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運動把我和香港人隔開了。」22歲的湖南男生陳辰說。
今年是陳辰在香港生活的第5年。因為家庭原因，他從小就不停搬家，總是漂來漂去，過去幾年才定居香港，逐漸愛上這個城市。2014年香港發生的雨傘運動，在陳辰看來關乎香港的未來，他就這樣抱着純粹的熱誠，投入到旺角街頭。
但令陳辰始料未及的是，伴隨這場運動而來的，還有進一步加深的中港矛盾。矛盾起於政治，關乎民生，蔓延至日常生活。陳辰突然發現，作為一個在中國大陸長大的年輕人，當他想要表達對香港人追求民主自由的認同和支持時，要跨越重重障礙。
但在情感上，他捨棄不下香港。「我也可以移民去其他地方，但不想去。」陳辰說，「香港已經成為我生命歷程中不可抹卻的一部分。」一年過去，他說起那場運動和香港的未來還是忍不住嘆氣，顯得憂心忡忡。
為什麼我不去和那些受傷的人在一起？
「我每次從住的地方往港島那邊眺望，都很難過。」陳辰說。
陳辰住在九龍，與同學合租房子。自去年以來，他從窗邊望向海對岸的港島，常常會想起那曾經洶湧的人潮和香港未知的未來，心裏感覺壓抑。
5年前，剛剛高考完的他在香港和北京之間選擇了前者。他出生於小公務員家庭，在北京的親戚對他說，如果他在大陸讀大學，畢業後就可以考個公務員，或是進入國企。而他拒絕這種像程式一樣預先寫好的人生。
和許多來自大陸的學生一樣，那時陳辰對香港幾乎一無所知。他更想不到，2014年10月，他會坐在旺角街頭，捲入一場港人向北京爭取民主與普選的運動。
2014年9月，本科剛畢業不久的陳辰初次去了添馬公園的罷課現場。他說，自己當時是抱着「見證歷史的心態」。
早在高中時期，陳辰就從歷史資料中了解了六四事件的來龍去脈。在陳辰印象中，社會運動似乎總是伴隨着流血。來港以後他參加過幾次紀念六四事件的燭光晚會，起初覺得很受用，慢慢卻覺得，單純的紀念也改變不了什麼。
2014年9月28日，87顆催淚彈在金鐘落下，極大加劇了陳辰對運動前景的憂慮。「我有一種歷史在眼前閃現的感覺，就像1989年，四二六社論出來之後，第2天全世界華人大遊行，大家都感覺要勝利了，乃至五一遊行也是，可是誰知道後來就變成這樣子。」他不由自主地聯想到歷史，「有這種前車之鑑，我好像知道運動一定會失敗，但是卻無能為力」。他非常害怕運動會走向和六四一樣的結局，「非常，非常地害怕流血」。
為什麼我不出去？為什麼我不去和那些受傷的人在一起？
看着催淚彈落在人群中間的場景，陳辰開始整夜整夜地失眠。他清楚，自己以大陸人的身分去參加這種社會運動，可能有危險。但他還是一遍遍問自己，「為什麼我不出去？為什麼我不去和那些受傷的人在一起？」10月，他終於還是去了。那時的佔領區已經滿地帳篷，站在馬路中央的義工給了他一個口罩、一條毛巾。從這時起直到運動結束，他時不時留守旺角，零點過後才回家。
10月4日，旺角佔領區遭反佔領人士衝擊，拆台、打人、流血，而在金鐘，有傳聞說催淚彈和武器彈藥進了特首辦和政總，陳辰感覺「就好像要發生什麼事了一樣，就像八九之前的軍隊調動」。也是在這一天，本有可能的學生與政府對話也被取消。與此同時，又有人傳出商人利用佔中牟利的陰謀論。陳辰從旺角拖着疲憊不堪的身軀回到家中，恐懼、壓抑、擔憂的心情積鬱在心中卻無處抒發，只好提筆給美國的朋友寫信：「事態總往不好的方向發展，禍不單行。」
為了緩解複雜的情緒，陳辰開始翻找各種與香港有關的資料，試圖尋找一種可能的出路。「如果找到的話，為之奮鬥50年也未嘗不可。」他說總覺得自己頭上有一股霾，陰沉沉的，「香港籠罩在一片烏雲下」。後來他發現香港的問題「幾乎是不可解的」，但仍然無法說服自己停下來。他去茶餐廳吃飯，食客們個個談論「佔中」；走在街上，眼見「我要真普選」和「佔中亂港」的標語和海報針鋒相對，無孔不入；電視、報紙、社交網絡，滿是關於運動現場的消息……大事正在發生，關心香港的他，無處可逃。
在港陸生的圈子裏參加運動的人並不太多，他不知道自己能將這些處境和感受說給誰聽。家人則一早告誡他，不要摻和這種事，他於是也瞞得辛苦。而本地同學則都在自己圈子裏集體行動，隨着運動的推進，「香港人」的身份口號越來越響亮。
他這個為香港失眠的大陸人，好像一顆沖上了岸的貝殼，雖然被同一股浪潮推着，日日都共同進退，卻還是在無數白沙中顯得突兀。他每天沉默地坐在街頭，夜晚失眠便起來一遍一遍地重看催淚彈落下的片段，艱難地自我消化。他不斷告訴自己，考慮再多也是無濟於事的，不如不要再想，「你是救不了人的」。但他停不下來。
每一個毛孔都可以感覺到別人的目光
在雨傘運動之前，陳辰早已融入香港生活。在來香港之前，他從沒有在一個固定的地方生活3年以上。他獨自在這座城市度過了18歲到23歲的青春年月。
他粵語講得流利，熟悉紅磡的每一條街道，愛和茶餐廳的老闆娘聊天。黃埔街上有一家他最鍾意的二手漫畫店，裏面的收藏比他在大陸看到的任何一家都多。他參加本地的社會運動，「我認同香港的價值觀念。」
陳辰曾經感覺香港很包容他，讓他生活沒有阻礙。偶爾回到大陸，反而有許多不適應。2014年夏天，陳辰大學畢業，沒想過回去，也並不想移民去其他地方，只想找一份工作，安定在這裏。他不覺得香港是他的異鄉。
在大陸要小心自己的財物，在香港要小心周遭的目光。
但就在他與香港休慼與共的願望達到峰值的這個夏天，雨傘運動所凸顯的中港矛盾甚至中港對立突然敲醒了他，他從未執著過的「大陸人」身份好像從皮膚底下跳了出來一般，將他標記為人群中的「異類」。不知從哪一天起，他感覺在香港要小心翼翼。
「在大陸要小心自己的財物，在香港要小心周遭的目光。」陳辰說。
作為一場港人向北京爭取民主的運動，雨傘運動的矛頭從一開始就對準了羅湖橋以北，那個管制着整個中國的中央政府。但這一次，來自羅湖橋以北的陳辰，卻立場鮮明地站在了北京的對立面。他感覺自己陷入了一種微妙的境地，一方面，他調轉了矛頭和香港人站在同一陣營，指向自己出身之處；但另一方面，在香港人呵斥、質問、指責中國大陸、中央政府時，他又感覺自己和這個香港人所不滿的龐然大物脫不了干係。
「我畢竟是那裏來的。」陳辰說，這場運動讓他前所未有地意識到「站隊」的迫切性，逼得他每天都必須做出「香港」還是「大陸」的選擇，中港之間的矛盾甚至對立，讓他再也找不到一個可以立足的中間位。
「這是政治運動，但具體的議題都是本土權益，擠佔生存空間等等。」陳辰說。運動期間他在旺角長駐，接觸的大多是市民階層，亞皆老街的麥克風裏不時傳出本地工人對大陸的不滿，包括「升學和移民政策向大陸人傾斜」、「逼香港人喝東江水」、「水貨客阻住路」等等。這些比「真普選」更生活化的訴求，與港人對中央政策的諸多不滿疊加在一起，使得陳辰第一次感受到了「他們」與「我們」的清晰對立。
從前在學校，他也見到過內地生被排斥或者發生不好的事就先責怪內地生的情況，但不以為意。當時他從未感覺這些矛盾會讓香港人的目光落在他身上。但運動中集中爆發的中港矛盾放大了他的觸感，令他「每一個毛孔都可以感覺到別人的目光」。
一方面，他調轉了矛頭和香港人站在同一陣營，指向自己出身之處；但另一方面，在香港人指責中國大陸、中央政府時，他又感覺自己和這個香港人所不滿的龐然大物脫不了干係。
他開始注意，與人交談絕不講半句普通話，竭力隱藏自己的廣東話口音。所有香港人強調的行為規範如地鐵上不能飲食、搭電梯靠右等等，雖然從前他也會遵守，但運動之後就更是絕不會逾越半步。「雖然我在這裏住了這麼久，外表看起來已經和一個香港人沒什麼區別，但我還是很警惕他人的目光，覺得他們會看出我是大陸人。」
他還多次想過，自己要是在街頭遇上大陸童便溺的事，會怎麼處理呢？如果自己住的這一區發生反水貨客遊行，只要是有大陸口音的人都可能被無差別指罵，那他又該怎麼辦呢？
在和這座城市愉快地相處了4年多之後，他終於體會到身分印記的難以消除。他切身地體會到，他在哪裏出生，帶什麼口音，原來會如此令身邊的人介懷，原來會被輕易地定義，彷彿因為他是大陸人，他就什麼都不懂，就會在地鐵上吃東西，就會在街頭便溺。
和不少參與運動的大陸人一樣，陳辰感覺自己明明在心理和行動上都貼近香港，在現實中，卻因身分的「原罪」被香港推開。
同樣是在街頭，我們有什麼不同？
這種處在夾縫中的尷尬境地一直延續到陳辰的工作中。
運動結束後，他在香港的一間書店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卻因中港矛盾在生活中的具體延續而產生巨大壓力，一度求助於心理醫生。接受採訪時，他已經大致恢復，但談起那段時光仍感覺相當沉重。
他承認自己在運動結束後變得有些「被害妄想」，總覺得同事和上司似乎對他有些「特別」，總是對他強調香港的工作模式與內地不同，覺得他又不懂規矩，又沒有經驗，做不好工作。他感覺自己作為在港工作的大陸人，好像有搶佔生存空間的「原罪」，無論工作中發生什麼事都覺得是自己的錯。為了證明自己，他連續兩週每天只睡兩個小時，發瘋般地努力工作。這為他換來很好的工作成績，但也令他暴瘦15斤，躁鬱、怪誕，甚至產生了輕微的精神分裂。朋友問，「你到底怎麼了？你怎麼都不像你了？」有一天他覺得自己「快死了」，終於辭掉了這份工作。
陳辰說自己不會因此去責怪什麼。「我不會去責怪運動不好，或者運動給我造成的創傷不好，或者同事不好。我只會覺得一件事推導出另一件事，放大了某個部份，把一些負面的東西暴露出來。或許暴露的是我自身的負面，也是有可能的。」
他也曾反思過，同樣是在街頭，自己和身邊的香港人究竟有哪些不同呢？他也認同香港人的身份建構，認同佔領區強調的核心價值，「但那真是我自己的原動力嗎？」他甚至反問自己，「我有時候會懷疑，也許我只是為自己個人的發展而考慮？他們才是真正的為香港考慮？」
2010年，當陳辰跨過深圳灣的時候，他還有些猶疑，不知道自己又會在這個遷徙地停留多久。那時的他走在香港，感覺飄飄然，似乎不是很確信自己在此生活的意義。5年過去，他仍然說不清自己為什麼在香港，也許只是因為這裏「有高樓但沒有高牆」。
陳辰依然憂心香港，覺得運動結束之後許多人的熱情消退，社會現實卻沒怎麼變。不過他也終於調適心態，找到一份新的工作，要在這座與個人命運連結的城市努力生活下去。「大家都看不到出路，都想着逃離時，急躁和絕望的霧氣才會籠罩在維港上。」陳辰說，他努力與自己的身份和解，「能出一份力的時候，就要為一個更好的香港出一份力」。
（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陳辰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