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实验性的剧场、展览很快随着九七渡过而被人们淡忘。但香港历史博物馆的常设展览──“香港故事”却作为城市日常的一部分，继续讲述“渔村变都会”的版本。
“香港故事”展：失去的平衡点
“香港虽然是弹丸之地，但却拥有甚多引人注目的特色……而最令人津津乐道的课题，当然是它在百多年间从鲜为人知的村落蜕变为国际大都会的曲折历程。”在尖沙咀的香港历史博物馆，自2001年开幕的最重要的常设展“香港故事”序言这样写道。
巨大的展厅里回荡着海浪声、飞鸟叫声。距今六千年前的人类，正在围栏里的人工沙滩上生火煮食，打磨石器。来这里参观，也是香港大部分中学、小学、幼稚园会选择的历史教育活动。小朋友在古庙模型和仿造的旧街道里跑来跑去，对他们来说，这里是一个看完需要做功课的主题乐园。
展览分为八个部分：自然生态环境、史前时期的香港、从汉至清历代发展、香港的民俗、鸦片战争及香港的割让、香港开埠及早年发展、日占时期、现代都市及香港回归。
从白垩纪的一片荒漠，到九七的主权移交，跨越四亿年。其中，一楼展厅的自然环境、史前时期和民俗部分占了整个展览总面积的大半。而楼上的本地史部分，尤其是1960年代到1980年代，也就是所谓香港历史的“黄金十年”到《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只有一面照片墙。
前香港历史博物馆馆长、“香港故事”展筹办人丁新豹坦陈，这些年的确收到过不少社会上的意见，认为自然史、民俗展区占总面积比例过大，整个展览重点摆错了一些，要加重本地史的部分。“但建筑物完全是根据原来展览的内容安排设计的，现在重新设计就得削足适履，”丁新豹说。
九七前，为了增进香港人了解本地历史的兴趣，香港历史博物馆计划重新策展。“香港故事”展1995在立法会通过，2001年正式开幕，策划、招标、装潢建设用了六年时间。
当时策划展览的顾问团由十几人组成。丁新豹回忆：“顾问团成员划分很细，主要是历史、考古、民间风俗方面，有人是邮票专家、有人是钞票专家……没有人提出过要特别加入政治事件。”
“博物馆并不是先有规划，而是先到处收集旧物、文物。差不多有足够的藏品，才去做一个展示，”丁新豹介绍，“我们从1975年创馆那时起就一直在收集旧物了，不过都是民生方面的，希望保存香港人的生活面貌。”诚济堂药店是家老字号，清拆时，丁新豹带同事整个把它的玻璃、牌匾买回来，照原貌复建。
何庆基认为：“‘香港故事’回避了很多政治事件，比如六七暴动，特别是殖民政府和受文革影响的左派都有暴力行为；也几乎没有提到六四事件对香港的影响。”
在展览中，整个八十年代都在窄窄一面墙上。有一张香港百万人大游行的照片。下面的图说写到：“1989年4月15日至6月4日，内地部分高校学生在北京集会，由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悼念活动，演变为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提出经济和民主改革的诉求，全球华人热烈响应。1989年5月21日，香港有一百万市民自发上街游行声援。”
对从未了解过这段历史的人来说，这段话并没有涉及，六四事件最后遭遇了怎样的残酷镇压 ，香港人对北京政府产生了怎样的恐惧与愤怒。而这些又如何对香港未来的命运产生了难以预估的影响。
非黑即白的新战场
整个展览最后，是一段题为《1841至1997中港关系回顾》的十分钟短片，浓缩了“香港故事”展现当代史部分的主要内容：
三十年代，香港沦陷，日占的三年零八个月，很快在“我们四万万同胞”的抗日歌声中飞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港两地边境线上一网隔天涯；六十年代，在罗文的《狮子山下》歌声中，两地休戚与共，广东积极解决香港水荒；“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文革歌曲带来了六七暴动、土炸弹；七十年代，香港节、廉政公署，经济起飞，海底隧道通车；八十年代，《中英联合声明》签署，血浓于水主题下，八九百万人大游行，后面紧接着华东水灾港人赈灾；九十年代，《明天会更好》的歌声中，临时立法会成立，九七交接仪式完成。
“坦白说最后一首歌选用《明天会更好》，我是有点后悔的，应该更中立一点。”丁新豹若有所思地说。
“涉及到政治事件很难做，那个展区有‘六七暴动’，”丁新豹说，“为了平衡，我们也放了1956年国民党搞的一场骚乱。”
在丁新豹看来，涉及“六七暴动”的内容如果做得效果太刺激，可能会带来反效果。他很欣赏日本、德国一些博物馆对灾难或暴乱的表达，但香港历史中没有核爆、大地震、集中营那样的历史，他觉得有些呈现方式并不适合。丁新豹说：“过去我们努力取一个平衡。但这个平衡点现在彻底失去了，对任何事件的评价都只能是非黑即白。”
“‘六四’怎么处理更头疼，讨论了很长时间，最后选了百万人大游行行至前立法会大楼的那张照片。”
过去我们努力取一个平衡。但这个平衡点现在彻底失去了，对任何事件的评价都只能是非黑即白。
气氛轻松、调子积极，避免太沉重，是“香港故事”策展时的考虑。“博物馆的地位和性质已经开始渐渐改变了，”面对批评、质疑，丁新豹的回答很现实，也很无奈。迷你唐人街也好，主题乐园也罢，博物馆不再是严肃的教育殿堂，而是一种日常消遣。
然而对主体意识逐渐增强的有心人来说，这样的寓教于乐，对了解身份、文化而言并不足够。“香港是从一个渔村变成大都市，但只是这样讲根本不够。高雄、厦门、新加坡都是这样，这没什么大不了。”何庆基说。
香港是从一个渔村变成大都市，但只是这样讲根本不够。高雄、厦门、新加坡都是这样，这没什么大不了。
“现在’香港故事‘根本是一个战场，”丁新豹认为，“如果这个展览要调整，增加九七之后的内容，零三年50万人上街、去年雨伞运动，这些都是无法回避的。必须讲，但怎么讲？在现在这么政治化的环境下，想到就头疼。”
香港人一直被认为是政治冷感的理性经济动物。对战后婴儿潮一代来说，“香港故事”展符合他们的生活经验。阿妈黐胶花，姐妹去工厂打工，自己发奋读书，他们笃信“狮子山下精神”。而近年来，“狮子山精神”却受到越来越多质疑，知识份子开始挑战它的“非政治性”。
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副教授，剧作家黄国钜认为，所谓代表香港的“狮子山精神”，是八、九十年代官方强调的：“说得好听是默默耕耘、一一熬过，不好听其实就是逆来顺受。在这种精神底下，人们不会问政治灾难背后的原因，无论是战争、暴动，都变得和天灾一样。在这种精神下一切都是非政治的。”
然而随著九七之后三届特区政府管治危机，各种社会问题的矛头都指向一个泛泛的词：中港关系。香港年轻一代在这样的焦虑环境下成长，他们发现小时候常去的茶餐厅被金店、药房取代了；越来越多购物商场为了迎接内地游客而建……他们习惯的生活被剥夺，自己却没有反对的权利。对他们来说，香港病了，病因复杂，靶子却明确地朝向北方。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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