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长久的历史记忆中，自然灾害爆发后，总是不可避免地产生政权合法性的危机，灾民往往也成为揭竿而起的主力。这种传统的灾害政治观念，深深嵌入在董仲舒所确立的“天人合一”儒家政治模式中，自然灾害与政治合法性息息相关。
在现代中国政治中，仍然相当程度上主宰着权力斗争的合法性以及民众对政权的态度，例如1959-1961年期间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以及1976年的陨石落地、唐山地震、1988年的兴安岭大火给民众和政权造成的心理冲击。
直到2008年的汶川地震，一句“多难兴邦”才算终于转换了这一传统的灾害政治负担，在“维稳政治”的框架下，丧事喜办，几乎任何自然灾害都可以免被追责，灾害成因以及次生灾害背后的人为因素，如规划失当、过度开发、盲目建设等但凡牵涉到利益集团和执政绩效的问题都可以被遮盖。维稳政治成为灾害政治的遮羞布，也将传统的灾害政治去政治化了。这大概是胡温政权的一大政治遗产，在改革开放30年后，官僚政党的现代性终于完成对儒家政治的替代。
而13日天津滨海新区的化学品仓库大爆炸，似乎重新唤醒了人们对另一种灾害的记忆。在集体记忆被严密控制的坚硬外壳下，一系列工业灾害尤其是化工、化学品灾害仿佛刹那间鲜活起来。新旧媒体在抢救的同时就整理、传播了今年上半年发生的一系列化学品和化工行业灾害，独立的NGOCN网站第一时间列举了这些事故灾害：
4月6日福建漳州古雷PX工厂爆炸、4月21日江苏南京扬子石化爆炸、6月12日南京化工圆区德纳化工厂火灾、7月16日山东日照石大科技石化公司液态烃球罐泄露爆炸。如果再早，这个清单也许会无限延长，包括大连的数次石化大火，甚至其他行业的爆炸事故，甚至1993年深圳清水河化学品仓库大火也被刨了古坟。
迄今为止，中国绝大多数的邻避运动都与化工行业有关，对化工行业和化学品管理安全性和可靠性的不信任、对背后政商关系利益和脱责的怀疑，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的一个普遍心态。
公众当然有充分的理由质疑生产安全、追责地方政府，也同样有理由在任何新的化工项目开建之前发起抗议、怀疑环评和规划，即近年来遍及全国的邻避运动。有趣的是，迄今为止，中国绝大多数的邻避运动都与化工行业有关，对化工行业和化学品管理安全性和可靠性的不信任、对背后政商关系利益和脱责的怀疑，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的一个普遍心态。
这只是新的灾害政治的一面：发展原则仍然停留在一味追求GDP绩效和产业自主化，造成紧密、合作的政商关系，随时从GDP政治转向掩盖事故的维稳模式，而追求粗放、低成本的工业模式又为化工、化学品行业埋下了巨大的风险，缺乏责任政治的基本监管，哪怕现有国家和行业的化学品管理标准有多么严格，反而刺激着新兴的中产阶级无比焦虑，随时可能爆发新的邻避运动。最近上海金山的大规模抗议既为一例，无需社运组织或NGO，只要关系切身利益，新兴中产阶级们的自我学习和自发组织总会奏效。
新灾害政治的另一面，就是这种大规模工业化时代各种利益相联结、相冲突与城市生活、城市人群密切相关，如中石化黄岛管线爆炸或大连石化大火，以及历次邻避抗议，都暴露了这种即便符合陈旧生产安全标准或规划要求也难以避免的高密度渗入，政商关系高密度渗入、工厂分布与居民空间高密度渗入、潜在灾害区域与互联网公共空间高密度渗入，都自我消解了维稳政治一贯的分隔策略。而他们所擅长的另一种渗透式控制，或许能够在汶川地震之类的自然灾害或者蓟县大火、“7.23”动车事故这样的中等规模事故后进行人盯人的控制，但是终将难以应对大规模的工业灾害。
如此次天津滨海新区化学品堆垛区的爆炸发生后，地方消防指挥居然第一时间派遣大批消防官兵冲入火海，而不是修建隔离带。宣传当局对媒体的严管、网管机构对互联网的审查，也难以真正隔离公众在新媒体时代的感知能力，反而每时每刻制造着新的管控笑话，如地方维稳人员对CNN现场摄制组的暴力袭击经由直播传向世界。
简言之，大规模突发性工业灾害的频发，不仅改变了传统自然灾害在被去政治化的维稳政治框架，也可能突破维稳政治的控制能力，从而直接在工业灾害与国民利益、与政治责任甚至政权合法性之间建立起一条爆炸性通道。
新的工业灾害政治将进入全新的阶段，执政者被迫面临在超复杂巨大工业体和更庞大新兴中产阶级之间的两难选择、在大规模突发工业灾害和全国性反核运动之间的两难选择，都意味着严重的执政危机。
而在这一条通道的两端，一头是深深嵌入现有粗放工业体系和粗暴资本主义模式中的追求大工业、高速发展，然而管理粗放、责任虚位、政治腐败，以至于工业灾害和次生灾害的潜在风险水平极高；另一端，则是后极权时代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历史阴影，一场大规模的工业灾害随时可能导致政权崩溃，超出了任何维稳政治或者极权控制的能力。天津爆炸就发生在迎接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的京津冀联合安保时期，其本身就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和挑战。
即使撇开近年来因为化学品和化工行业引发的地方邻避运动和雾霾、气候变暖所引发的环境政治焦虑，想想中国沿海城市在建的数十座核反应堆，就能预见，邻避运动的未来将可能是更大规模、更大范围的反核运动。
届时，新的工业灾害政治将进入全新的阶段，执政者被迫面临在超复杂巨大工业体和更庞大新兴中产阶级之间的两难选择、在大规模突发工业灾害和全国性反核运动之间的两难选择，都意味着严重的执政危机，如果他们还没有及时找到一条新的民主政治道路以化解上述紧张的话。这或许是天津滨海新区化学品爆炸所带来的各种不明产物的其中之一。
（吴强，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博士，社运研究者，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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