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物

農村「沒落」,並不是故事的結局

今時今日雖然農業、農村和農民在某些很特定的語境下很烏托邦、很舒適、很療癒,但為了維持農業以外世界的「正常運作」,它在結構上卻是宿命的——為地球上所有不生產食物的人提供糧食。

特約撰稿人:周思中

刊登於 2016-03-10

2015年8月23日 日本十日町市 香港農夫在越後妻有大地藝術展中的香港烹調工作坊內準備材料。攝: Nicole Tung /端傳媒
2015年8月23日 日本十日町市 香港農夫在越後妻有大地藝術展中的香港烹調工作坊內準備材料。

有次有位在東京教書的朋友專程來松代探我,我就人生路不熟,他就第一次來松代,由於他也是專門研究農業與社會運動,我就問依他看松代是否典型的日本農村。他說:絕對典型,(到處都是)被棄置的農地,被棄置的房子。

在鎮上漫步着,景況表面上其實沒有那麼糟。全村的中心是一條「商店街」(Shotengai),居民住的房子基本上就散落在商店街一南一北的兩條平衡小路之間,火車站附近有幾家小食肆,還有郵便局、農具超級市場、居酒屋。每間房子前後都有些少空間讓居民可以種點花,種點瓜豆番茄。住不到幾百人的小村莊,卻有好幾個廢物回收點,每天回收不同種類的垃圾,井井有條。每天早晚戴着黃色鴨嘴帽的小學生,一個一個真的有如一隊小鴨子般列隊步行上學。老人家白天坐在電動小輪椅到超市購物,在街上偶然遇到朋友就兩架輪椅停下來問候交談,間中得體地掩嘴而笑。看來超過兩百米的商店街,據說直到五年前還是相當興旺的,今天街上還在營業的商店可能已不足廿家,但整體卻絕對不是那種落泊的頹垣敗瓦。你幾乎無法區分究竟上了年紀但仍打扮得體的老人,是這種農村的縮影/個人化,抑或農村是日本老人的一個規模比較大的比喻。

2015年8月23日 日本十日町市 香港農夫在越後妻有大地藝術展中的香港烹調工作坊內派發自己種植的西瓜。攝: Nicole Tung /端傳媒
2015年8月23日 日本十日町市 香港農夫在越後妻有大地藝術展中的香港烹調工作坊內派發自己種植的西瓜。
2015年8月23日 日本十日町市 工作人員在越後妻有大地藝術展中的香港烹調工作坊內煮食。攝: Nicole Tung /端傳媒
2015年8月23日 日本十日町市 工作人員在越後妻有大地藝術展中的香港烹調工作坊內煮食。
2015年8月23日 日本十日町市 林自立(右) 在越後妻有大地藝術展中的香港烹調工作坊內準備材料。攝: Nicole Tung /端傳媒
2015年8月23日 日本十日町市 林自立(右) 在越後妻有大地藝術展中的香港烹調工作坊內準備材料。

正如本系列之前幾篇文章所說,日本農業是高度爭議性的:政府對農作物的大額補貼,戰後幾十年來白米幾乎百分百的計劃經濟,經濟和政治實力均巨大的JA與執政黨以選票換利益等。這些無法在農村街頭看得見的動態和力量,正是造就農村面貌的力量——無論當農村丁財兩旺時,又或者如今十室幾空時。這些如今冷冷清清的街道,與期矯情地說成緣起緣滅落花流水的自然結果,不如說是這些街道,以其寂靜矛盾地嚴肅地庇護着這些爭議和動態。

資料又說,九十年代時,日本農村人口的平均年齡已超過六十五歲。這些滿頭銀髮的老人兒,我們當然又可以一廂情願接受他她們平日笑嘻嘻彬彬有禮的樣子,但同樣也是這些人,在戰後開始逐漸轉用化肥農藥,成為現代科學農業的先鋒。甚至當中有的曾參與過二戰,退伍後回到農村生活,香港團隊暫居的關谷邸的主人,關谷正好先生,便是其中一位。我們打掃地方的時候,便找到了一份由軍方頒發的參軍紀錄,由它何時入伍,加入了哪個兵團,到什麼部位中過槍傷,何時退伍等全部詳盡紀錄。而關卻邸對面的鄰居鈴木先生太太,今天也是兒女散落在不同城市,每天優悠的開着小拖拉機種點菜種點米,閒時就蹲在門口修理機器和整理收成。但據鈴木太太說,鈴木先生早幾十年,也是每逢冬天松代幾米積雪時,便在城市打工謀生,春夏天則留在鄉村耕種,沒完沒了的鏟雪工作全由太太一手包辦。在當地一個博物館裏看過一本攝影集《雪國春耕》,裏面有幅照片捕捉了幾十年前的農民如何盡用自已的勞動力去謀生賺錢,冬末初春之際大包小包的回到鄉村預備開耕,宏觀看就是日本戰後經濟奇蹟或許最低微的一部分。原來眼前的鈴木先生就是一分子。

這些如今冷冷清清的街道,與期矯情地說成緣起緣滅落花流水的自然結果,不如說是這些街道,以其寂靜矛盾地嚴肅地庇護着這些爭議和動態。

聽當地人說,原來當地人的文化肌理裏,對大自然甚至有極大的恐懼。嚴冬時隨時三、四米高的積雪毫不留情的將一切活埋,建屋也要將大門從地台升高三四呎,甚至將之設於二樓不在話下;在山區開墾「棚田」(中文即梯田)其實也無異於啟動一場沒有完場時間的競賽,因為梯田若一段時間不種植不打理,鬥心極強的野草可以不費吹灰的將整片田區吞噬。其實任何田地若不種植也會變回「自然」,不同品種的野生植物會分階段「佔領」田地,但梯田的特殊情況就是連一級一級的形狀也會失去。當中壓力可想而知,農民依靠大自然的生物機制為生餬口,意識裏卻根深蒂固地恐懼自然,簡直是「誰人明白我」了。

2015年8月23日 日本松代町 兒童在越後妻有大地藝術展的藝術展品中盪鞦韆。攝: Nicole Tung /端傳媒
2015年8月23日 日本松代町 兒童在越後妻有大地藝術展的藝術展品中盪鞦韆。

這樣說並不是故意強調負面,也不是掃興,而是有若卡爾維諾說,描述一個城市需要包含其所有歷史,然而城市並不會「講述」,卻若如皮膚的紋理般寫在街角、樓梯扶手旗杆等地方的壓痕、刮痕。當然他說的是城市,農村這種看來更貼近「自然」的地方,與人奮鬥與天奮鬥的痕迹,就更容易有意無意地被浪漫化了的眼光忽略了。

一個地方的農業可能「式微」,但除非人體能夠演化出葉綠素能自行光合作用生產糖分,農業本身就不可能式微,它轉移到某些我們看不見地方以我們不知道的方式繼續生產,產品穿透越來越多不生產食物的人的口腔、腸胃、地域、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

農業產值低,在這個高度龐雜的世界很多人認為是必然的,甚至是應然的:若農民生活得好,人人跑去種田而不到工廠或寫字樓打工怎辦?若農業產值高,其他行業工種的勞動者生活成本提高,人人叫加薪,盈利怎維持?換句話說,今時今日雖然農業、農村和農民在某些很特定的語境下很烏托邦、很舒適、很療癒,但為了維持農業以外世界的「正常運作」,它在結構上卻是宿命的——為地球上所有不生產食物的人提供糧食。價格和農民收入的算術,受制於全球的價格比較,和消費者的所謂「負擔能力」,亦即人在經濟結構下能分享到多少剩餘。從這角度看,一個地方的農業可能「式微」,但除非人體能夠演化出葉綠素能自行光合作用生產糖分,農業本身就不可能式微,它轉移到某些我們看不見地方以我們不知道的方式繼續生產,產品穿透越來越多不生產食物的人的口腔、腸胃、地域、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

一個地方的農村老化或「沒落」,並不是故事的結局,懶惰的人才如此結論。它其實要求所有需要食物的人一同思考和實踐,讓農民與經紀教師導演工人匠人漁民小販醫生律師主婦所有人更好的與地球共處。日本如是,香港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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