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紙後這一年，「不被恐懼牽著走，我們可以牽著恐懼」

編者按：白紙運動的能量是否被延續？轉移到了哪裏？這是端傳媒「白紙週年」專題關注的核心問題。我們推出系列報導，關注行動者在被恐懼裹挾中如何艱難前行；關注白紙能量轉移到海外後的具體困境；關注運動留給中國大陸行動者的巨大創傷；以及，海內外的白紙親歷者們想說給你們聽的話。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艾歌害怕敲門聲，害怕陌生來電，即使如今已身處海外，聽到遊行喊口號、看到遊行中警車燈光晃過來，她仍會全身發抖、心跳加快。恐懼是如此日常、具體、隨處可見，催生出或戰或逃的應激反應。柏莉總會隨手攥住一串鑰匙，手指穿過鑰匙扣，在腦中模擬遇到突發危險時、一拳擊中施暴者太陽穴的畫面。順財則試圖「洗白」自己，在朋友圈轉發港區國安法的講座，她想「做個好人」。

一年前的白紙抗議，讓他們在恐懼中向前邁出一步，但緊隨而來的是更猛烈的打擊——被捕、被連夜審問、被拘留、被扣上「尋釁滋事」的罪名。一些人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反覆被問話；一些人被送回戶籍所在地，不允許離開；還有一些人在關押四個月後取保候審。

溝通變成一件很可怕的事，無論是和他人還是和這個世界。在微信裏詢問一個朋友是否安全，是很不安全的行為。沈默安撫了恐懼，也切斷了人與人的連結。被警察沒收又退還到自己手中的電腦和手機，好像內置了一雙監視的眼睛，盯得人喘不過氣。獲釋後的幾個月，艾歌不敢聯絡朋友，不敢翻牆，不敢搜索新聞。

在廣州和上海，街上巡邏的警車比以往頻密，地鐵裏檢查手機的警察也變多了。每每遇到，寶榮都會加速繞著走，並在心裏默誦警察不可隨便查看公民手機的法律條文。獲釋後，羊艮將手機從靜音調整為鈴聲模式，以防錯過有關部門的電話。她想，要是漏了接聽，警察找上房東或父母，可就更麻煩了。每當警車從身邊呼嘯而過，羊艮腦海中就會出現去年自己被警察拉走的畫面——這一情形，也發生在艾歌和她的朋友們身上。

疫病感染高峰隨著那個冬天的終結逐漸回落，有關白紙的記憶——與無人統計的感染病逝者一樣，陷入失語。但恐懼留了下來。事實上，恐懼從未消失，它潛伏在每一個親歷者、見證者的身上，不時發作。恐懼成為他們共同面對的課題，連結了彼此的經歷和感受。一些人嘗試回答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來抵制恐懼？

我們都曾被恐懼擊倒

恐懼穿牆而來。

3月，海外獨立雜誌《莽莽》的幾位成員暴露在危險中——有人受到有關部門施壓，被要求停止活動、透露成員信息，也有成員的家人被騷擾，被詢問孩子是否參加反華活動。

2022年末在歐洲掀起的抗議浪潮，始於10月的北京四通橋事件。一些海外留學生組織了柏林集會，結束後，幾位參與者決定做一本中文雜誌。11月12日，《莽莽》初創團隊成立。

《莽莽》的創刊介紹中寫到，這是一本不受審查的中文獨立雜誌，「書寫大離散時代中的行動、連結和歷史」，「令華語創作在審查的高牆之外野蠻生長」。

隨後到來的白紙運動成為第一期主題，這群書寫白紙的人很快遭受到來自官方的壓力。據創刊成員傅梓說，到今年10月，在德國被國安找過的至少有8人，其中也包括和雜誌無關的人士。傅梓20多歲，兩年前來到歐洲留學。

幾乎是一夜之間，《莽莽》的工作群組全數解散。

「當時就想縮起來。」傅梓把兩三年來積累的海外群組資源全部切斷。

由於不知道有多少成員的信息被掌握，所有人都陷入未知的恐懼。很快，有人退出、切割，或再無法聯絡。《莽莽》初創成員尤加去探望其他成員，「我清清楚楚看到焦慮，愁眉苦臉」。大家都在擔心：未來還能回國麼？家人會不會被找？

尤加想起雜誌第一期出爐時，成員們帶著雜誌、搭地鐵去聚會的地方。在途中，尤加想要一本看看，一位成員把雜誌抱在胸前、如視珍寶，說抵達酒吧後大家再一起看。「沒想到過了兩個月，這位成員就『半死不活』，沒有力氣了，就因為這個恐懼。」尤加說。他20多歲，在歐洲留學。

信任感正從日常生活中流失。和朋友聊正事，尤加總是將手機開啟飛行模式，把微信從後台關掉——萬一會被監聽呢？去到其他國家，手機上蹦出陌生來電，雖然心裏知道那大概率是詐騙電話，仍會想像那是公權力的觸手。倘若在外地留宿，傳來預期之外的敲門聲，亦會讓尤加膽戰心驚。

傅梓在恐懼中感受到孤獨。身邊的外國同學每天快樂地喝酒、玩樂、積極討論問題，他卻憂心安全。「每天活得很抽離，好像夾在歐洲和中國之間某個不知名的地方。兩邊都在施壓，把我擠在中間。」

「我們好像變成了一個敏感詞。」尤加說。恐懼一度溢出，傳染到其他社群的海外行動者。一些社群原本有定期的線下聚會，也因《莽莽》的安全事件取消。

白紙運動促使政治站隊變得大膽而公開，大家在看到彼此的同時，亦加劇了恐懼和警覺。缺乏安全感的交流，也難以在人與人之間建立真實的連結。身處美國的行動者胖丁說，以前大家參加活動還願意添加彼此的微信，現在都用 Signal、Telegram 或 Whatsapp 等相對更安全的社交軟件。線上群組中，也更傾向使用匿名。胖丁在海外參與運動已有四五年，關注女權、種族、社會動員等議題。四通橋事件後，紐約在地組織「不粉紅」成立，胖丁加入其中做志願者。

「我不覺得在海外就安全，家人還在國內。我知道他們（政權）會做什麼，如果暴露了，一定會牽連到家人。」航星20多歲，正在日本留學。曾將政權視為「慈祥的父親」的她，少時使用母親的VPN翻牆出去，了解到六四的歷史：「原來慈父不僅家暴、還會撒謊。」

剛到日本時，她不信任身邊所有中國人，甚至假設所有人都和秘密警察有關係，自己隨時可能被舉報。「秘密警察算是我最大的恐懼。我不知道話說到什麼份上是不可以的，不知道在哪裏說有可能會被聽見。」

為了參加在日華人組織的白紙運動，航星做足了偽裝。除了口罩，她也戴上帽子包住染成亮藍色的頭髮，連耳朵也不落下，並專門購入優衣庫當季熱銷衣裝——穿得愈普通愈安心。背上日常使用的背包時，航星也會取下掛飾、徽章。2022年參加港人在日本舉辦的六四集會時，航星甚至戴了兩層口罩，因為擔心現場有衝突，會被人扯下口罩。

恐懼是「雞生蛋、蛋生雞」。「特別是在簡中媒體上，過度渲染海外遊行的衝突、抗議者的暴力破壞。讓大家害怕暴亂、肢體衝突、警察抓人等，也就降低了出去參加身邊事情的動力。」胖丁觀察到，這種恐懼被一定程度放大，有參與者要求組織者創造一個絕對的安全空間，比如英國的女權脫口秀要求「全女環境」。

港區國安法落地後，順財認定，在政府時常擔憂「剿匪不力」的「新香港」，做行動要建立比「打壓已相對制度化」的大陸更嚴格的自我保護，比如，保持匿名和使用安全的手機軟件。順財也在日常人際關係中練習區分人——哪些人不會舉報我？哪些人的安全措施做得夠好？

「2019年之後，大家都知道安全水平線大概在什麼地方。又經過2020年，看了那麼多的case（法庭案件），知道怎麼去做區分。」順財20歲出頭，她一度以為自己能踩住安全線。

但這套區分系統被現實擊得粉碎。年中，在港大陸學生曾雨璇被控煽動罪。曾雨璇2022年來港後參加白紙運動，又於2023年1月和6月兩次被捕，第一次涉及悼念2021年「七一刺警案」的涉案者梁健輝，被保釋後，又因試圖於六四前夕進行紀念活動再度被捕。曾雨璇認罪後被判刑6個月，是第一位被判「煽動罪」罪成的港漂。她刑滿後被香港政府遣返中國，隨後音訊全無。

曾雨璇案披露的證據包括：她與八九民運人士、傳媒記者、朋友等人的對話記錄，以及手機備忘錄寫下的注意事項和緊急聯絡人等。相關證據被法官接納，寫入判詞。

旁聽曾雨璇案後，順財的恐懼被推至最高點：「感覺距離很近。好像你和朋友之間的聊天就可以被定罪。」她開始失眠，脾氣變得暴躁，「無差別攻擊」親近的人，有一兩次甚至在公共場合崩潰大哭。順財忍不住想洗白自己，把國安法講座轉發到微信朋友圈，清理社交媒體帳號裏的行動像片，退出活動群組。

白紙後，在人人自危的恐懼下，海內外社群活動減少，聯繫也變淡了。傅梓有時覺得，「我們在社會浪潮之下，曾經有無數人站在身邊，像海浪一樣裹挾著衝向體制高牆。現在浪潮退下去了，我們留在沙灘上，進也不是，退也不是，好像被拋下了。」

共存

精神最緊繃的時期，羊艮依然在社交媒體轉發公共議題，發完又很害怕。她自嘲「膽小又覺得要發聲，發完就害怕，不發又做不到」。

傅梓也發現，局勢根本不允許自己縮起來。「因為身邊朋友一個個被找到。我們需要收集情況，我就承擔收集風險、了解具體情況的工作。」

他「受夠了活在恐懼中」，並做了最壞的打算——政治庇護。傅梓仔細研究所在地的政治避難法律、程序運作，還跑去難民營了解生活，評估自己是否有能力踏上這條路。「基於安全考慮，必要的時候要下決心，另一方面還是有很多牽扯、顧慮， 要完全和中國切斷聯繫還蠻遺憾的。」

但不管怎麼說，下定決心這個動作給了他勇氣。

「你把那個東西（恐懼）想像得比你還大，你覺得它傷害你，你解除了那個誤會，或把自己變強大，恐懼會消失。」柏莉曾是一名社會新聞記者，在北京工作數年，參加了在北京的白紙運動。

龐大的恐懼被拆解為細小的、可應對的解方。航星為自己打造了兩個身份，普通大學生和在日活動家。大多數人認識的航星，是一位大學生，過著上學、吃吃喝喝、與教授吵架的生活。在日活動家則會組織活動，運營女權相關的 Instagram 帳號，在線下辦展覽。航星有意識地避免合照，以防兩個身份在社交媒體上相遇。

傅梓也有控制恐懼的方式。例如建立一套信任判斷的標準，「看大家做的事情，哪個刑期更重。如果刑期差不多，那就可以有信任的基礎。」在向不熟悉的人介紹自己時，他會優先展示不那麼敏感的身分，例如先介紹自己是讀者、或者向對方介紹某個平台；如果對方也是參與者，傅梓會考慮用行動者的身份介紹自己。

「你不踩線怎麼知道線在哪呢？」在香港參加過白紙運動的小錢認為，紅線是測出來的。「比如你看新聞和做行動就會知道，六四悼念是不行的，但是目前來看做女性（行動）還可以。」

一度徘徊在解體邊緣的《莽莽》決定繼續走下去。大家轉移了工作平台，更加注重信息安全，日常採取信息「閱後即焚」的形式。

「我們自己也很感慨，分明是做文字的，但信息只能存在一天，24小時後就會準時刪除。」傅梓說。

被恐懼纏身數月後，改變發生在六月。傅梓在英國參加六四紀念，現場不同社群的行動者們向傅梓誇讚雜誌辦得不錯。他感受到還能在不同國家、社群之間做更多橫向連結，「重新找回未來行動的可能性」。

在連結中，恐懼衍生的孤獨會被切斷。隨著與更多NGO行動者接觸，傅梓了解到伊朗、阿富汗、俄羅斯的行動者也有相似處境，孤立感隨之減少。有一次，他和班上伊朗同學聊起安全問題，伊朗同學聳聳肩表示理解，然後緩緩從懷裏掏出兩個手機。傅梓很驚訝，也從懷裏掏出兩部手機。兩人打開手機，都開著VPN，一人在A國、一人在B國（註：均不是所在國），二人相視苦笑。

順財認為，與恐懼共存是一個不斷學習的過程。白紙過後，吸納和維繫社群成為面對恐懼的緩衝地帶。例如，小範圍做一些「人畜無害」的事，看電影、騎車、爬山。在這些不敏感的活動中，或許能發現聊得來的可靠朋友。通過建立和維繫社群，打開新的窗口，也能從中了解更多本地議題。「很多「正常」的途徑（遊行、集會）無法實現，個人的表達力量也很小，所以不得不去通過一個『社群』的方式做一些事情。」順財說。

這個秋天，為了接觸到更多真實的人，《莽莽》舉辦了第一次線下分享會。在確定做線下活動前，尤加花了些時間了解和認識當地社群，心裏有底後，才敢發布活動信息，「也沒法100%感到安心，發布信息的群裏有許多人不認識。」為了控制風險，尤加拒絕參與者空降活動現場，必須提前報名。

不過，恐懼仍會在不經意中現身。活動前，尤加忙碌於準備分享內容，在現場接觸到讀者，也一度讓他將擔憂拋至腦後。但中途出現了小插曲——一位走錯門的人士突然開門、探進身子，尤加趕緊叫停線上成員的分享，氣氛一度凝滯。後來經過交涉，才知道對方不是秘密警察，僅是一位找錯地方的路人。

在上海，讓羊艮緊張的警車巡邏已成了一種常態，她發現自己沒有那麼害怕了。「你每次出門都可能會遇到，從恐懼慢慢變成習以為常。」

牽著恐懼，從一樓到二樓

尤加迫切想將夥伴們從恐懼中拉出來。他提議成員們共同創作小說，通過寫作為自己賦權。這些文字組成了《我們在牆的這頭》，成員們化身為一群數十年前的西柏林留學生，用筆觸描繪出恐懼的形狀。尤加寫道：

「過幾天即要回去，我感到很緊張。麗莎和我合寫的稿子已經都留在了雅絲明家中。剛剛重新檢查了我的行李箱，只留衣服。紙筆會被檢查站攔下。

我此刻徬彿是一隻即將浮出水面的魚，將要被撈起、開腮、剖肚。我的每一片鱗也將被翻起。噩夢中邊檢官把手電筒插入那些還未癒合的傷口，也許他們想尋找什麼，發現什麼。

媽媽，我希望我是一隻水母，無耳鼻舌身，全聾盲啞，這樣他們即使抓住我，也無法拷問我。」

「我們共寫恐懼。我們不會被牽著走，我們可以牽著恐懼。」尤加說，「共寫一件事，會讓大家更親密，一起成長。不會有人倒下了，你卻只能看著他。」

大笑也是對抗恐懼的方法。

白紙運動後，「女子主意」 舉辦了一場主題為「家」的脫口秀。佈景時，工作人員用紙板做成藍色鐵門，代表疫情封控期間人們被困住。那次活動鼓勵觀眾在白紙上寫下想說的話。有人寫，「我想參政議政」、「我想胡說八道」，有人寫「想回家」。

「女子主意」成立於紐約，是一個旨在連結海外中國女性的泛女權社群平台，平時會組織女性和女權相關話題的活動，包括辯論賽、圓桌討論會、女權戲劇、脫口秀/開放麥等。「我們從一開始就覺得女權脫口秀應該是反審查的，讓大家在舞台上講一些可能在國內、或者是在日常的華語圈子裏不敢講、但是很真實的東西。」「女子主意」 的合夥創辦人淼淼說。

中共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網上盛傳一則現場流出的視頻——中國前國家主席胡錦濤被警衛架走，坐在他身旁的高官們全都面無表情、目視前方。「覺得很震撼，就是一個白發蒼蒼的老頭被帶離自己的崗位，臨走前還一直想拿那個小本本。」淼淼將看到畫面時的震撼和恐懼寫入段子中：「你的前領導人，一個白髮老人被強行帶走，你都無動於衷，你還是人嘛？」

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初時，淼淼以替代詞稱呼某個領導人的名字，直到第一次「直呼名諱」時，聽到自己聲音的淼淼有點震驚，但情緒很快轉化為興奮。「開始講了之後，也會覺得莫名其妙，這個東西為什麼不能講？」原來講出口也是政治脫敏的過程。政治「梗」在舞台上出現時，台下觀眾大多捧腹大笑，偶有不知含意的人，在了解後會倒吸一口涼氣。

「講這些東西從來不是要嘩眾取寵，完全因為這些壓迫、痛苦，尤其清零政策下的每一個人，每時每刻都壓在心頭，成為創作動力。」淼淼說。

淼淼認為，在父權制、威權系統下，調侃一個強大的權力、對其笑出聲來，本身就是一件令人開心的事。大笑可以消解恐懼。「尤其作為亞裔女性，很多時候你只要跟人交流，就有可能遇到情況，因為身形比較小，覺得自己渺小無助。但你只要盯著這個人，甚至可以笑這個人，就已經能讓對方感到非常驚訝，有 empowering （賦權）的效果。」

練習面對恐懼之前，也需要主動建立安全的空間。「女子主意」在現場安排了一位 peacekeeper （調停者），在活動開始前，peacekeeper 會告知觀眾一些原則，例如不能拍照、錄像。若現場有人讓觀眾感到不安全，可以告知 peacekeeper，這樣可以獲得及時介入、調停，不必讓觀眾獨自面對衝突。

志願者胖丁記得，四通橋事件後，有一位法國同事問，「為什麼他只有一個人？」胖丁認為，這個問題背後顯示出西方民主社會對中國集權審查的認知缺口。在美國的行動中，留學生和華人群體有很多「真實而抽象」的恐懼，例如身邊有「小粉紅」干擾行動，與其他民族、社群之間的認知、經驗差異等。因為內化了恐懼，很難邁出那個坎。

能面對的方法，是組織低風險（low risk）的行動。胖丁指出，在實踐中，恐懼是可以被轉化成具體的安全評估，是可控制的。「不粉紅」在組織一次討論新疆的活動中，一開始沒有將報名表對外發放，只在信任的社群內部分發，「活動目的是想深度聊，所以要在小和安全的空間，不需要一開始做很大。」那次線上活動，在國內的參與者沒有打開攝像頭，但海外參與者都開了。「聊天氛圍特別好。因為是每一位參與者共同創建出來的真實和安全的空間，所以大家才能很真誠地去討論。」胖丁說，靠不斷實踐「破圈」，打開和建立社群，拒絕自己成為國家機器向內和向外擴張的爪。

在法國，社群「自由廣場」建造出了降低行動者心理門檻的「二層結構」。成員蔣不介紹，「一樓」公社組織沙龍和放映，討論當代藝術和政治，人多的時候能有四、五十人參與。「二樓」便是自由廣場，第一次活動是2021年六四悼念，而後陸續組織過八、九次線下示威。

從一樓走上二樓，是跨過恐懼的步伐。「我們是希望大家，如果作為一個中國人剛到來到海外，不敢參加示威，但好像聽一個沙龍不會有什麼大問題。我們想用比較溫和的形式吸引一些剛開始、更溫和的人，把他們吸引到二樓去。」

尾聲

柏莉抓住鑰匙的習慣在今年解除了。

夏天，29歲的柏莉前往北美留學，從一名文科生成功「轉碼」。她所在的城市不太有政治氛圍，就連市長選舉時期，街上都鮮有政治宣傳。「我本來以為我會討厭所有情況下的所有警察，但我也不討厭這邊的警察，現在看到警察也不會覺得煩。」柏莉說，因為弦子案件，以及過往採訪的許多法律相關事件，在北京看到法院建築會感到反胃。現在再路過市政大樓、法院，已能當作正常的機構對待。

將傅梓包裹的恐懼和孤獨感正在散去。「我們就是在黑暗之中活著，構建自己的社群，獨立於系統創造一些東西。」傅梓說。

傅梓有時會想起曾在網絡空間相遇的人。一些是參與去年香港集會的大陸人，活動結束後在Telegram群組互道珍重「兄弟爬山、煲底見」後，群組就解散了。一位北京女生，在大學貼上白紙後興奮地跑來與傅梓分享感受，但很快因為輔導員查到監控，來與傅梓道別。另一位去年想去四通橋聲援的女生，被警察抄下身份證後，覺得自己變得不安全，決定離開Telegram的世界。

「現在面對離別，至少會想，見過這個人的存在。 」

傅梓現在覺得，用假名也挺開心的。真名是父母給的，在海外的行動者社群反倒有點「chosen family」（自己選擇的家人/家庭，指沒有血緣關係的人，像家人一般支持對方、共同生活）的味道。「和什麼樣的人認識，反正都是假名，唯一可以面對的是一起做的事情，這些才是很本質的東西。」

應受訪者要求，艾歌、羊艮、柏莉、順財、小錢、尤加、傅梓、航星、胖丁、淼淼、蔣不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