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阿古智子，1971年在日本大阪府出生。大阪外国语大学中文系毕业，在名古屋大学国际开发研究科获得硕士学位，在香港大学教育学系获得博士学位。在驻中国日本大使馆利民工程部门负责各种扶贫项目后，回到日本成为大学教师。现为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现代中国的社会变迁。本篇文章中，阿古智子以日本视角，审视战后七十年的中日关系，以及两国如何增进互相理解。
关于战争的记忆
我的家人，包括我的祖父母、父母在内都没有参与过战争。母亲家里有兄弟姐妹8个，而父亲的家庭则是一个有10个兄弟姐妹的大家庭，两家都比较贫穷。父亲曾多次给我和弟弟、妹妹讲过因为贫穷，常常只有自己一个人因为去不了学校组织的林间、临海夏令营而吃不上学校的午餐，在家里有时为了锅里的一口肉和弟兄们争抢，最困难的时候甚至还吃过红薯蔓。这些就是我小时候听到的关于战争的回忆。
我出生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高峰的1971年。在我上学的80年代到90年代，正是泡沫经济时代。泡沫破灭后，人们开始议论是否不应当盲目追求金钱上的富有，而是要关注经济发展给环境和社会带来的成本。当时有一种日益广泛的社会潮流，就是不再从狭隘的角度追求国家利益，而是从国际社会或者全世界范围来考虑问题，认可多种多样的文化和不同的价值观。
由于我是在上述的家庭环境和时代背景中成长的，对于我的现代中国研究领域，也许我看上去是从一种“冷眼看世界”的角度去做的。也就是说，我认为我能够和我的研究对象保持适当的距离，冷静地进行观察和思考。同时我也觉得能够对中国和中国人，不抱有过度的赎罪感、空虚的自卑感和优越感。
我在研究世界贫困问题时，特别注意到了中国的贫困问题。中国是一个有超过13亿人口的大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在保持较高的识字率、预防和治疗传染病及粮食自给自足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尽管经历了战争和国内的政治风波，但人们仍然生气勃勃地生活着。但是，由于在促进有利于国有企业和城市的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还维持着不利于农村地区的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导致了贫富差距扩大到了惊人的程度。我之所以要研究中国的贫困和社会问题，是考虑以此为契机，通过研究找出全人类共同的重要课题。此外，我还认为中国的发展方向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国际社会的结构。
可是，作为一个日本人来研究中国的问题、和中国打交道时，是无法回避历史问题的。第一次到中国，当我乘火车旅行时，坐在我旁边的中国人对我说，“日本的电器产品和汽车非常好”，“日本在战后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完成经济振兴是个奇迹”。他们在对“中国人素质低、落后”表示失望的同时，又指出“日本人没有好好学习历史”，还在纸上写出了许多战犯的名字，这些名字都是我已经知道的。
国民的素质不是与生俱来的，一个国家的发展也是会受到许多因素影响的，所以我们不能将日本和中国的发展进行横向比较。
由于中国的媒体和学校传播的关于日本的信息有些偏颇，我当时对中国社会上存在的被歪曲定型的日本形象是不满意的。比如，大部分中国朋友不知道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如何成为了很大的争论焦点。著名的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详见注释）提出，表达日本二战时的“侵略”行为不应受到过度批判观点的教科书一直通不过教科书审定，这与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相抵触。虽然以自由民主党为中心组织的历史问题委员会等政治家与专家主张日本人不应该学习所谓“自虐史观”的历史，在1990年代前期，舆论上日本应承担战争责任的呼声很大，教科书审定基准中也规定有“邻国条款”（与亚洲邻国有关的近现代历史，须从国际理解的角度出发，照顾到对国际合作的影响），那时的日本历史教育一直是批判性的。
学习什么是“加害”与了解“受害”一样重要
另一方面，学生时代的我对于在中国人人皆知的因日军进攻导致大量死伤的事件并不知晓，甚至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去曾经和日军激战的村庄采访过。我在学校学习的战争有关的知识明明缺少。日本的教科书审查制度说是为保障和落实国民受教育的权利，必须维持全国教育水平的平均化，但容易受到政党政治的影响。在德国，无论是在媒体上、还是政界以及在国民之间，教科书问题都没有成为争论的焦点。在德国，历史教育领域超越着政党，超党派的研究所等对历史教育、历史教科书进行研究。
对于同样的人和事件，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会有不同的看法。重要的是对于“被害”和“加害”的实际状况要从各种各样的视角去了解，要知道处于不同立场的人是如何学习历史、抱有什么样的感情的。
每年夏天，在大部分报纸、电视上的战争专题报道讲，美军如何轰炸了日本国土、老百姓在连年战火下如何备受灾殃。我小时候受最大打击的，到现在为止记得清楚的光景是，被原子弹烧得焦黑的尸体四处放着的广岛与长崎。我在中小学不断地学习了原子弹带来的灾难与悲剧。老师安排了幸亏活下来的原子弹受害者给我们讲当时的故事之后，大家一起祈祷了未来的和平。日本媒体应当像报道广岛和长崎那样，积极报道在南京发生的事情、慰安妇受的苦难，而孩子们应当在学校里积极主动地学习日本“加害”的侧面。如果能够很自然地做到这些，这样的做法就既称不上是“自虐”也不是其他什么。只有真正了解自己，才能在走向未来的过程中不会重蹈覆辙。
战后70周年的今天，我感到心情很沉重。这是因为日本政府把邻国当作“假想敌国”，不断推出新的安全保障政策，导致与“假想敌国”之间互不信任，双方都在明显地籍此为正当理由扩充军备。为了保卫国土和国家利益，维持国际秩序和减少发生纠纷的危险，争取保持势力均衡，为建立国际社会和平环境做出贡献，这些都是日本面临的重要课题，我无意否定。但是，我们现在是不是过于关注安全保障的硬件方面了呢？总是把别人看作“另类且危险的”，是无法改善关系的。对于立场不同而产生冲突的可能性应该冷静地加以考虑，同时双方作为有同样“喜怒哀乐”感觉的人类，应该探索互相理解的方法。为了共同创造未来，建立一个超越国境的公共圈是必不可缺的。
超越国境“局限” 关注中国现实
去年，我在研究过程中结识的有着多年交往的中国人权律师接二连三地被拘留。为了让把维护基本人权、实现社会正义当作自己使命的律师们获得身心自由，我和在日本工作的研究学者、律师一起发起了署名活动。虽然到2015年8月的今天，已有超过640人署名表示赞同，但我还是感到日本社会对此问题的关注程度是很有限的，只局限在一定范围内。
我之所以为中国人权律师传播信息，并不是要强调“中国如何在压制人权”。我认为，如果不能在超越国境的范围内实现普遍意义上的法治，硬件上的安全保障也就无法发挥作用。如果大家都能够拥有人权、自由、民主的共同价值观，就会有利于建立超越国境的公共圈，就会减少双方之间的互不信任，可以进一步致力于建立人类共同的财产。如果能减少军费支出，就可以把更多的预算和人才转用于实施改善医疗和教育的政策。
此外，我还想强调的是，“中国的”为数不少的人权问题与日本也是有关系的，日本有必要率先参与解决问题。比如说在商务领域，日企的中方贸易伙伴和承包企业发生了环境污染和劳务问题时，虽然日企没有直接参与，但也要被追究责任。如果中国的天空总是迷雾茫茫的，在中国工作的日本人不能安心生活，污染还会飘洋过海，危及日本领土。如果能够如此思考，中国的人权问题就不再是“他人瓦上霜”了。
也许会有人说，“你想的太乐观了”、“中国不是那么好说话的国家”，但我们总是悲观地看待中国问题，并不能开辟美好的未来。虽然我们人数有限，但中国愿意拥有基本人权价值观的人群确实在成长。
日本应该在战后经济发展与和平主义国家的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软件方面的实力，对中国产生良性影响。
现在我在东京的家里，有一个在日本的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寄宿。除此之外，一年到头都有中国朋友或是朋友的朋友来我家临时住宿。这个暑假还有两个在美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因在日本实习，要在我家住一个月，于是我家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5口人的家庭。虽然只是一个有4个小房间的小小的家，大家该谦让的时候就谦让，想商量什么的时候就商量什么。当彼此还没有很好地理解时，也许会有猜疑，也许会夸大事实真相，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都会逐渐相互保持适当距离，彼此关爱。
我丈夫长期在中国工作，爷爷奶奶都住在关西地区，我独自一人养育着一个5岁的孩子，每天的工作和家务忙得我没有时间停下来歇一口气。而中国留学生们常常在我因加班晚归时，帮我到保育园和课外活动站接送孩子，甚至还照顾孩子吃饭和洗澡等。其中有一个留学生就在最近，因担心儿子走路时会冲到路中间，竟然把我儿子扛在肩膀上走了15分钟，把儿子送到课外活动站。我知道后感到很不忍心，对这个学生说“你会很辛苦的，还是让他自己走吧”。还有一位学生，在我直到孩子睡觉时仍然没有返家的时候，就在儿子的小床旁边点上一盏小电灯，蹲在地上一边看着我儿子一边学习。听到我说“别在这么又暗有窄的地方学习啊”，他却回答说，“我担心小弟弟从床上掉下来。”想到儿子在这么多中国的大哥哥、大姐姐的精心照顾下成长，我心里感到热乎乎的。我在中国留学时，也常常在人家里留宿。还有知道我母亲去世早，把我当自己亲女儿来看待的“中国妈妈”。所以对我来讲，中国就是我家亲人居住的地方，和我自己的祖国一样。
再过5年、10年、或是20年，日本以及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又会是怎样呢？最近电视里的专辑节目常常报道中国游客的“爆买”，弄得沸沸扬扬。考虑到日本人口下降以及日本和中国经济上的关系，长期居住在日本和到日本观光的中国人会越来越多是毫无疑问的，同时也可以想像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的纠纷、互不信任、误解和歧视等也会增加的。
看到那么精心照料我儿子的中国留学生，我很难想像没有血缘关系的中国人和韩国人会和日本人是不同人种，我也绝对不能容忍“仇恨言行”（hate speech）的存在。可以想像位于不同立场的人是比较容易发生冲突的。为了尽力避免防止发生冲突，就要具体考虑如何在问题出现时采取迅速而有效的解决办法。但这不仅仅是硬件上的安全保障，而是要提高互相之间的沟通能力，要增加可以共同拥有的软件上的资产。我的一个英国朋友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我们欧盟各国之间都是广泛学习外语，其中最重视的就是邻国的语言。可是为什么日本人不学中文和韩文呢？”战争已经过去70年了，日本在和亚洲各国共同迈过过去那段不幸的历史、增进相互理解的努力似乎才刚刚起步。
《注释》
家永教科书诉讼
三省堂出版社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的撰稿人家永三郎，就教科用图书审定——即教科书审定以国家为被告提起的一系列诉讼
从1965年提起的第一次诉讼，到1967年提起的第二次诉讼，再到1984年提起的第三次诉讼，一系列的诉讼一直持续到1997年最高法院作出判决为止。这场历时长达32年之久的家永教科书诉讼，也作为“为期最长的民事诉讼”被载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第一次诉讼：《新日本史》在1962年的教科书审定中，被以对战争的表现过于黑暗等理由认定为不合格，经修改以后，在1963年的教科书审定中得到了有条件的合格认定。家永以在这两次审查中文部科学大臣（相当于中国教育部部长）采取的措施使作者蒙受到了精神损失为由，提起了国家赔偿诉讼
第二次诉讼：要求撤销对《新日本史》不合格的行政处分的行政诉讼
第三次诉讼：家永以不服1982年的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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