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阿古智子，1971年在日本大阪府出生。大阪外國語大學中文系畢業，在名古屋大學國際開發研究科獲得碩士學位，在香港大學教育學系獲得博士學位。在駐中國日本大使館利民工程部門負責各種扶貧項目後，回到日本成為大學教師。現為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現代中國的社會變遷。本篇文章中，阿古智子以日本視角，審視戰後七十年的中日關係，以及兩國如何增進互相理解。
關於戰爭的記憶
我的家人，包括我的祖父母、父母在內都沒有參與過戰爭。母親家裏有兄弟姐妹8個，而父親的家庭則是一個有10個兄弟姐妹的大家庭，兩家都比較貧窮。父親曾多次給我和弟弟、妹妹講過因為貧窮，常常只有自己一個人因為去不了學校組織的林間、臨海夏令營而吃不上學校的午餐，在家裏有時為了鍋裏的一口肉和弟兄們爭搶，最困難的時候甚至還吃過紅薯蔓。這些就是我小時候聽到的關於戰爭的回憶。
我出生在日本經濟高速發展高峯的1971年。在我上學的80年代到90年代，正是泡沫經濟時代。泡沫破滅後，人們開始議論是否不應當盲目追求金錢上的富有，而是要關注經濟發展給環境和社會帶來的成本。當時有一種日益廣泛的社會潮流，就是不再從狹隘的角度追求國家利益，而是從國際社會或者全世界範圍來考慮問題，認可多種多樣的文化和不同的價值觀。
由於我是在上述的家庭環境和時代背景中成長的，對於我的現代中國研究領域，也許我看上去是從一種「冷眼看世界」的角度去做的。也就是説，我認為我能夠和我的研究對象保持適當的距離，冷靜地進行觀察和思考。同時我也覺得能夠對中國和中國人，不抱有過度的贖罪感、空虛的自卑感和優越感。
我在研究世界貧困問題時，特別注意到了中國的貧困問題。中國是一個有超過13億人口的大國，雖然是發展中國家，但在保持較高的識字率、預防和治療傳染病及糧食自給自足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儘管經歷了戰爭和國內的政治風波，但人們仍然生氣勃勃地生活着。但是，由於在促進有利於國有企業和城市的市場經濟發展的同時，還維持着不利於農村地區的户籍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導致了貧富差距擴大到了驚人的程度。我之所以要研究中國的貧困和社會問題，是考慮以此為契機，通過研究找出全人類共同的重要課題。此外，我還認為中國的發展方向會在很大程度上改變國際社會的結構。
可是，作為一個日本人來研究中國的問題、和中國打交道時，是無法迴避歷史問題的。第一次到中國，當我乘火車旅行時，坐在我旁邊的中國人對我説，「日本的電器產品和汽車非常好」，「日本在戰後很短的時間內就能完成經濟振興是個奇蹟」。他們在對「中國人素質低、落後」表示失望的同時，又指出「日本人沒有好好學習歷史」，還在紙上寫出了許多戰犯的名字，這些名字都是我已經知道的。
國民的素質不是與生俱來的，一個國家的發展也是會受到許多因素影響的，所以我們不能將日本和中國的發展進行橫向比較。
由於中國的媒體和學校傳播的關於日本的信息有些偏頗，我當時對中國社會上存在的被歪曲定型的日本形象是不滿意的。比如，大部分中國朋友不知道日本的歷史教科書如何成為了很大的爭論焦點。著名的家永三郎教科書訴訟（詳見註釋）提出，表達日本二戰時的「侵略」行為不應受到過度批判觀點的教科書一直通不過教科書審定，這與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相抵觸。雖然以自由民主黨為中心組織的歷史問題委員會等政治家與專家主張日本人不應該學習所謂「自虐史觀」的歷史，在1990年代前期，輿論上日本應承擔戰爭責任的呼聲很大，教科書審定基準中也規定有「鄰國條款」（與亞洲鄰國有關的近現代歷史，須從國際理解的角度出發，照顧到對國際合作的影響），那時的日本歷史教育一直是批判性的。
學習什麼是「加害」與了解「受害」一樣重要
另一方面，學生時代的我對於在中國人人皆知的因日軍進攻導致大量死傷的事件並不知曉，甚至還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去曾經和日軍激戰的村莊採訪過。我在學校學習的戰爭有關的知識明明缺少。日本的教科書審查制度説是為保障和落實國民受教育的權利，必須維持全國教育水平的平均化，但容易受到政黨政治的影響。在德國，無論是在媒體上、還是政界以及在國民之間，教科書問題都沒有成為爭論的焦點。在德國，歷史教育領域超越着政黨，超黨派的研究所等對歷史教育、歷史教科書進行研究。
對於同樣的人和事件，從不同的角度去看會有不同的看法。重要的是對於「被害」和「加害」的實際狀況要從各種各樣的視角去了解，要知道處於不同立場的人是如何學習歷史、抱有什麼樣的感情的。
每年夏天，在大部分報紙、電視上的戰爭專題報道講，美軍如何轟炸了日本國土、老百姓在連年戰火下如何備受災殃。我小時候受最大打擊的，到現在為止記得清楚的光景是，被原子彈燒得焦黑的屍體四處放着的廣島與長崎。我在中小學不斷地學習了原子彈帶來的災難與悲劇。老師安排了幸虧活下來的原子彈受害者給我們講當時的故事之後，大家一起祈禱了未來的和平。日本媒體應當像報道廣島和長崎那樣，積極報道在南京發生的事情、慰安婦受的苦難，而孩子們應當在學校裏積極主動地學習日本「加害」的側面。如果能夠很自然地做到這些，這樣的做法就既稱不上是「自虐」也不是其他什麼。只有真正瞭解自己，才能在走向未來的過程中不會重蹈覆轍。
戰後70週年的今天，我感到心情很沉重。這是因為日本政府把鄰國當作「假想敵國」，不斷推出新的安全保障政策，導致與「假想敵國」之間互不信任，雙方都在明顯地籍此為正當理由擴充軍備。為了保衞國土和國家利益，維持國際秩序和減少發生糾紛的危險，爭取保持勢力均衡，為建立國際社會和平環境做出貢獻，這些都是日本面臨的重要課題，我無意否定。但是，我們現在是不是過於關注安全保障的硬件方面了呢？總是把別人看作「另類且危險的」，是無法改善關係的。對於立場不同而產生衝突的可能性應該冷靜地加以考慮，同時雙方作為有同樣「喜怒哀樂」感覺的人類，應該探索互相理解的方法。為了共同創造未來，建立一個超越國境的公共圈是必不可缺的。
超越國境「侷限」 關注中國現實
去年，我在研究過程中結識的有着多年交往的中國人權律師接二連三地被拘留。為了讓把維護基本人權、實現社會正義當作自己使命的律師們獲得身心自由，我和在日本工作的研究學者、律師一起發起了署名活動。雖然到2015年8月的今天，已有超過640人署名表示贊同，但我還是感到日本社會對此問題的關注程度是很有限的，只侷限在一定範圍內。
我之所以為中國人權律師傳播信息，並不是要強調「中國如何在壓制人權」。我認為，如果不能在超越國境的範圍內實現普遍意義上的法治，硬件上的安全保障也就無法發揮作用。如果大家都能夠擁有人權、自由、民主的共同價值觀，就會有利於建立超越國境的公共圈，就會減少雙方之間的互不信任，可以進一步致力於建立人類共同的財產。如果能減少軍費支出，就可以把更多的預算和人才轉用於實施改善醫療和教育的政策。
此外，我還想強調的是，「中國的」為數不少的人權問題與日本也是有關係的，日本有必要率先參與解決問題。比如説在商務領域，日企的中方貿易伙伴和承包企業發生了環境污染和勞務問題時，雖然日企沒有直接參與，但也要被追究責任。如果中國的天空總是迷霧茫茫的，在中國工作的日本人不能安心生活，污染還會飄洋過海，危及日本領土。如果能夠如此思考，中國的人權問題就不再是「他人瓦上霜」了。
也許會有人説，「你想的太樂觀了」、「中國不是那麼好説話的國家」，但我們總是悲觀地看待中國問題，並不能開闢美好的未來。雖然我們人數有限，但中國願意擁有基本人權價值觀的人羣確實在成長。
日本應該在戰後經濟發展與和平主義國家的經驗的基礎上，充分發揮軟件方面的實力，對中國產生良性影響。
現在我在東京的家裏，有一個在日本的大學學習的中國留學生寄宿。除此之外，一年到頭都有中國朋友或是朋友的朋友來我家臨時住宿。這個暑假還有兩個在美國留學的中國留學生因在日本實習，要在我家住一個月，於是我家一下子就變成了一個5口人的家庭。雖然只是一個有4個小房間的小小的家，大家該謙讓的時候就謙讓，想商量什麼的時候就商量什麼。當彼此還沒有很好地理解時，也許會有猜疑，也許會誇大事實真相，但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都會逐漸相互保持適當距離，彼此關愛。
我丈夫長期在中國工作，爺爺奶奶都住在關西地區，我獨自一人養育着一個5歲的孩子，每天的工作和家務忙得我沒有時間停下來歇一口氣。而中國留學生們常常在我因加班晚歸時，幫我到保育園和課外活動站接送孩子，甚至還照顧孩子吃飯和洗澡等。其中有一個留學生就在最近，因擔心兒子走路時會衝到路中間，竟然把我兒子扛在肩膀上走了15分鐘，把兒子送到課外活動站。我知道後感到很不忍心，對這個學生説「你會很辛苦的，還是讓他自己走吧」。還有一位學生，在我直到孩子睡覺時仍然沒有返家的時候，就在兒子的小牀旁邊點上一盞小電燈，蹲在地上一邊看着我兒子一邊學習。聽到我説「別在這麼又暗有窄的地方學習啊」，他卻回答説，「我擔心小弟弟從牀上掉下來。」想到兒子在這麼多中國的大哥哥、大姐姐的精心照顧下成長，我心裏感到熱乎乎的。我在中國留學時，也常常在人家裏留宿。還有知道我母親去世早，把我當自己親女兒來看待的「中國媽媽」。所以對我來講，中國就是我家親人居住的地方，和我自己的祖國一樣。
再過5年、10年、或是20年，日本以及日本和中國的關係又會是怎樣呢？最近電視裏的專輯節目常常報道中國遊客的「爆買」，弄得沸沸揚揚。考慮到日本人口下降以及日本和中國經濟上的關係，長期居住在日本和到日本觀光的中國人會越來越多是毫無疑問的，同時也可以想像日本人和中國人之間的糾紛、互不信任、誤解和歧視等也會增加的。
看到那麼精心照料我兒子的中國留學生，我很難想像沒有血緣關係的中國人和韓國人會和日本人是不同人種，我也絕對不能容忍「仇恨言行」（hate speech）的存在。可以想像位於不同立場的人是比較容易發生衝突的。為了盡力避免防止發生衝突，就要具體考慮如何在問題出現時採取迅速而有效的解決辦法。但這不僅僅是硬件上的安全保障，而是要提高互相之間的溝通能力，要增加可以共同擁有的軟件上的資產。我的一個英國朋友感到不可思議的是，「我們歐盟各國之間都是廣泛學習外語，其中最重視的就是鄰國的語言。可是為什麼日本人不學中文和韓文呢？」戰爭已經過去70年了，日本在和亞洲各國共同邁過過去那段不幸的歷史、增進相互理解的努力似乎才剛剛起步。
《註釋》
家永教科書訴訟
三省堂出版社的高中歷史教科書《新日本史》的撰稿人家永三郎，就教科用圖書審定——即教科書審定以國家為被告提起的一系列訴訟
從1965年提起的第一次訴訟，到1967年提起的第二次訴訟，再到1984年提起的第三次訴訟，一系列的訴訟一直持續到1997年最高法院作出判決為止。這場歷時長達32年之久的家永教科書訴訟，也作為「為期最長的民事訴訟」被載入了吉尼斯世界紀錄大全
第一次訴訟：《新日本史》在1962年的教科書審定中，被以對戰爭的表現過於黑暗等理由認定為不合格，經修改以後，在1963年的教科書審定中得到了有條件的合格認定。家永以在這兩次審查中文部科學大臣（相當於中國教育部部長）採取的措施使作者蒙受到了精神損失為由，提起了國家賠償訴訟
第二次訴訟：要求撤銷對《新日本史》不合格的行政處分的行政訴訟
第三次訴訟：家永以不服1982年的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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