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實驗性的劇場、展覽很快隨着九七渡過而被人們淡忘。但香港歷史博物館的常設展覽──「香港故事」卻作為城市日常的一部分，繼續講述「漁村變都會」的版本。
「香港故事」展：失去的平衡點
「香港雖然是彈丸之地，但卻擁有甚多引人注目的特色......而最令人津津樂道的課題，當然是它在百多年間從鮮爲人知的村落蛻變爲國際大都會的曲折歷程。」在尖沙咀的香港歷史博物館，自2001年開幕的最重要的常設展「香港故事」序言這樣寫道。
巨大的展廳裏迴盪着海浪聲、飛鳥叫聲。距今六千年前的人類，正在圍欄裏的人工沙灘上生火煮食，打磨石器。來這裏參觀，也是香港大部分中學、小學、幼稚園會選擇的歷史教育活動。小朋友在古廟模型和仿造的舊街道里跑來跑去，對他們來說，這裏是一個看完需要做功課的主題樂園。
展覽分爲八個部分：自然生態環境、史前時期的香港、從漢至清歷代發展、香港的民俗、鴉片戰爭及香港的割讓、香港開埠及早年發展、日佔時期、現代都市及香港回歸。
從白堊紀的一片荒漠，到九七的主權移交，跨越四億年。其中，一樓展廳的自然環境、史前時期和民俗部分佔了整個展覽總面積的大半。而樓上的本地史部分，尤其是1960年代到1980年代，也就是所謂香港歷史的「黃金十年」到《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只有一面照片牆。
前香港歷史博物館館長、「香港故事」展籌辦人丁新豹坦陳，這些年的確收到過不少社會上的意見，認爲自然史、民俗展區佔總面積比例過大，整個展覽重點擺錯了一些，要加重本地史的部分。「但建築物完全是根據原來展覽的內容安排設計的，現在重新設計就得削足適履，」丁新豹說。
九七前，爲了增進香港人瞭解本地歷史的興趣，香港歷史博物館計劃重新策展。「香港故事」展1995在立法會通過，2001年正式開幕，策劃、招標、裝潢建設用了六年時間。
當時策劃展覽的顧問團由十幾人組成。丁新豹回憶：「顧問團成員劃分很細，主要是歷史、考古、民間風俗方面，有人是郵票專家、有人是鈔票專家……沒有人提出過要特別加入政治事件。」
「博物館並不是先有規劃，而是先到處收集舊物、文物。差不多有足夠的藏品，才去做一個展示。」丁新豹介紹：「我們從1975年創館那時起就一直在收集舊物了，不過都是民生方面的，希望保存香港人的生活面貌。」誠濟堂藥店是家老字號，清拆時，丁新豹帶同事整個把它的玻璃、牌匾買回來，回來照原貌復建。
何慶基認爲：「『香港故事』迴避了很多政治事件，比如六七暴動，特別是殖民政府和受文革影響的左派都有暴力行爲；也幾乎沒有提到六四事件對香港的影響。」
在展覽中，整個八十年代都在窄窄一面牆上。有一張香港百萬人大遊行的照片。下面的圖說寫到：「1989年4月15日至6月4日，內地部分高校學生在北京集會，由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悼念活動，演變爲大規模的示威活動，提出經濟和民主改革的訴求，全球華人熱烈響應。1989年5月21日，香港有一百萬市民自發上街遊行聲援。」
對從未了解過這段歷史的人來說，這段話並沒有涉及，六四事件最後遭遇了怎樣的殘酷鎮壓 ，香港人對北京政府產生了怎樣的恐懼與憤怒。而這些又如何對香港未來的命運產生了難以預估的影響。
非黑即白的新戰場
整個展覽最後，是一段題爲《1841至1997中港關係回顧》的十分鐘短片，濃縮了「香港故事」展現當代史部分的主要內容：
三十年代，香港淪陷，日佔的三年零八個月，很快在「我們四萬萬同胞」的抗日歌聲中飛過；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港兩地邊境線上一網隔天涯；六十年代，在羅文的《獅子山下》歌聲中，兩地休慼與共，廣東積極解決香港水荒；「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文革歌曲帶來了六七暴動、土炸彈；七十年代，香港節、廉政公署，經濟起飛，海底隧道通車；八十年代，《中英聯合聲明》簽署，血濃於水主題下，八九百萬人大遊行，後面緊接着華東水災港人賑災；九十年代，《明天會更好》的歌聲中，臨時立法會成立，九七交接儀式完成。
「坦白說最後一首歌選用《明天會更好》，我是有點後悔的，應該更中立一點。」丁新豹若有所思地說。
「涉及到政治事件很難做，那個展區有『六七暴動』，」丁新豹說，「爲了平衡，我們也放了1956年國民黨搞的一場騷亂。」
在丁新豹看來，涉及「六七暴動」的內容如果做得效果太刺激，可能會帶來反效果。他很欣賞日本、德國一些博物館對災難或暴亂的表達，但香港歷史中沒有核爆、大地震、集中營那樣的歷史，他覺得有些呈現方式並不適合。丁新豹說：「過去我們努力取一個平衡。但這個平衡點現在徹底失去了，對任何事件的評價都只能是非黑即白。」
「『六四』怎麼處理更頭疼，討論了很長時間，最後選了百萬人大遊行行至前立法會大樓的那張照片。」
過去我們努力取一個平衡。但這個平衡點現在徹底失去了，對任何事件的評價都只能是非黑即白。
氣氛輕鬆、調子積極，避免太沉重，是「香港故事」策展時的考慮。「博物館的地位和性質已經開始漸漸改變了，」面對批評、質疑，丁新豹的回答很現實，也很無奈。迷你唐人街也好，主題樂園也罷，博物館不再是嚴肅的教育殿堂，而是一種日常消遣。
然而對主體意識逐漸增強的有心人來說，這樣的寓教於樂，對了解身份、文化而言並不足夠。「香港是從一個漁村變成大都市，但只是這樣講根本不夠。高雄、廈門、新加坡都是這樣，這沒什麼大不了。」何慶基說。
香港是從一個漁村變成大都市，但只是這樣講根本不夠。高雄、廈門、新加坡都是這樣，這沒什麼大不了。
「現在『香港故事』根本是一個戰場。」丁新豹認為，「如果這個展覽要調整，增加九七之後的內容，零三年50萬人上街、去年雨傘運動，這些都是無法迴避的。必須講，但怎麼講？在現在這麼政治化的環境下，想到就頭疼。」
香港人一直被認為是政治冷感的理性經濟動物。對戰後嬰兒潮一代來說，「香港故事」展符合他們的生活經驗。阿媽黐膠花，姐妹去工廠打工，自己發奮讀書，他們篤信「獅子山下精神」。而近年來，「獅子山精神」卻受到越來越多質疑，知識份子開始挑戰它的「非政治性」。
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副教授，劇作家黃國鉅認為，所謂代表香港的「獅子山精神」，是八、九十年代官方強調的：「說得好聽是默默耕耘、一一熬過，不好聽其實就是逆來順受。在這種精神底下，人們不會問政治災難背後的原因，無論是戰爭、暴動，都變得和天災一樣。在這種精神下一切都是非政治的。」
然而隨著九七之後三屆特區政府管治危機，各種社會問題的矛頭都指向一個泛泛的詞：中港關係。香港年輕一代在這樣的焦慮環境下成長，他們發現小時候常去的茶餐廳被金店、藥房取代了；越來越多購物商場為了迎接內地遊客而建......他們習慣的生活被剝奪，自己卻沒有反對的權利。對他們來說，香港病了，病因複雜，靶子卻明確地朝向北方。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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