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50年 大陸 文革五十週年

五十年文革記憶,如何檢視後文革時代的政治文化?

文革結束後的這四十年,中國社會劇烈變遷。人們回憶、觀照、反思這段歷史,真切折射出其所處的政治文化現實。


(作者曉郡,歷史學博士,研究文革中的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

1967年5月,北京天安門廣場,毛澤東坐在一輛開篷吉普車上接受群眾歡呼。
1967年5月,北京天安門廣場,毛澤東坐在一輛開篷吉普車上接受群眾歡呼。AFP

文化大革命是1949年以來中國最動盪不安的階段,數億人的命運捲入其中,被碾壓、消磨或者完全重塑。這也是世界歷史上極為罕見的一場「革命」。

然而,儘管文革已經結束了四十年,儘管早就被官方否定,如何敘述與反思文革、如何建構文革的個體與集體記憶,這些最基本的問題,直到今天,都很難在公共空間中真正被充分自由、開放、透徹地討論。

在媒介、教育、學術研究等場域,文革議題始終受到限制。對很多文革親歷者來說,長期受到政治文化的壓抑和內心潛藏的創傷,使其普遍被沉默鉗制,對此諱莫如深。

對文革之後出生的新一代人來說,歷史正在蜕變為無深度、平面化的娛樂景觀。

當沉重的創傷遠去,公共的討論退場,這些在消費主義與威權主義的夾縫中成長的年輕人對文革歷史的隔膜已更深。記憶的代際傳承斷裂,進一步加劇了文革的社會遺忘。

政治文化檢視記憶,記憶也檢驗政治文化。文革結束後的這四十年,中國社會劇烈變遷,在不同的時期,人們回憶、觀照、反思這段歷史,也同時真切折射出其所處的政治文化現實。

右鍵開啟》端傳媒重磅專題:文化大革命 五十年後的記憶戰場


1980年代:以政治方式決議歷史,以傷痕文學修復歷史

1980年代以來,官方對民間社會尋迴文革真相、更具體真切地反思文革的慾望與訴求,長期以「維護安定團結」為理由,予以限制或邊緣化。

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文革記憶設定了官方的尺度,這個決議雖然在當時有相當的進步和思想解放意義,但它畢竟是根據當時的政治形勢和話語方式來敘述和反思文革,有着相當大的侷限性。

該決議將文革定性為「由毛澤東同志錯誤領導和發動,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利用,給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的災難」。這其中最大的侷限性在於,它不僅將毛澤東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區隔,還將「毛澤東晚年的思想」(所謂文革的錯誤性)同「毛澤東思想」(所謂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性)切割,把文革的責任僅僅推給「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由此,從意識形態的臍帶上割斷了文革與20世紀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深刻關聯,從而避免了反思文革引發的政治信仰與信任危機,維護了體制在話語層面的延續性和政權的合法性。

正如楊繼繩先生所言,「說它是一部歷史問題的決議,不如說它是一部政治問題的決議。它是對當時面臨政治問題的折衷和妥協。以折衷和妥協的態度來寫文革,當然不可能忠於事實、窮究事理。」

1981年1月,北京,江青為首的「四人幫」進行審判。
1981年1月,北京,江青為首的「四人幫」進行審判。攝:XINHUA/AFP

可以說,官方的歷史決議是對文革的一場政治審判,並非一場歷史的審判。

80年代興盛一時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在訴說文革創傷、反思歷史的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也完成了「修復歷史」的任務,為正在進行的「改革開放」新政鳴鑼開道,重建執政黨的威信和社會凝聚力。

總體而言,正如孟悅在《歷史與敘述》中所觀察的,這一時期的文革敘述急於要克服、超越近期歷史的傷痛,一往直前地尋找希望,因而納入了某種希望和拯救的敘事模式,但在展望未來的急切中,卻沒有深入考察複雜的歷史經驗和教訓,也忽略了更為廣闊的中國現代革命歷史。

然而,不少書寫文革的文本,依然有可能越過官方文革話語的界限,呈現歷史更為複雜、敏感並具有爭議性的細節,並觸及文革與當代中國歷史的聯繫。於是,針對某些文革題材作品的文化禁令頻頻發出。在80年代「清除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運動中,有關記憶與反思文革的作品往往很容易觸礁。1986年11月,中宣部發出通知要求對專門敘述文革史實的專著文章,「未經過嚴格審查,各出版社不要出版;各報紙、刊物和電台不要刊登、廣播」;對已經出版的這類專著文章,「不發評論和消息」。

1988年12月,中宣部又發出《關於出版「文化大革命」圖書問題的若干規定》,稱根據中央「團結一致向前看,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的一貫精神,以「出版此類書可能引起的反效應」為由,在更大程度上限制了此類圖書的出版發行。

由此,文革在公共媒介上的記憶,及相關的學術研究便受到了較為嚴格的控制,言說與討論的空間嚴重萎縮,文革的歷史與記憶成為一個曖昧的禁區,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今天。

1990年代:當文革成了「陽光燦爛的日子」

90 年代初,經過八九事件和蘇東劇變,執政者深感意識形態危機之嚴重,急於尋找、建構新的政治象徵符號,於是以1993年毛澤東誕辰一百週年為契機,中國開始了文革後第一次大規模紀念毛澤東的活動,有組織地重建領袖敘事、革命意識形態,製造主流話語引導下的「毛澤東熱」。

戴錦華在《隱形書寫:9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中指出,這一次「毛澤東熱」意味着政治權力和消費主義的置換與合流,不僅折射出人們對現實的失落和不滿,對社會安全感和信託感的需求,也體現了主流話語借用毛澤東形象進行的意識形態再生產。

文革逐漸成為一種消費對象,而不是反思對象。

同時,隨着「六四」成為政治禁忌,新一輪的意識形態管控加強,反右、大饑荒、文革等一系列涉及歷史創傷和政權合法性的議題,開始被刻意地遺忘。然而,在民間普遍淡忘文革的情形下,「陽光燦爛日子」式的文革懷舊和商業化的文革物品消費,因為更容易得到官方的默許,反而成為更流行的文革記憶。文革逐漸成為一種消費對象,而不是反思對象。

在徐賁看來,這種現象最大的危險在於,文革記憶可能變成一種對歷史苦難、人性墮落和道德是非無動於衷的輕鬆隨想,市場的力量正在協助政治權力,將文革更進一步去政治化。

21世紀:在現實的矛盾中重新激辯文革

新世紀以來,文革記憶的形式和內容則更加複雜、多元。

此時的中國改革遭遇「轉型陷阱」,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鎖定了改革進程。政治體制改革被束之高閣,既得利益集團用「維穩」的理由拒絕改革、以權力尋租的方式謀取利益、扭曲改革,貧富差距、腐敗問題嚴重。不僅改革的共識在破裂,動力在喪失,而且由於改革造成的利益分配的不公平,社會群體結構也已經產生深深的裂痕。

當社會轉型走到十字路口,改革年代積累的種種矛盾爆發,進一步激化了人們對歷史重新理解與評價的衝突。

一種觀點認為,文革之黑暗遠未揭出,80年代的官方否定和文學書寫只揭破了一層表皮,貼了許多「創可貼」,而大量的罪惡、創傷、苦難則被噤聲、被掩埋,無法得到自由、充分的表達。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紅衞兵運動在一定程度上被妖魔化了,它是一場社會主義的民主自由實驗,雖然失敗了,但價值猶存。改革進程中產生的腐敗、貧富懸殊、道德滑坡以及對現代生活的不適等等,都可能導致人們以一種懷舊的情緒美化文革,將文革反過來想象為一種抗爭現實的資源。

越是在價值觀多元而混亂的時刻,人們越是希冀通過敘述自己的生命經驗來尋找身份認同,為個人的生命與公共的歷史賦予意義。

這時的中國也進入了互聯網和全球化的時代。民間的文革記憶文本開始通過網絡論壇、電子雜誌、個人博客、微博、微信等不斷湧現的新媒體平台傳播。不少文革的回憶錄、自傳、傳記、口述史,則流向境外出版或者國內自費印刷。而普通人作為記憶行動者,因為處於較為邊緣的位置,而獲得相對更靈活的空間,其文革記憶與反思的豐富性與多元性遠遠超越了「傷痕文學」的時代,將文革歷史從官方和精英記憶的壟斷中,一定程度地解放出來。

如果說,文革是當代中國公共話語中一段被遺忘或邊緣化的歷史,那麼,普通人的文革歷史則更處於遺忘中的遺忘、邊緣中的邊緣。那些在主流歷史裏不曾被聽見,亦「不夠資格」被審視的普通人的文革記憶,要如何發出自己的聲音?從這個意義上說,民間文革記憶的興起與發展,有着直接的政治意涵,它構成了抗拒官方歷史權威的基礎。

如今,很多文革歷史的親歷者(主要指紅衞兵一代)已步入晚年,回憶與反思自己的生命歷程,不可避免地要重新審視文革這段特殊的歲月,並對自己的歷史無法被年輕人所理解愈發感到焦慮。越是在價值觀多元而混亂的時刻,人們越是希冀通過敘述自己的生命經驗來尋找身份認同,為個人的生命與公共的歷史賦予意義。

於是,搶救歷史、捍衞記憶的渴望,修復創傷、尋求正義的訴求,隨着一種歲月凋零的緊迫感,越來越強烈。此時,見證不只是敘述歷史,也是一種對危機的介入,介入對歷史與現實的批判,力圖帶來某種改變。

1966年8月29日,哈爾濱,王一倫和李範五妻子黎俠遭押在廣場內遊行示眾,他們受譴責,臉上被潑墨,頸上要掛上寫有罪名的牌子。
1966年8月29日,哈爾濱,王一倫和李範五妻子黎俠遭押在廣場內遊行示眾,他們受譴責,臉上被潑墨,頸上要掛上寫有罪名的牌子。攝影:李振盛

無法逃避的精神遺產

文革的集體記憶是當代中國人無法逃避的精神遺產,人們被歷史纏繞着,又奮力掙脱。在急劇變遷的社會中,如何處理過去,如何面對現在,如何想象未來;這種焦慮、迷茫、困惑、不安全感,深蟄在普通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然而,探索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始終繞不開文革。總是要把文革這一頁匆匆翻過去,文革就永遠不會結束,創傷依然在化膿,基因依然在變異,文革的歷史陰影,仍以各種方式纏繞在三十多年的改革歷程中。

文革並不是孤立的歷史時期,它與文革前後革命的政治文化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和連續性。對文革的記憶和反思,必須要回到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脈絡中,毛時代與後毛時代的關係之中,去理解它們之間深刻的連續性與轉型。

即使是將專政的邏輯應用在市場經濟改革上,也依然可以窺見其中人治的邏輯、運動的邏輯、暴力的邏輯在改革時代的影子。

而今天,文革研究之所以在中國大陸難以深入,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現今政治文化,還不足以形成一個對文革政治文化批判性透視的空間,禁忌和避諱重重。

由於一黨專政的總體政治體制並沒有發生根本變化,政治體制改革較經濟體制改革嚴重滯後,儘管局部的、積極的變革力量已不斷推動體制的轉型,但其內在的支配機制依然發揮著深刻的作用。

「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文化痼疾並未根除,即使是將專政的邏輯應用在市場經濟改革上,也依然可以窺見其中人治的邏輯、運動的邏輯、暴力的邏輯在改革時代的影子。更重要的是,即使社會環境已經改變,但處於急劇轉型中的人們,尤其是紅衞兵一代,在毛時代所形塑的心智結構也往往沒有真正轉變,還無意識地維繫著那些長期被主流文化所形塑的習慣,那些在文革政治文化中,不自覺地追隨的種種感知、思維、話語和行為方式。

記憶從來不僅關乎「過去」,也關乎「現在」和「未來」。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後的今天,也是政治文化認同產生分歧、錯置的時期。在新的認同形塑的過程中,文革記憶常常是建構認同的重要象徵資源,甚至已經成為各路政治文化力量、歷史觀念、社會想象爭奪的重要領地。

誠然,書寫文革歷史記憶的工作牽涉到許多歷史、政治、文化和道德的難題,因此一個社會要對其歷史記憶獲得共識並不容易。特別是處於社會遺忘加劇的「信息不對稱」中,人們對文革的歷史記憶,更加難以形成共識。

其一,文革的歷史是一個極其複雜的過程,有不同主體、不同階段、不同形態。從路線分歧、官民對立、派系傾軋、階級博弈,到私人矛盾、歷史恩怨、理念衝突、利益「站隊」……種種偶然與必然的盤根錯節,都成為文革的底色與背景。

其二,現實政治文化認同的差異背後,是每一個記憶主體所處的社會脈絡、社會位置、社會關係,及其所積澱的信息、思想資源的差異。

如同「盲人摸象」,個體的生命經驗的不同,所建構的價值體系也不同,其對歷史的認知與情感也必然是多元的。

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建構一個關於文革的「標準答案」,而是着力拓展記憶和反思的公共空間, 爭取公民的記憶權。

記憶和反思不是簡單地肯定或否定,而是要在普遍的社會遺忘之中,搶救文革記憶,挖掘歷史真相,拒絕遺忘,促進反思。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建構一個關於文革的「標準答案」,而是着力拓展記憶和反思的公共空間, 爭取公民的記憶權,讓更多的人能有機會和條件將自身的歷史經驗呈現出來,相互補充、爭持、辨證、理解。只有在與不同社群相互對話的過程中,不同信息、思想資源的互動中,新的認識、情感與行動才能形成。

見證的危機亦同時孕育著生機,公民作為歷史主體見證文革的欲求雖不斷被壓抑、擱淺、阻撓,但又如野草般不懈地從記憶荒原的邊緣處反撲,生生不息地萌芽和成長。

每一個個體的歷史意識的覺醒,都藴含着推動社會轉型的能量。記憶和反思文革絕不是一句漂亮的口號,更不會是一蹴而就的過程,它靠的正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實踐中一點一滴的行動,紮根在中國當下政治文化的土壤裏,連接着過去與未來。

中國大陸 文革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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