中擔心政府太有為，會變成計劃經濟。自由黨的成員「主要來自工商界及專業界」、致力於「推動自由市場經濟的繁榮」，而鍾國斌本身則透過功能組別，成為「紡織及製衣業」在立法會中的代表。

嚴格來說，『積極不干預』與『適度有為』很相似，但根據過往三年梁振英的表現，他的『適度有為』令我們很擔心。他認為『適度』的政策，在我看來，都是『過分有為』的。

自由黨主席、立法會議員鍾國斌

就此議題，鍾國斌在9月12日接受端傳媒記者專訪，重申自己對自由經濟的堅持。

「嚴格來說，『積極不干預』與『適度有為』很相似，但根據過往三年梁振英的表現，他的『適度有為』令我們很擔心。他認為『適度』的政策，在我看來，都是『過分有為』的。」鍾國斌諷刺地說。

誠然，「積極（的）不干預」與「適度（的）有為」都是模糊的概念，充斥着內在張力——怎樣的「不干預」才叫積極，怎樣的「有為」算得上適度？但基調由「不干預」轉向「有為」，仍舊透露着梁振英的野心。

鍾國斌說：「全世界沒有一個政府不會干預市場，只不過干預的程度和深度不同。政府伸出『有形之手』調節市場後還會不會縮回去？如果持續不斷地影響市場，便不再是香港一直賴以成功的自由市場了。」

8月25日，梁振英以《適度有為》為題向傳媒投稿，其中六次點名「鍾國斌」，並釐清「適度有為」的內涵——「以尊重市場機制為前提，更積極發揮市場推動者和引導者的作用」；以及「當市場失效、未能發揮功能，政府一定要有所作為。」

兩日後，鍾國斌在信報以《有形之手堪憂》為題回應梁文，其中說「政府的『有為』應該是為社會、工商、企業提供良好、穩定、公平的營商環境，而不是全面操控市場……特首錯把『干預』說成是『有為』」。

「目前香港整體仍算自由，但如果特首在經濟的不同領域都想插手的話，我就會很擔心。」鍾國斌告訴記者，「梁振英提及南韓和新加坡都是強勢政府促成經濟起飛，但他們可以強勢是因為他們在國會有裏足夠的票，可以幫政府推動政策。但特區政府沒有這個能力，建制派政黨都會有自己的利益和傾向，不可能百分百地配合」。

鍾國斌出任主席的自由黨，對梁振英任內推出的「樓市雙辣招」、「限奶令」等政策一直持反對立場，與要求「最低工資」以及「標準工時」的勞工界，亦站在對立面。這些政策皆備受商界爭議，不過政府強推，最後才得以勉強通過。這亦是香港特區成立18年以來，被評為干預市場最甚的舉動。

無獨有偶，「限奶令」推出至今已有兩年半，9月6日，港九藥房總商會理事長劉愛國稱，本港藥房奶粉銷量較限奶令實施前暴跌四成，贊成取消限奶令。「雙辣招」亦飽受業界批評，中原集團和中原地產的創辦人之一施永青即認為政府高估政策功效，「未見其利，先見其弊」，眼見樓市持續向淡，多次公開促請政府取消「辣招」。

香港對經濟議題的討論，往往止步於『積極不干預』這個欲蓋彌彰的面紗之前。

究竟自由市場的「無形之手」是否靈丹妙藥？政府是否應當以「有形之手」管控市場上的經濟行為？怎樣才叫適度？如何才算積極？香港對經濟議題的討論，往往止步於「積極不干預」這個欲蓋彌彰的面紗之前。

被稱為「魔僧」的英國經濟學家顧汝德，曾在1989年至1997年任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他在2005年出版的《官商同謀——香港公義私利的矛盾》一書中說，「自由放任政策……經過時間的洗滌後，它卻扮演了限制特權階級獲取國家資源和充滿倫理色彩的角色」。呂大樂則進一步闡釋，「在二戰後初期到九七回歸之前，『積極不干預』不單是一個概念，而且還發展為一種道德的論述，界定政府公共理財和經濟政策的好與壞」。

香港浸會大學經濟系前系主任鄧樹雄教授亦在2006年於《明報》發表的《歷史有趣的鏡頭不斷重演》中說，任何試圖重新檢討「積極不干預」的努力都不會帶來重新理解，而是「惹來社會各界猛烈抨擊，最終均要反過來擁抱『積極不干預主義』」。

10年過去，三位學者的判斷仍然生效，「積極不干預」的鐵律容不下思維的「干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