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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老爸不敢做的事 張超雄

「有些東西放在心裏很久,有些moment (時刻) 可能塑造了我一世,但爸爸究竟想法如何,在他那邊的意義又是什麼,原來是個謎。」


張超雄自小跟父母聚少離多,共處的日子短暫,各自在自己的生命裏忙,直到她媽媽去世前一小段日子,兩母子才擁有一些打開心窗傾談的回憶。 張超雄提供相片
張超雄自小跟父母聚少離多,共處的日子短暫,各自在自己的生命裏忙,直到她媽媽去世前一小段日子,兩母子才擁有一些打開心窗傾談的回憶。 張超雄提供相片

記者問張超雄,可否替他父子倆拍張照片,阿Fer(張的簡稱)這就問問張父意願,但遭他拒絕,反正八十幾歲的老爸不想高調。張超雄回心一想,才發現手頭上竟然沒幾張跟爸爸的合照:「我想,為何要等到有傳媒走來問我,我才找爸爸拍照?我和他兩個人,去拍拍照片,一起做些事情都可以呀。有些東西我想問他很久了,卻一直沒有好好詳談。」

我們都知道張超雄的故事(香港泛民立法會議員,常為弱勢社群發聲),他是一個爸爸,次女盈盈智障。他曾說過,盈盈每天都在提醒他,一個弱勢社群的生活是如何的,然而他幾乎沒怎麼談及過父親。他廿四歲就在加拿大註冊結婚,只透過一通長途電話知會雙親。隨後他留美十五載,再回流香港時,已由當日出國的「宅男」(頹廢青年)變為帶着五口之家的「中坑」(中年男人),但父母卻又從香港移居加國了。

然後他的母親就去世了。「未試過這樣的痛,那個Loss好痛。我對媽媽的歉疚是,覺得她很慘,覺得她一生也不開心,離世時只有她一個人在加拿大。而我也沒有給她帶來特別開心的日子。大家相聚的時間太少了。」

他不是一個與父母緣厚的人,他的爸爸也是,而他爸爸的爸爸也是。

遠離爸媽的童年

張超雄爺爺是澳門人,年輕時獨自離家到秘魯打拼。在秘魯安頓下來就娶了當地的女子,但他堅持兒子必須接受中國人的教育,故在兒子(張超雄爸爸)十歲左右,就把他送到澳門念書,父母孩子,自此分離。張爸爸本來只會說西班牙語,在澳門生活多年後,變成只會說廣東話,最後他跟身處秘魯的媽媽再無法溝通,因為彼此言語不對。

張爸爸這就回到他爸爸的原點,在澳門安頓,娶妻生子。在兒子張超雄出生後不久,張爸和張媽覺得澳門難以賺取生計,兩人決定到香港幹活,遂把兒子交給公婆照顧。「這大概讓我有點缺失,套用現代的概念,親子時刻很少。但我這個人,本來缺失就很多,哈哈。」人大了以後,自身有什麼缺失,都是自己扛的責任,大概也不能再怪責父母親了。

張媽媽是澳門鏡湖醫院畢業的註冊護士,但來港後只能當登記護士;張爸本來在澳門當老師,來港後也只能做學歷要求較低的舍監。直到張超雄七歲大,他才離開澳門,來香港與父母團聚,住在粉嶺一處非常偏僻的地方。一家三口終於一起生活,這個才是張超雄認識父母的起點,也成為他長得老大之後,再度尋回自己的終點。

「有些東西放在心裏很久,有些moment(時刻)可能塑造了我一世,但爸爸究竟想法如何,在他那邊的意義又是什麼,原來是個謎。」他口中的“moment”,第一個,就在這時候發生。

張爸爸是校長,但對兒子的學業反而看得開,到外國升學或者修讀甚麼科目,也隨兒子拿主意。張超雄記憶中,沒怎麼受過責罵,即使他就讀聖保羅男校時非常爛玩。張超雄提供相片
張爸爸是校長,但對兒子的學業反而看得開,到外國升學或者修讀甚麼科目,也隨兒子拿主意。張超雄記憶中,沒怎麼受過責罵,即使他就讀聖保羅男校時非常爛玩。張超雄提供相片

你為什麼沒為我出頭?

他九歲,在一家教會學校念書,爸爸在那裏教書。「我爸爸是工作狂,非常投入,他經常說:要「瞓身」落去(廣東俗語,意指一頭栽進去)。」太投入、太拚命,有時也成為被排擠的理由。「可能是老師之間的politics(政治),而我是我阿爸的兒子,就變成了victim(受害者)。」

在小學課室裏,有個老師按着張超雄的頭,把一小瓶白花油朝他的鼻孔灌入去。他嗆得很,掙扎着。在另一個課室,有個老師要張超雄把手掌放在桌上,沉沉的用間尺按着,然後把書釘釘在他手指縫間。「那是校園的bully(欺凌),純粹因為我是我阿爸的兒子。 至今他仍然憤慨:「那些老師是變態的,那絕對是虐兒案。」

回家後,張超雄向父親投訴,「他基本上沒反應,沒當成一回事,沒追究。現在回想,我爸爸處理得不好,基本上他沒有處理過。我覺得他在這些情況下就變得比較軟弱,不想開罪人。」

這件他遺忘了幾十年的事情,當下又重現腦海,「可能我正正要做回我老竇(廣東俗語,意指爸爸)唔敢做的事情?」因此他變成了一個要發聲、要抗爭的人?這點連他自己都不大確定。「其實我一直想問爸爸,為何他當時沒追究事件,沒為我出頭?」

張超雄常常說,爸爸媽媽是思想走得很前的人。母親本來不打算生育,因為她覺得世界有太多不公平、不公義,不想把小孩帶來人間受苦,「我應該遺傳了媽媽那份悲觀。」最後是父親很想要孩子,他們才決定生一個。而由舍監苦讀而晉身老師,往後再當上校長的爸爸,則自有一套教導學生的心得。「他做舍監時專管曳仔(壞孩子),和曳仔一同生活凡事一同經歷,曳仔都很服他。」做校長的張爸爸,每天早上會站在校門迎接學生,「我猜他是第一代這樣做的校長,很有學生緣。」

你為甚麼不敢發聲?

中學升上聖保羅男校之後,張超雄沉迷中學生活的姿采,父母的身影漸漸減退。「聖保羅非常開放,讓我們留長頭髮,真是長毛(以及肩長髮為標誌的立法會議員梁國雄)的樣子,又可以穿喇叭褲,那是全新的地方,我跟父母的交流更少。」爸爸雖然是校長,但對兒子也不嚴厲,只會輕輕提醒他努力讀書,「可惜在聖保羅的日子太好玩了,我都沒放心機讀書,會考成績不好,去了讀樹仁,之後再轉讀浸會大學社工系。記憶中爸爸也沒有埋怨或者責罵

也是在這個時候,出現了第二個人生的“moment”,一個至今他仍然充滿疑問的嫌隙。「應該十九、二十歲,我們幾個同學去大陸旅行。回到香港大家很累,在車上睡着,我拿相機出來影同學的睡相。突然兩個惡形惡相的男人走過來,粗魯地問我為何拍他的照片,要搶我的相機,菲林曝光。」惡男聲稱自己是捉垃圾蟲的人,類似這個年代的食環署人員,並堅持要報警。於是張超雄被他們押到警署落口供,當時阿sir(警察)問他地址,張回說:「堅尼地道110號。」阿sir憤怒了,吼道:「幾座幾樓呀!整個街號也是你住嗎!」

原來那是聖雅各小學的地址,張爸爸是校長,一家人都住在學校宿舍。張超雄如實回答,阿sir和兩個彪形大漢立即軟化,「好像拍戲一樣,他們拍拍我的肩膊,連聲說沒事沒事,原來你爸爸是校長。」後來菲林沖曬出來,證明相片中只有張超雄同學的睡相,卻沒有大漢的身影。

但張超雄憤憤不平,想尋求父親智慧上的開導,「我很憤怒,跟爸爸說這事,但他沒反應,沒有提出過要追究。那兩個男人,差在沒揍我,爸爸最低限度都為我發聲,但他沒有。但我覺得,遇上不公平要發聲,不能骨碌一聲把它吞進喉嚨。」到了今天,他已比當時的父親活得老大,但仍然質疑「成人世界」的潛規則,「是成年人有太多東西要權衡?我堅持不公道要出聲,道理要先行。」爸爸的退縮,反而塑造了他擔頭的性格。

從他人身上認識父親

留一行小鬍子的張超雄,處理社會議題道理公義時聲大大不怕開罪人家,但說起父母親情時,總是欲言又止。「我這人其實好古肅,不懂得流露感情,甚至不懂親情……我的親情啟蒙,更多在太太處學習到。」張太是家中孻女,是開朗樂天的活潑女生,幾乎全盤補足了張超雄的「缺失」,記者打趣說:「但她竟然喜歡你……」,「古肅」的他,頓一頓,煞有介事的回答:「因為我很死心塌地。兩個人的關係中,必須最少有一方是死心塌地,才能維持或能挽救一段關係啊。」

張爸爸回港居住,是最近十年的事情。兩父子返回香港這個起點,再次同住在一個城巿。以為是重新拉近的關係,實際上又是有一點疏離。「爸爸現時也有自己的partner(伴侶),有自己一個家庭,我們又是各自各的生活。」

至今走在街上,間中仍然有陌生人走上來,親切的拍拍張超雄肩膊,介紹自己為:「我是你爸爸的學生。」他們通常會一臉熱情的說:「我很敬佩你爸爸的!」。這個來自他人的提醒,每次都讓張超雄看到爸爸對工作的承擔和對社會的貢獻,但轉念他的悲觀又浮現出來:「為何我爸爸的好,是由別人口中轉述?」

他說,希望日後孩子長大,對父親的感動,是來自自己心底的回憶,而不是他人的提醒。縱使他仍然一臉「古肅」,但這次是一邊說鬍子一邊似在跳舞:「真的!我想,為何要等到有傳媒走來問我,我才找爸爸拍照?我和他兩個人,去拍拍照片,一起做一些事情都可以呀。那些我剛才說的moment,我要問問他,為何他當時沒反應呢?他當時心裏想的究竟又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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