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爆炸 觀點 今評-天津大爆炸

吳強:中國化工災害或引發政治危機

大規模突發性工業災害的頻發,不僅改變了傳統自然災害在被去政治化的維穩政治框架,也可能突破維穩政治的控制能力。


一名消防員在事發現場附近休息。攝 : Jason Lee/REUTERS
一名消防員在事發現場附近休息。攝 : Jason Lee/REUTERS

在中國人長久的歷史記憶中,自然災害爆發後,總是不可避免地產生政權合法性的危機,災民往往也成為揭竿而起的主力。這種傳統的災害政治觀念,深深嵌入在董仲舒所確立的「天人合一」儒家政治模式中,自然災害與政治合法性息息相關。

在現代中國政治中,仍然相當程度上主宰着權力鬥爭的合法性以及民眾對政權的態度,例如1959-1961年期間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以及1976年的隕石落地、唐山地震、1988年的興安嶺大火給民眾和政權造成的心理衝擊。

直到2008年的汶川地震,一句「多難興邦」才算終於轉換了這一傳統的災害政治負擔,在「維穩政治」的框架下,喪事喜辦,幾乎任何自然災害都可以免被追責,災害成因以及次生災害背後的人為因素,如規劃失當、過度開發、盲目建設等但凡牽涉到利益集團和執政績效的問題都可以被遮蓋。維穩政治成為災害政治的遮羞布,也將傳統的災害政治去政治化了。這大概是胡溫政權的一大政治遺產,在改革開放30年後,官僚政黨的現代性終於完成對儒家政治的替代。

而13日天津濱海新區的化學品倉庫大爆炸,似乎重新喚醒了人們對另一種災害的記憶。在集體記憶被嚴密控制的堅硬外殼下,一系列工業災害尤其是化工、化學品災害彷彿剎那間鮮活起來。新舊媒體在搶救的同時就整理、傳播了今年上半年發生的一系列化學品和化工行業災害,獨立的NGOCN網站第一時間列舉了這些事故災害:

4月6日福建漳州古雷PX工廠爆炸、4月21日江蘇南京揚子石化爆炸、6月12日南京化工圓區德納化工廠火災、7月16日山東日照石大科技石化公司液態烴球罐洩露爆炸。如果再早,這個清單也許會無限延長,包括大連的數次石化大火,甚至其他行業的爆炸事故,甚至1993年深圳清水河化學品倉庫大火也被刨了古墳。

迄今為止,中國絕大多數的鄰避運動都與化工行業有關,對化工行業和化學品管理安全性和可靠性的不信任、對背後政商關係利益和脫責的懷疑,已經成為當下中國城市中產階級的一個普遍心態。

公眾當然有充分的理由質疑生產安全、追責地方政府,也同樣有理由在任何新的化工項目開建之前發起抗議、懷疑環評和規劃,即近年來遍及全國的鄰避運動。有趣的是,迄今為止,中國絕大多數的鄰避運動都與化工行業有關,對化工行業和化學品管理安全性和可靠性的不信任、對背後政商關係利益和脫責的懷疑,已經成為當下中國城市中產階級的一個普遍心態。

這只是新的災害政治的一面:發展原則仍然停留在一味追求GDP績效和產業自主化,造成緊密、合作的政商關係,隨時從GDP政治轉向掩蓋事故的維穩模式,而追求粗放、低成本的工業模式又為化工、化學品行業埋下了巨大的風險,缺乏責任政治的基本監管,哪怕現有國家和行業的化學品管理標準有多麼嚴格,反而刺激着新興的中產階級無比焦慮,隨時可能爆發新的鄰避運動。最近上海金山的大規模抗議既為一例,毋須社運組織或NGO,只要關係切身利益,新興中產階級們的自我學習和自發組織總會奏效。

新災害政治的另一面,就是這種大規模工業化時代各種利益相聯結、相衝突與城市生活、城市人群密切相關,如中石化黃島管線爆炸或大連石化大火,以及歷次鄰避抗議,都暴露了這種即便符合陳舊生產安全標準或規劃要求也難以避免的高密度滲入,政商關係高密度滲入、工廠分布與居民空間高密度滲入、潛在災害區域與互聯網公共空間高密度滲入,都自我消解了維穩政治一貫的分隔策略。而他們所擅長的另一種滲透式控制,或許能夠在汶川地震之類的自然災害或者薊縣大火、「7.23」動車事故這樣的中等規模事故後進行人盯人的控制,但是終將難以應對大規模的工業災害。

如此次天津濱海新區化學品堆垛區的爆炸發生後,地方消防指揮居然第一時間派遣大批消防官兵衝入火海,而不是修建隔離帶。宣傳當局對媒體的嚴管、網管機構對互聯網的審查,也難以真正隔離公眾在新媒體時代的感知能力,反而每時每刻製造着新的管控笑話,如地方維穩人員對CNN現場攝制組的暴力襲擊經由直播傳向世界。

簡言之,大規模突發性工業災害的頻發,不僅改變了傳統自然災害在被去政治化的維穩政治框架,也可能突破維穩政治的控制能力,從而直接在工業災害與國民利益、與政治責任甚至政權合法性之間建立起一條爆炸性通道。

新的工業災害政治將進入全新的階段,執政者被迫面臨在超複雜巨大工業體和更龐大新興中產階級之間的兩難選擇、在大規模突發工業災害和全國性反核運動之間的兩難選擇,都意味着嚴重的執政危機。

而在這一條通道的兩端,一頭是深深嵌入現有粗放工業體系和粗暴資本主義模式中的追求大工業、高速發展,然而管理粗放、責任虛位、政治腐敗,以至於工業災害和次生災害的潛在風險水平極高;另一端,則是後極權時代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歷史陰影,一場大規模的工業災害隨時可能導致政權崩潰,超出了任何維穩政治或者極權控制的能力。天津爆炸就發生在迎接抗戰勝利70週年閱兵的京津冀聯合安保時期,其本身就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諷刺和挑戰。即使撇開近年來因為化學品和化工行業引發的地方鄰避運動和霧霾、氣候變暖所引發的環境政治焦慮,想想中國沿海城市在建的數十座核反應堆,就能預見,鄰避運動的未來將可能是更大規模、更大範圍的反核運動。

屆時,新的工業災害政治將進入全新的階段,執政者被迫面臨在超複雜巨大工業體和更龐大新興中產階級之間的兩難選擇、在大規模突發工業災害和全國性反核運動之間的兩難選擇,都意味着嚴重的執政危機,如果他們還沒有及時找到一條新的民主政治道路以化解上述緊張的話。這或許是天津濱海新區化學品爆炸所帶來的各種不明產物的其中之一。

(吳強,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政治學博士,社運研究者,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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