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三年一次的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提倡藝術復興農村，聯繫人與自然。今年春夏，他們邀請香港農夫團隊赴日耕種，交流心得。本文作者周思中也由香港菜園村——他的耕種基地——出發，去到那裏。他在那裏種菜，種米，觀察，思考，關於土地與人，系統與文化⋯⋯五個星期裡他寫下了的這些文字，計有四篇，分日刊出。——編者
從來也不是日本料理的愛好者，到日本新潟縣的小鎮松代親身體驗異地的泥土和氣候之前，筆者對日本農業的認識幾近於零。
東拉西扯的參照
鼎鼎大名的自然農法大師福岡正信的《一根稻草的革命》當然拜讀過，也試過模仿他小麥水稻輪作的方式，在一茬作物將要收割之前幾天，先撒下接着一茬作物的種子，然後任由上一茬作物收割後的剩餘葉子、枝桿等覆蓋接着生長的幼苗。然而，也有熟識日本農業的朋友說過，福岡老先生那種師法自然的操作和境界，只在國外被追捧，在日本本土是會被常規農夫臭罵的。自然農法在日本，起碼最近的幾十年，並不是主流。
另外，就是 F.H. King，一位一個世紀前的美國泥土物理學家。他於二十世紀初花了差不多一年時間走訪中國（竟然也包括香港！）、日本和韓國的農村，觀察和學習亞洲的農民為什麼能夠在面積普遍狹小的耕地上，幾千年時間以來養活龐大人口，而不致令泥土枯竭。他的經典《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 Organic Farming in China, Korea and Japan》，就記載了石油農業尚未來臨的二十世紀初，亞洲農民如何全方位地保育以至增強泥土的地力：所有有機物回收作堆肥、開拓梯田（日本稱為「棚田」）一級一級的將山泉的豐富養分作為農作物的肥料，而非眼白白由它一瀉千里統統浪費等。
溫文有禮，同時激烈極端。這種複雜的性格，若翻譯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小農生產，會化學反應成怎樣的面貌。
但這畢竟已是上百年前的光景了。戰後這幾十年的日本農業又是怎樣的呢？Raj Patel 2008出版的名著《Starved and Stuffed》裏提到，黃豆之所以能在國際農產品市場成為大宗，就是日本人為了購買廉價的牛隻飼料（和因而廉價的肉類），所以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就開始在相隔太平洋的巴西投資黃豆種植和加工的事業，而巴西亦因而拾級而上成為今天黃豆生產的龍頭。日本國土面積不大，耕地更是有限，惟日本糧企對全球糧食的影響卻絕對不能輕視。翻查資料，日資企業丸紅每年賣到中國內地的大豆，已達1,500噸，佔全中國入口大豆超過20﹪。這家企業，規模在全球已是數一數二。
上述參照看來難免拉雜，然而這就是筆者對日本的印象了：溫文有禮，同時激烈極端。這種複雜的性格，若翻譯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小農生產，會化學反應成怎樣的面貌呢？
蔬菜瓜果在松代
拉夫到日本耕種，是因為三年一大祭的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本屆的香港團隊，邀請了筆者的耕種師父袁易天分享自然永衡法（permaculture）的耕種方式和煮食心得。七月底開幕的藝術祭，農夫團隊為了七月底開始的收成，四月底就開始駐在松代開田，筆者就在六月初至七月中這五個星期左右在那邊「頂更」，生活和耕種。
自然永衡法的一個核心，就是觀察和學習在地的萬物如何以在地的資源互相扶持生長，互相效力。在松代碰到的一個主要悖論，就是資源回收的問題。
在香港這等華南地區，溫暖朝濕。比如在元朗，筆者耕種的農地在大帽山腳，山水365日源源不絕地流，菜園也就是一年四季的：春夏是瓜、豆、莧菜通菜，秋冬則是所有十字花科如菜芯、芥蘭、西蘭花、椰菜、蘿蔔，還有番茄、薯仔、甘筍、紅菜頭等，幾乎說得出的大概都能種得到。在松代，水原則上也是不缺的，只是其供應的形式是每年有大半時間是以「冰」這種形態存在。下篇會再詳盡說明的「越光米」，就是每年四月底融雪後山泉灌溉出來的新潟名牌米。松代這個山區，融雪而得的山水都留來種水稻了，天氣乾燥沒有餘水供應每天要灌溉的葉菜，所以無論在超級市場又或者走在鎮上民居的菜園，甚少發現葉菜種植。流行的是瓜類（青瓜、南瓜、翠玉瓜、以至蜜瓜、西瓜等），還有是茄科（番茄、薯仔、茄子等）。
師父從香港這邊帶了些種籽在松代碰碰運氣，效果一般，除了在香港自留的瓜種，如印度青瓜、節瓜、冬瓜、莧菜和燈籠椒之外，生長都一般。十字花科作物的挫敗尤其嚴重，在香港最多也只是黃曲跳甲蟲（所謂狗蝨仔）比較嚴重，在松代那邊卻是另有幾種不同顏色的害蟲來襲，連櫻桃蘿蔔也蛀到只剩下葉柄。換言之，水源加上病蟲害這兩大條件限制之下，葉菜比較罕見，店鋪裏買得到的，價錢都比較高，也多是外縣產品。
資源的迴路
植物生長除了泥土這與根部互動的介面外，一塊菜園的運作當然還有許多因素。自然永衡法的一個核心，就是觀察和學習在地的萬物如何以在地的資源互相扶持生長，互相效力。在松代碰到的一個主要悖論，就是資源回收的問題。在香港，如筆者和朋友搞的農場為例，在一塊田耕種當然需要一個休息和放置工具的空間，當中需要的材料，到垃圾站走一轉多數也就能檢回來。由枱凳到儲物櫃到可當工作服的古著，由培苗用的小花盆到整卷未開封的遮陰網，以至村屋居民修剪自家果樹後丟出來的木材大樹幹，統統不用分文便可檢回來，作為建設活動棚及農務的資材。松代的廢物處理分類卻是高度精細：玻璃樽、牛奶紙盒、寶特瓶、白色發泡膠盆、顏色發泡膠盆、鋁罐、鐵器等，全部歸為個別一類，紙品再細分為兩類，一個月裡的每一天都只收一類廢物；餘下無法歸類的廢物則屬「可燃類」，每星期收兩次。如此的分類系統，相較大城市是倍數級的森嚴。
這滴水不漏的回收系統，卻與日式消費生活裏凡事重重包裝並行不悖。在日本生活，比如在火車站買一盒便當，膠袋、紙包、發泡膠盆、醬油包、竹筷子、筷子的紙套、獨立包裝的漬物包和便當內的裝飾品，最終隨時會回歸為十類八類的廢物，加起來的體積也是倍數於原本妥當收納的便當盒——但一想到那高度精細有效的回收系統，罪咎感是否會減輕？心裏會否比較踏實一點呢？筆者不敢草率判斷，只是現實如此。
這滴水不漏的回收系統，卻與日式消費生活裏凡事重重包裝並行不悖。
無法在垃圾站碰運氣看能否檢到有用的資材，額外希望收集廚餘作堆肥亦幾近緣木求魚——這可能是好事，垃圾已在眼睛可見的範圍內統統消失，全部有專人回收處理。但對希望在當地開展有機種植，尤其自己在社區找資源做堆肥的小農場，就是一個難題了。
另一個例子是覆蓋用的乾草。無論種植什麼品種，我們都嘗試以大量的乾草覆蓋泥土表面，除了防治雜草生長，更重要的功能是儲水、防止水分揮發，減少水資源的流失，農夫也毋須身水身汗以體力灌溉來抵消太陽熱力所蒸發的水分。松代是個山區，山坡上可耕的空間幾乎都已開墾為棚田，加上常規農業都將雜草視為敵人，日本人對整潔的要求更是獨步全球，農夫團隊難以在菜園附近找到雜草。結果呢，還是大地藝術祭幫了一把。話說幾年前一位參展的法國藝術家將一所已停辦的小學改裝成一個巨型的裝置作品，裏面的禮堂鋪滿了足足半呎高的乾草，本屆主辦單位打算更換整批乾草，香港團隊才意外地從一所廢校的一件裝置藝術品中，取得大量打得細碎的優質禾桿草。從主辦單位口中得知，日本是有供應商專門供應這種物資的。
不能說日本人不是取諸自然用諸自然，只是這個「取」與「用」之間，存在着不同種類的中介者。F.H. King一百年前對日本人有機物都回歸泥土的讚嘆，今天或者不能說已全不成立，只是這條迴路要先經過藝術家與禾桿草回收／供應商。
農村老化——so what？
最後幾經舟車勞頓人事關係，才能張羅到乾草和堆肥的物料。與日本朋友分享香港農夫永衡自然法的耕種方式，才算是有個基礎。接着的問題，當然是香港農夫團隊的方法是大汗疊細汗的又堆肥又乾草覆蓋，日本農村與全地球的農村一樣面對老化問題，如何可能鼓勵、吸引農夫更大程度上就地取材，將在地的資源重新導航到農作物的生長裏呢？到松代以東的大鎮十日町的資材超市走一圈，你便能感受到日本人如何老早已從另一方向處理這個問題。
日本農村的面貌，美好和恰當得讓人發現原來這烏托邦也有值得進一步了解和思考的問題。
台灣社會學者劉志偉的小書《美援年代的鳥事並不如煙》裏說過，五十年代起台灣開始從日本引入耕耘機，標榜從此美眉也能輕鬆種地不讓男士專美，希望挑動台灣男人的大男人心理，多用耕耘機增加產量。今天在日本農村，不僅女性不讓男性專美，在各適其適的農機供應下，甚至歐巴桑歐吉桑都游刃有餘。
松代的街道幾乎整天都不見人，交通的其中一個高峰就是每天早上六七時老人家開着小貨車，車斗載着打草機、開溝機等下田工作。插秧前和收割時的大型工序，都由能包括犁田、整地、中耕培土、覆蓋膠膜和收割的多用途耕耘機一手包辦，上述各種各樣的農機在資材超市價廉物美的向農民招手。幾乎令人以為，在日本當一個人年事已高，無法再在高度競爭性的商場職場搏殺，只要他雙手仍能扭軚，雙腳仍能踏油門和剎車，農業生產的門就仍為他大開。他她們能一定程度上自給，甚至向散落在日本不同大城市的子女少量供應新鮮和加工食物，政府有資助，加上農村空氣好，還有適量勞動。換個講法，當耕種變得幾乎不費吹灰，農業不就成了全日本最大的老人院了嗎？若技術條件好（當然指以化石燃料為本的技術）、政策福利到位，農村農業沒年輕人，又何曾是問題了？
「盡皆過火，盡皆癲狂」，原來也不僅適用於形容香港電影。日本農村的面貌，美好和恰當得讓人發現原來這烏托邦也有值得進一步了解和思考的問題。關於主糧水稻和和更廣義的食物文化史，往後的文章再續。（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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