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台灣明年一月的立法委員選舉被部分政治觀察家形容為「小黨的戰國時代」，其中「時代力量」、「綠黨」和「社會民主黨」三個脫胎自社會運動的政黨，是倍受各方注目的一股勢力。端傳媒依序推出這三個政黨負責人的深度專訪，最後登場的是其中擁有多年選舉經驗的「綠黨」，看小黨如何扎根政治環境。
當所有人將「第三勢力」的焦點放在時代力量和社民黨兩個新興政黨身上，綠黨是唯一有選務經驗；同時也是苦撐19年之後，終於在去年底「九合一地方選舉」首度有所斬獲的政黨。
綠黨召集人李根政和范雲都出生於1968年。從一個國小老師投身生態環境議題至今，李根政無論是着專書、編雜誌、到運動倡議都是台灣環保界的健將。兩年前接下台灣綠黨共同召集人的職位，讓一個多年苦撐的老政黨重新出發，也高度投入去年的太陽花學運。
相較於其他兩個新興政黨的鮮明性格，李根政和綠黨都有一種內斂特質，他們不特別亮眼，不具話題性，卻固執的在綠色政治理想中苦撐，因為現實經費問題，組織和人才培養只能牛步般前進的綠黨，仍然堅持「慢政治」的原則。但終於在這兩年看到一絲曙光。
從政的經驗讓李根政深信政治工作不是一蹴可幾，而是條漫長而艱辛的道路。但將政黨票投給綠黨的選民仍然在4年內從5萬張拓展到23萬。如今綠黨已經是台灣第五大政黨，更在九合一選舉的突破能量下，往更成熟的政治之路前行。
端傳媒記者特別專訪到綠黨召集人李根政，以下是訪談摘要：
端：綠黨是在這波第三勢力政黨中，唯一有選舉經驗，也在去年九合一選舉首次有斬獲的政黨，可否分享對上次選舉的觀察。
李：去年九合一選舉受佔領立法院的「太陽花運動」影響，青年投入地方選舉的比例大增。但我也觀察到選舉結果，最明顯的兩個現象就是：青年太陽花形象容易被複製，社運的進步傾向很容易被有資源宣傳的候選人收割。
另一方面則是家族、派系政治的傾向。民進黨有些派系產生的年輕人，不見得參與社運，卻也會用太陽花的形象聯結而選上，因此第三勢力在地方政治的空間反而沒有想像中的大。未來「選舉階級化」的傾向可能更明顯，會是權貴青年和平民青年的對決。
端：九合一的選戰經驗有什麼可以延伸到這次選舉？你認為太陽花後的社會動能可以從九合一延續到2016年大選嗎？
政治是需要長期投入、扎根的工作，2014選後我就提出扎根的政治路線，政治不能只靠媒體宣傳，這次選舉更證明扎實的地方耕耘很重要。
李：2016大選的政黨票在泛藍集中的選區，確實有投不下國民黨也投不下民進黨就給第三政黨的可能，但沒有固定政黨傾向的選民不多，過去經驗看到也很有可能因為選情緊繃最後歸隊。
政治是需要長期投入、扎根的工作，2014選後我就提出扎根的政治路線，政治不能只靠媒體宣傳，這次選舉更證明扎實的地方耕耘很重要。
新興政黨理念重要，但不能都在雲端打仗，雖然我們批判舊政治，但舊政治確實有扎實的政治工作值得學習，只是要從中轉化新的價值，有一部分要從舊政治長出新東西。而這次實際下到選區時，很多候選人還是體認自己對地區的發展了解不夠。
我們另外也發現，新的選戰模式可以發揮一點效用，不是決定性，譬如社群媒體如臉書的使用，中壢市議員王浩宇在選區經營了三、四年，就是透過臉書分享結合實體經營，雖然觸及到只有年輕族群，但還是可以影響到蠻多回鄉投票的年輕人。
我們也從選後一千七百份問卷調查看到，有六七成左右積極的綠黨支持者有關注綠黨臉書。臉書的確是現有有效的傳播工具，雖然只是年齡層的觸及率上突破，坦白講沒有比較新，但我們在簽政治代理人公約時，都要求綠黨候選人必須辦政見審議座談，建立和選民的關係，強調政見必須要透過和人民的互動才能提出，開啟和選民討論政見的新模式。
端：綠黨辛苦堅持了這麼多年，卻是這波第三勢力聲浪中相對邊緣。綠黨怎麼看這波趨勢，以及自身可扮演的角色？
李：我們也認為2016是很重要的政治機會，走在十字路口的台灣政局很需要突破，但我們不認為跨過2016就沒有其他政治機會。現在台灣的民主深化是長期工程，即使這次取得席次，也無法完全打破政治僵局，之後還有很多長遠的政治工作要作，不是只有這一戰，這是一條漫長的道路。
這看法有一部分來自我們的地方經驗，除了取得席次外，政治人才的培養是最重要的。如果沒有足夠素質和數量的政治人才，要驅動這波改革是不夠的，而很顯然台灣社會的新政治人才數量不夠。
我覺得時代力量和社民黨的出現蠻好的，表示更多人有政治決心願意從事組織工作。正面來看，可以累積台灣新政治的實踐經驗，人才庫也會擴大。
端：關於第三勢力的整合從三月談到現在，終於和社民黨確立的聯合參政聯盟，可否談一下綠黨在這次整合過程的黨內民主如何實踐？
李：這次的整合的確花了一些時間，畢竟我們是個19年的老黨，政黨實力和新成立的社民黨有差距，有些黨員在黨名以及政黨認同的情感上，多少會有些政黨本位主義，也會覺得耕耘這麼久，2014年又選到兩席，何不再堅持看看。
但我們也了解整合的重要，因此到全台的黨支部舉辦座談，和黨員對話及辯論。綠黨有五百多個黨員，這樣的座談每場都會有幾十個黨員參與。
事實上今年一月，綠黨就已經在黨員大會討論政黨合作的原則。當時評估的主要項目：一是核心價值及政策，二是選舉和組織策略。當時先用排除法決定出合作對象，當時的決定是與「社民黨」和「時代力量」合作。另外也認為優先法案的共識是整合的重要條件。
而組織的主體性也是需要考量的。現在的參政聯盟比較鬆散，允許雙重黨籍，在價值取向接近的前提下，允許組織定位、和其他政黨關係的拿捏差異。過程當中當然也有強烈的反對聲音，我們也花了很高的時間成本，但實踐黨內民主的程序對我們而言，是很珍貴的經驗，我相信這些經驗也共同屬於台灣的公民社會。
端：這幾年綠黨的耕耘有成，從2008年到2012年政黨票的增加，2014年地方選舉選上兩席，2016年對自己的預估如何？
李：2008年綠黨的政黨票五萬多票，占比是0.5％左右。2012年拿到23萬票，占比1.74%，但這次比較難預估，因為還有其它新興政黨出現。只是最近兩份民調，一份顯示綠黨支持率3.3%，另一份則有4.4%，甚至超過台聯。
看起來綠黨不是最熱門的話題政黨，但從1996年成立到現在走了19年，在目前選戰還沒開打，沒有大量曝光的情況下看到，能見度確實有穩定成長。
2014年的地方選舉對綠黨來說，最大的正面效應大概有三點：一是九席選上兩席的當選率很不錯。二是透過選舉，地方基礎會比較紮實，現在各地如桃竹苗、高雄、台南、北北基黨部陸續成立，參與的都是相當有熱情的年輕人。三是有了參選經驗，對2016選戰策略和資源盤點會有比較具體的經驗。也因為現在組織狀況比較建全，很多重要的經驗和組織方法得以傳承，去年的輔選幹部有一些可以繼續打2016選戰。
但也不是沒有現實問題，一是候選人怎麼維持生活？很多要自我犧牲，靠自己積蓄等等。這一次透過募款可以支持候選人競選時期的生活需要，選舉需要輔選團隊，選後黨務也要繼續運作。2013年我接任時只有一個專職，現在增加到五人，但還是蠻辛苦的。
端：小黨生存所牽涉到的結構性困境，努力經營19年的綠黨肯定體會很深，這些都必須靠憲政改革來解決，綠黨怎麼看這一波似乎欲振乏力的推動修憲行動？
李：政黨要營運起來，組織一定要建全，但人和錢永遠都是最主要的問題。政治資源的來源和分配，會關係到國家的政治體質。譬如全世界173個有選舉的國家中，只有20個國家需要繳交保證金或登記費，而台灣是其中門檻最高的。
以國會議員參選的門檻來看，英國的候選人需繳交折合兩萬五千元台幣（編按台幣與港幣匯率約為4比1；與人民幣匯率約為5比1）的保證金，紐西蘭、加拿大是三萬，台灣則是二十萬。所以「錢」成了選擇政治人才的第一道門檻，再加上選舉需要大量的宣傳才能讓選民認識你，缺乏資金的小黨或獨立參選者很難和有大黨奧援的候選人競爭。
也正是因為意識到選舉制度的問題，在318太陽花運動時，我們便提出公民憲政會議，我做為當時的推動人之一，在場外做了草根論壇，基本上我們的概念就是，過去台灣修憲七次，而這一波新的憲政改革運動應該從下而上。
當時在街頭上，參與的民眾提出很多問題，從國家前途、權責相符的政治體制，乃至廣泛的社會正義、新興的人權議題可否在憲法中被落實，大家有熱烈討論。當時最理想的情況是透過草根論壇由下而上形成共識，接着召開「憲改推動論壇」，把草根聲音匯集起來，讓審議式民主的精神落實到憲改運動，讓公民社會有參與感，這是我們希望的新憲政運動的精神。
但現實狀況是要修憲一定要看兩大黨的態度，很顯然的當時我們以為「憲法時刻」會在318產生，但真正討論反而是九合一國民黨敗選後新任黨主席朱立倫提出來。但現在又陷入了兩大黨的框架，就有政治計算，和當初的公民精神有矛盾。譬如國民黨認為下修投票年齡到18歲要和立院閣揆同意權綁在一起。
另一方面，我們也發現太陽花時期草根論壇的熱情，沒辦法擴散、延續到現在。憲政問題離人民太遙遠、太抽象，雖然我們迫切感到憲改議題很重要，但也清楚很難拉近選戰，因為無助於選票，這波運動最大的挑戰是如何把憲政運動拉到常民的運動。
而小黨只會被問到政黨補助款的門檻，好像我們只在意很小的細節。坦白說我們沒有明確主張內閣致或總統制，因為我們認為台灣體制的形成有脈絡需要細緻討論，而綠黨一直更在意程序問題，推動一部屬於人民的憲法，強調跟公眾對話，將憲改看成一場政治意識啟蒙和教育，而不是主流政治菁英，兩大黨妥協出來的產物。
端：最近關於第三勢力的主要話題是與民進黨的距離，事實上2012年綠黨參選人潘翰聲也曾因為替民進黨候選人站台而飽受批評，這次綠黨的態度又是如何？
李：政治的實踐都是關乎人的實踐，2012年我們的確沒有處理好，也讓我們學到寶貴的一課。政治的分寸很重要，拿捏只要差一點點，選民的觀感就會不同。選前要有清楚界線，選後可以在共同價值的議題合作。
綠黨之所以在1996年成立，就是當時便看出民進黨不是實踐綠色政治的載體。2000年到2008年扁執政可以清楚看到，民進黨就是向財團傾斜的政黨，只是國家定位和國民黨不一樣。
民進黨幾乎是本土右派的政黨，在一些社運議題上民進黨和我們的價值觀有很大衝突。我自己從事環保運動，在當時就常去抗議，民進黨當時提過新十大建設，和蔣經國經濟發展的邏輯和路線沒有兩樣，這個政治路線我沒有辦法接受。
這次我們很重要的目標是「兩黨不過半」，讓進步的政治勢力成為國會關鍵的槓桿力量，結合社會力牽制執政黨。
所以綠黨也很清楚是透過社運的實現，不止監督國民黨，也監督民進黨。這次民進黨很有可能執政，但國民黨早在陳水扁執政八年間就證明他們會在開發政策上支持民進黨政府，甚至祭出黨紀來要求。
我們現在擔心2016年會沒有一個「適格」的反對黨，在國會裏堅持社會正義。因此這次我們很重要的目標是「兩黨不過半」，讓進步的政治勢力成為國會關鍵的槓桿力量，結合社會力牽制執政黨。
端：社運界一直有普遍的看法，認為2000年民進黨執政的八年，社運力被民進黨吸納。這次民進黨非常有可能執政，而如果第三勢力還是無法成為國會關鍵少數，你會有同樣擔心嗎？
李：我認為這次如果民進黨完全執政，也應該和2000年不大一樣了。當時社運前輩覺得被背叛，主要是過去黨外運動和社會運動並行的時期，社運圈高度依賴民進黨的組織。譬如反核運動，民進黨扮演了很主要的群眾動員工作，當時可能會上街頭的兩、三萬人都是民進黨動員來的。
但這個悲觀的情勢，在2011年福島核災後有很大改變。公民團體在民間動員出的人數，甚至比當年多十倍，2012年有二十幾萬人上街，民進黨已經被邊緣化。2008年後台灣一場一場的社會運動都看得出來，台灣自主性的社會力已經和民進黨「割袍斷義」，自己茁壯，所以我不擔心。
2016年大選對第三勢力來說，的確可能在選前發生「西瓜偎大邊」（編按：選民自動將選票集中給領先政黨）的效應，但我們還是相信台灣選民可以不只有「比較不爛」的選擇，綠黨要告訴台灣選民是有好的選擇，可以「挺好的」。我的田野觀察是318確實改變一些選民的投票行為，年輕人的政治判斷在影響老一輩，政治選擇的世代交替正在發生。台灣社會理性的中間選民的確存在，會因為議題、社會公義來決定投票行為。
九合一選後，有學者說綠黨終於像個政黨了，我們認為是很大的進步，因為這是台灣現在需要的。我同時在NGO及政黨工作的經驗看到，兩者在經營思維最大不同還是在於，相較於社運組織，政黨有長遠的政治議程，關注的議題也多元，不是跟着單一社會議題反應，更需要政策的整合和對話的能力。另外內部民主和政治人才的培養對政黨來說都更為重要。
19年來綠黨一直不放棄實踐社運走向政治的可能，在去年好像有點突破，當然選舉和民意是很難捉摸的，我沒有絕對的把握悲觀或樂觀，只能努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