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海華，現任民主黨紀律委員會主席，支聯會副主席，曾在各種社福機構工作擔任要職。他同時是城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這次與他的訪問，就是在他的辦公室裏進行。
甫進去，書本堆積如山，各種的獎狀與證書掛在牆上，還有學生為他所畫的人像畫與合照。
有參與過雨傘運動的朋友或者對他有印像，他曾在2014年9月28日警方發放催淚彈後在金鐘現場講課，也在學聯此前舉辦罷課之時在立法會外示威區為學生講學，題目是《學生運動的回顧與前瞻》。
七十年代中前期，大專學界被國粹派把持，國粹派是一群對中國有熱情，緊隨中共立場的大專學生。而與之對抗的，是社會派，支持本地社會抗爭，強調要批判地認識中國。麥海華在1975年當選港大學生會會長，一度打破國粹派的壟斷，後來被記載為大專學生組織歷史上的分水嶺。
在他身上，你會看到一種家國的憂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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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中國
「其實我當上學生會會長是誤打誤撞。」
1969年麥海華中五畢業後到了由「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所辦的佛教孔書院唸預科。
「當時一班同學提議辦學習班自學，讀殷海光、羅素、Karl Popper、Hayek、也讀到有關中國的現代化問題。後來我在機緣巧合下，認識了許冠三先生。」
許冠三先生是南來的歷史學家，對中共的管治素有批評。在浸會學院教書的時後，他編了一本《人物與思想》的雜誌，每個月發行幾百份，那是從中國大陸的報章、電台資料當中來分析大陸政策。這本雜誌一來銷量不好，二來被左派的集團打壓，不替其批發。所以許冠三先生就叫朋友幫忙派到報攤代售，能賣多少就多少。當時他找了何俊仁幫忙，何也就找了麥海華。
「許冠三說可以替我們辦些課程，專談中國近代史，從1911說起，也會談中共的歷史，比如說三反五反，反右運動，文革、談過毛澤東思想，劉少奇與其路線。我是在那裏開始接觸中國的近代史。」
有了這樣對中國的理解，初進大學的麥海華自然對國粹派那種支持中共的態度看不過眼。但真正決定參選學生會，那是1974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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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國粹大聯盟
1974年，麥海華是文學院學生會的出版秘書。那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廿五週年。
當年暑假《中大學生報》建議港大、中大、浸會及理工四份學生報聯合辦一個「新中國專輯」，對新中國的成敗及學界那些年的認識祖國運動作檢討。港大《學苑》提出了三份受其他三家院校編委會批評的文章：《我們的立場－70年代》、《理性的黃昏－虞雪》、《中國往何處去－吳仲賢》。
《70年代》是一本激進的無政府主義刊物，主張世界革命；虞雪是一位1973年逃亡來香港的造反派紅衛兵的筆名，以自己文革的造反經驗反思中國社會主義；吳仲賢是當時有名的托派，也是《70年代》的創辦人之一，批評中共專政。這三篇文章被中大、理工及浸會三報編輯以「文章對中國有獨特看法，但抽象冗贅，未能面對多數同學」為理由，要求港大《學苑》再加考慮。《學苑》總編指斥其餘三報編輯認為這些文章是「反華反共」而拒絕刊登是「政治偏見」，堅持刊出，退出聯刊。
《學苑》把三篇有爭議的文章刊出後，引來當時由崔綺雲當會長的港大學生會不滿，向學苑提出不信任動議，校內出現不同的大字報批評《學苑》。
「在不信任動議的代表會會議上，我認識了國粹派的霸道，只要是不同的聲音就被壓制下來。那個時候我就認為學生會不能再讓這班人把持下來，因為這會使言論空間與自由都扼殺掉。」
「在1974年10月左右的時間，就算我不滿，也沒有打算過出來參選。最後在11月左右，何俊仁來找我，對我說他想組閣參選學生會，但環顧左右卻無人有學生會的公共經驗，而我曾任文學院學生會會長，他就建議我參選。我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短時期內準備選舉。」
在何俊仁的自傳裏，他說自己是麥海華的競選經理；在訪問裏，麥海華也笑着承認。
「其實當時我都沒有出來參選學生會的念頭，因為我已經三年級了，理應快畢業。當時我也是膽粗粗（大膽一試）。」競選時我打出『多種角度，兼容並包，均衡發展』的口號，而對手鍾瑞明的內閣則以『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為路向。結果我們以1400多票對他們700多票。總投票人數是2338，相對上一屆投票人數200多票，我們是10倍有多。這是港大直至當時為止最多人投票的一屆。」
這些數字他倒背如流。
「我們最後全閣當選，贏了鍾瑞明。他是上屆學生會會長崔綺雲現在的丈夫，是之前的城大校董會主席。」
崔綺雲畢業後加入新華社香港分社，官至文教部副部長；鍾瑞明則曾當上多屆全國政協，亦曾出任民建聯總幹事。
港大的學生會選舉11月進行，麥海華在月初才決定參選，卻以大比數勝選，可見當時校內對國粹派行徑的不滿。
「我們其實旨在走出來挑戰那一片紅（國粹派）。當時我們自稱為『反國粹大聯盟』，社會派，自由民主派，逍遙派，什麼人也好，因為反對國粹派的高壓壟斷而集合了起來。」
1975年麥海華上任學生會會長，成為在國粹派佔主流的大專界下的唯一社會派力量。勝選以後，國粹派沒有就此罷休。落選的鍾瑞明，在同年10月於為學聯辦了一個《中國科技發展史展覽》。
「我也不知道他是以什麼身份去辦。國粹派仍然有控制一些屬會，可能他是在輸了學生會選舉後選了進去屬會。亦可能因此國粹派要辦些大型活動，再叫他出來幫手。」
「一方面是政治酬庸，另一方面則代表他們很有組織：若他們的人選不成學生會則會到學生會屬會參選。在我當學生會的那屆，屬會比以往都積極很多，辦很多活動，又辦得大型，令我們學生會超支二十多萬。以往從未試過。」
同時，崔綺雲在落任學生會後沒有呈交學生會全年工作報告，卻發行了一份《托派如何插手學生運動》的特刊，着意批評當時學苑三篇文章的托洛茨基主義傾向。
「她們在任期後才發行刊物其實是不合規矩，我在任學生會時其實不想批印刷費，後來不記得什麼原因也是批了。其實她們是有針對性地攻擊我們，因為她們（國粹派）萬料不及會在選舉中輸了給我，所以要反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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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裏的家國與革命
社會派批評國粹派盲目認同中國，但並不代表否定中國，只是強調要批判地認識中國。
「中國是我們的祖國，正如母親之於我們有着親切的感情。…突然母親站在我們面前，讓我們仔細端詳，這種莫名的喜悅實非外人所能道。…我們強調認識中國要「是其是，非其非；愛之深，責之切」。」
－節錄自港大學生會七五年「現代中國探討」資料論文集之序言
當時學聯口號是「放眼世界，認識中國，關心社會，爭取權益」。麥海華認為，國粹派對國家是認同，但對香港卻只是認識。
「我們社會派提出『認識國家，改革社會』，希望可以帶出對香港的認識與批判，看我們學生能夠怎麼參與社會，做改善工作。」
因為這樣，麥海華在學聯裏就時與國粹派衝突。
1975年1月，電話公司以通貨膨脹、公司業務發展、資金周轉不靈為由向政府申請加價七成。
「當時我們在學聯代表會討論，說反對電話公司加價不能只有抗議書，更要有行動，但學聯幹事的回應是：『現在是四屆人大會議，香港很多人也不認識，中國政府現在很開明，又有人大代表在討論國是，我們該推廣介紹，不要搞反對電話加價的行動。』最後我們只有港大學生會，大專同學會及天主教大專聯會三個一起反對，出版特刊，在街頭收集簽名，並舉辦遊行。」
「社會派覺得香港是我們生活的地方，我們要做點東西去改變制度。學聯內的國粹派看香港問題，表面批評殖民政府，但卻不行動。因為中國政府說明，不能搞亂香港，不想衝擊殖民政府。」
「我們卻不至於《70年代》雙周刊那班人要激進地推翻政府，要革命。我們認為要改變政府的政制來解決貧窮問題，失業問題，通貨膨脹，高地價問題等等。」
對於當時的托洛茨基主義者，麥海華很不認同：
「托派太極端，而且我們當時認為革命之後也無非是再革命。社會要走向憲政民主，這才是可行的道路。如果要革命，換來的可能也只是專權。我不相信革命，激進的行動也產生不了好的效果。不過我也不認同國粹派扣帽子的做法，這樣並不能解決問題。」
在其時的大專界裏頭，有着各種各樣的國家與家國，或者無家無國。
我問，為什麼當年港大在學聯的代表屢與其他院校及學聯幹事意見不合，但最多卻只是憤而離席，而沒有更多衝擊學聯體制的行動？麥海華的回應很簡單：實力不足。
「我們沒有實力。當時只有港大的反對聲音，而且我當時是第一屆非國粹派的學生會，連自己陣腳也站不穩，因此我們無法做出更多，充其量是下一屆學生會出聲明譴責。我們當時內部也有想過要不要退聯，後來可能因為知道不夠實力而沒有付諸實行。」
四十年後的今天，港大學生會，聯同另外三家學生會已經發動公投成功退出學聯了。
在港大退聯後，麥海華曾在香港電台寫了一封香港家書給其時的港大學生會會長梁麗幗，寄語院校要遏止退聯的「歪風」，改革學聯，否則容易被左派滲透，無人代表學生向校方爭取權益和參與校政，領導發揮先鋒角色的學運。
「現在回想，學生的自治組織其實十分重要。如果沒有了學生自治組織，就會被左派組織代表了青年聲音。」
麥海華為當年的退聯傾向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