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給你講一講外婆的故事。」我對女兒說。女兒有些詫異地看着我,她的眼神在說:你說的就是在我兩歲前每天帶我出門閒逛、現在不時通過視頻,對我噓寒問暖的外婆嗎?我對她很熟悉啦,她還有我不知道的故事嗎?
女兒的外婆沒有兄弟,早年失怙,和後來成為「童養婿」的外公,經營着家族傳下的大染坊,生意火紅,遠近聞名。她還堅持送幾個妹妹上學,讓她們各自學有所成,過上和前人不一樣的生活。
故事講完了,女兒一直沈默着。
我曾經給女兒講自己小時候存錢買唐詩的故事,女兒聽得很投入,後來提到錢時還老開我的玩笑說:「買唐詩去!」我想,這是因為這個故事跟她看到的現在的我——一個整天在電腦前寫文章的人——密切相關,她很容易理解。
而外婆的形象——無論是女兒的生活經驗,還是她讀的故事書中——從來都是一個勤勞持家、照顧孩子的慈愛老奶奶,和一個精明能幹的染坊經營者,相距太遠。
孩子的家族史
不久前,我在紐約時報讀到一篇文章,作者是家庭主題暢銷書作家布魯斯・費勒(Bruce Feiler),他引用心理學家馬紹爾・杜克(Marshall Duke)和羅賓・菲伍什(Robyn Fivush)的研究結論說,那些對家族史知道得越多的孩子,就越有控制自己人生的意識,越容易克服困難,適應環境,因為這些孩子具備「代際自我(Intergenerational Self)」。
魯斯・費勒鼓勵人們多跟孩子講家族故事,傳遞這種歷史感。
我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主意,同時也有些猶豫。女兒很早就喜歡歷史,但是我沒有給她強調過國家和家族的概念。英國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說過,女人沒有祖國。我的一個女權主義者朋友認為,女人也沒有家族。家族和大家庭觀念是父權制度的一部分。
女性家族敘事在小說和電影中並不少見,比如張抗抗的小說《赤彤朱丹》、張戎的小說《鴻》、荷蘭電影《安東尼亞家族》等。但是它們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或者說沒因為女性家族叙事受到重視。
儘管魯斯・費勒的文章十分政治正確地,列舉了外婆和媽媽的例子,但是十分慚愧地,家族故事在我心目中仍然以男性為主角。
每個女人都是一個故事
直到今年3月,在紐約召開的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The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簡稱CSW)第59屆年會上,我聽到了作家、社會活動家帕姆・阿林(Pam Allyn)的演講。她是非盈利組織LitWorld.Org的創始人,在全世界超過六十個國家幫助提高兒童教育。這個機構做的主要工作,就是讓孩子們識字,讀書,聽故事。
帕姆・阿林沒有用「家族」這樣的詞,而是直截了當地說,要給孩子們講奶奶(外婆)、媽媽和姐姐的故事。和她一起出席活動的,是來自非洲幾個國家的婦女活動家,她們現身說法地講了幾個自己親歷的婦女爭取權利的故事,讓我大受感動。
我突然明白,出席整個大會和它的NGO論壇的8000多名與會者,其中絕大多數是女人,來自全球1000多個組織,她們中的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動人的故事。我開始檢討,作為一個男性時評作家,有時我太在意她們的觀點,而忽略了她們的故事。
重新發現奶奶
從紐約回來以後,我做的第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問女兒,衣服上漂亮的顏色和圖案是怎樣來的?然後,我給她講了外婆的故事。
兩個月以後,我讓她跟外婆和奶奶見面。當她問到染坊的時候,外婆有些詫異,淡淡地說: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的表情在說,那有什麼好講的?女人和男人的一大區別,就是不會吹噓自己的事跡。
見面以後,女兒驚喜地發現,原來奶奶是一位舞蹈老師。女兒酷愛跳舞,從三歲開始就學習芭蕾舞和自由舞。我的母親生活在一個小縣城,常常教她的同齡人跳「廣場舞」——一種被貼上「擾民」標籤,被廣大網民深惡痛絕的中下層婦女的健身和社交活動。儘管母親也收學費,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覺得那是一份工作,更沒有當她是一位老師。我的弟弟還多次責備她,希望她不要去掙那點「小錢」。
那幾天,女兒每天晚上和她的奶奶切磋舞藝。她們手牽着手,腳跟着腳,無比快樂。我覺得愧對母親,也憂慮地想到:如此被輕慢的人生,也會是女兒未來的命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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