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年前，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製作了一段宣導短片。短片中，一群少女在房裏講着女孩間的悄悄話，討論異性、性愛與男女之間的信任問題，當女孩的媽媽走進房間之際，旁白隨即介入，警告父母：若是大人沒有擔負起授與小孩性知識的責任，那麼孩子的同儕就會篡奪其角色。短片暗示小孩之間無法傳遞正確或是符合道德標準的性觀念，而這樣的暗示又同時把本應是非常私密的房間，轉化成了一個具有危險的空間。
對於年輕人處理私生活能力的不信任，不僅發生在家戶的場域內。當談到年輕人以公民身份介入公領域，一般人也選擇不去觸及與親密關係有關的話題。
無疑地，以自由為名的奮鬥，是必須關注身體與心靈的解放。
身為一名性別與性政治的文化評論者，我與許多志同道合的友人堅決維護「性的正向性」（sex positive）的理念，相信各種親密關係的表現皆為良善與健康的。
無疑地，以自由為名的奮鬥，是必須關注身體與心靈的解放。就我目前所見、所聞，主流論述認為青年之所以參加去年的「佔領中環」運動，是源於他們因為找不到一個表達不滿的適切渠道而產生的幻滅感（disillusionment）。在一個民主社會中，這些所謂的「渠道」，通常包括透過特定部門官員的調查、透過媒體向政府施壓，或者透過選票與立法會議員共議而提出的反對議案。
然而，當抗議者為社會上的弱勢，沒有經濟霸權與主流媒體的支持，同時又受到國家中心政治系統的打壓，這些發聲的渠道，在各個促成雨傘運動的事件中都無法發揮其功能，我同意這樣的說法的確是對於青年抗議者奮戰的一種描述，但故事的版本不該只有這樣的一種。
在那個世界中，我們撕開了慣有的冷漠與疏遠，學到了牽絆的新形式。
大家都知道我們對於佔領現場（occupied sites）的熱愛。每每走進那些場域，彷彿置身在不同的世界，那種源自平日不熟悉的人際關係滋長藩盛的互助、互慰與互享，飽滿了我們的心靈。碰上那些帶着不滿與剛強走進佔領現場的人，我們同仇敵愾，又或者是靜伴一旁，聽着他們宣泄所遭逢的挫折；遇上那些全心全意的社運人（die-hard activists）積極地計劃運動的去向，我們會絞盡腦汁一起討論與辯論運動的策略；見到那些疲倦不堪的傷心人，我們給他們安慰。
在那個世界中，我們撕開了慣有的冷漠與疏遠，學到了牽絆的新形式。
我們也都知道，枯燥是如何讓運動變得疲乏。在現場經歷的時時日日，即便我們有再強壯的心智，身體也不免的感到疲乏，甚至變得冷感，我們會找出一些自娛娛人的方法來耗掉時間，所謂的耗掉時間，並非全然無度的揮霍，反而，意味的是我們用了自己的身體搭起堡壘，守衛着我們共有的空間與信念。
在這些共處的時光裏，對談的內容趨緩、心安歇了下來、身體也同時可以放鬆。
於身於心，我們不都是緊綁在一起嗎？當我們緊依着彼此，以着所知的方式組成最堅固的盾牌來抵禦警察的暴力的同時，不也是學着去感知彼此的顫抖、嗅聞彼此的汗水，甚至以相互的碰觸作為一種支持嗎？
信仰與原則，撐起了我們的雨傘運動，但還有，情感與愉悅。
在佔領現場，我們不也是用一列列遮風擋雨的帳篷，建立起了屬於我們自己的城市，發明了在平日擁擠的居住環境中常被否定的一種新的「隱私概念」嗎？整個運動，不就是在找尋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可能性，且尋覓那種為「團結」打下基礎卻同時僭越了常理道德的親密性嗎？
信仰與原則，撐起了我們的雨傘運動，但還有，情感與愉悅。
致力於意識形態驅動的政治改革的人們，往往會把身體感受視為過度個人主義、自溺、無政治性且純本能驅動的污點，因此忽略了一場社會運動中人與人之間的牽絆、集體性的無聊與共處的感情的敘事面。
持有這種觀點的人們，不就像文章開頭提及的宣導片中的那一位母親嗎？在踏進房間的那刻，她便將私密空間轉為暴露在性帶來的威脅之下的場域，當我們只能藉由意識形態來喚起大眾意識時，我們不就像那位母親一般，不相信年輕人有自處的能力，而且忽略了此運動其他重要的面向嗎？
女性主義政治思想家，雪倫・朵曲基德（Sharon Doetsch-Kidder）提供了我們另類的看法，她說：「驅動着社運者的是一種渴望，對於關係、對於正義、對於相較現下所承襲的世界的更好版本之渴望。能夠碰觸到這些情感的政治，才能創造一種刺激並維持社會運動的精神力，那是一種情慾力（erotic power），也是能策動人們在自身與其所屬社群中追尋更多豐富事物的人文精神（human spirit）。」
超越自我耽溺與純然身體的性，才能誕出情慾的感知。在運動中，我們需要的是游走於感受與存在之間的人文精神，在被知識、價值與原則給接合之前，人們試圖透過實際操演、經歷與理念連結其身體的結果，這才是我們多數人需要的團結。
在香港，家戶（home）的意識形態（也許涉及令人窒息的儒家家庭結構）、經濟與物質限制，讓這裏成為一個不自由的場域，所以我們別無選擇的發起了一場運動，以努力地讓自己可以從一個又一個的限制當中出走與解放。這種解除束縛的方式，既是象徵性的，有時又是極為實踐的。很多人真的走了。
不只是為了社會運動考量，也為了要在香港發展更深，以及能夠創造更多可能的親密情感。
但懸而未解的問題是：好了，現在我們拋開了限制（哪怕只是暫時），我們要往哪裏走下去呢？我們的結局會是怎麼寫的呢？我認為，要深化我們對於這場運動的理解，並讓我們在恐懼的硝煙中還能雙眼雪亮的方法，就是我們必然認真的討論親密關係，正視：親密關係作為一種能創造與理解「團結」真諦的新形態，以讓人處身於這個因為政府與人民之間，或人民相互之間不斷重複的衝突，而專門生產疏遠關係的城市。
我們提出有關「團結」的討論，不只是為了社會運動考量，也為了要在香港發展更深，以及能夠創造更多可能的親密情感。大約在十年前，社會學家普拉默（Ken Plummer）提出了「親密的公民關係」（intimate citizenship）的說法，做為一種標記現代人親密生活的新選擇（超越老式道德、過時的政治信仰與該淘汰的公私對立觀），在這為了雨傘運動一週年而做的反思，普拉默的概念可能替我們在香港社會運動場域中長期缺席的對話開了一個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