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人長久的歷史記憶中，自然災害爆發後，總是不可避免地產生政權合法性的危機，災民往往也成為揭竿而起的主力。這種傳統的災害政治觀念，深深嵌入在董仲舒所確立的「天人合一」儒家政治模式中，自然災害與政治合法性息息相關。

在現代中國政治中，仍然相當程度上主宰着權力鬥爭的合法性以及民眾對政權的態度，例如1959-1961年期間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以及1976年的隕石落地、唐山地震、1988年的興安嶺大火給民眾和政權造成的心理衝擊。

直到2008年的汶川地震，一句「多難興邦」才算終於轉換了這一傳統的災害政治負擔，在「維穩政治」的框架下，喪事喜辦，幾乎任何自然災害都可以免被追責，災害成因以及次生災害背後的人為因素，如規劃失當、過度開發、盲目建設等但凡牽涉到利益集團和執政績效的問題都可以被遮蓋。維穩政治成為災害政治的遮羞布，也將傳統的災害政治去政治化了。這大概是胡溫政權的一大政治遺產，在改革開放30年後，官僚政黨的現代性終於完成對儒家政治的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