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背之見]也許只是偏見。
牛津大學學者蘇迪爾．哈扎里辛格（Sudhir Hazareesingh）寫了一本書，叫做《法國人如何思想》，副題「對一個知識民族的深情描述」。該書引來法國自由撰稿人拉埃蒂蒂婭．施特勞克-博納特（Laetitia Strauch-Bonart）在英國雜誌《立足點》（Standpoint）發一番牢騷。她說，法國人是理性主義者，喜歡抽象概念，把世界分成對與錯，當然還有左與右；喜歡烏托邦，並相信或曾經相信進步和科學。
哈扎里辛格證明，法國思想的主要渠道（例如革命派和共和派）總是與它們相反的信條共存（例如反革命與篤信宗教）並分享其優缺點。但據哈扎里辛格說，由於共產主義的終結（而共產主義在法國知識分子之中根深蒂固）、結構主義的退潮和法國在全球化世界中的身分焦慮，法國人已開始懷疑他們自己和懷疑他們的知識命運。這見諸於法國知識生活的衰微和法國知識影響在全球範圍內的消減。
不過，拉埃蒂蒂婭認為，哈扎里辛格是言輕了。在她看來，情況要嚴重得多。她說，雖然哈扎里辛格承認法國知識分子已喪失了某些過去的光澤，但他仍然認為「法國文化在很多方面比任何時候都更開放和更超越國界」。她說，法國普通人民對有教養的精英（包括政治家）確實曾經非常尊敬，但是這羣精英現在基本上對文化視若無睹，而這可以從他們語言的貧乏看出來。例如，你不能不拿戴高樂所代表的雄辯與奧朗德所代表的精神真空來比較一下。戴高樂說：「困境吸引有性格的人，因為他在克服困境的過程中現實自身。」還有：「關於權力，在它離開我之前我無法離開它。」奧朗德呢，他說：「將有一種支持，它將會被作出。」或：「軍人們，他們執行危險的任務。」她說，奧朗德講話像三歲小孩，總是重複一個句子的主語，她希望她以上的翻譯能傳達這種嬰兒味。或者，翻開任何虛構或非虛構的法語著作，詞彙量總是在縮減，句子只有三字長，形式總是很時尚地被解構──但不是以德里達的方式。
拉埃蒂蒂婭最為不滿的，是哈扎里辛格在該書結尾猛烈抨擊阿蘭．芬基爾克羅（Alain Finkielkraut），芬基爾克羅是一位以激烈捍衛法國共和主義、非宗教性和完整性，以及反對多元文化聞名的作家。哈扎里辛格把芬基爾克羅視為「法國精神的封閉」的代表，以及「種族民族主義」的支持者。但在拉埃蒂蒂婭看來，芬基爾克羅只不過是一個非常聰明的文化保守派罷了。她認為哈扎里辛格一方面對芬基爾克羅如此嚴厲，另一方面卻對那些討人喜歡的左派分子寵愛有加，是極不公平的。因為在她看來，法國精神的日趨封閉，至少有一部分是由這些左派分子造成的，他們解構一切，幾乎已沒有什麼不被解構了，他們迫使所有後來的學者以非常狹窄的眼界思考問題。
她說，像薩特這樣的思想家，總是喜歡（是不是因為這更容易？）描繪抽象的大畫面，然後，當現實與這些畫面衝突時，就視而不見，並指責別人。
哈扎里辛格說：「法國的知識結構是猜想性的，因為它們通常是一種思想方式的產物，這是一種不一定建基於經驗現實的思想方式。」確實如此，拉埃蒂蒂婭說。譬如在《古拉格群島》於1973年出版時，很多法國知識分子都不接受這個殘酷的現實，並繼續寄望「無產階級專政」。她說，像薩特這樣的思想家，總是喜歡（是不是因為這更容易？）描繪抽象的大畫面，然後，當現實與這些畫面衝突時，就視而不見，並指責別人──通常是指責資產階級。
她說，相對而言，英國思想家基於兩個理由而對「知識分子」持懷疑態度：一方面，他們感到優越，因為在他們看來法國知識分子是不成熟和誇誇其談的；另一方面，他們感到自卑，因為法國給予知識分子的特殊禮遇羡煞他們。
不過，在她看来，英國思想家，從亞當．斯密和休謨到海耶克（英國是他的移居國），從霍布斯、洛克和穆勒到約翰．格雷，從伯克到羅傑．斯克魯頓，總是從事實和生命的形態開始，試圖理清它們，而不是斤斤計較他們自己是不是思想家。英國思想家思想，因為他們不覺得他們在思想。她說如果有一本書叫做《英國人如何思想》，那一定是個奇怪的書名，至少她的英國朋友是這樣認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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