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谷靈感地：古城亞爾，如何直到今日都是一座有「觸感」的文化之城？

【前言】當代文化界近年多有議論「藝術城市」的形成模式，例如矗立一座大型藝術館是否能「改造」中小型「沒落中」的地區城市成為國際藝術城市 （如Bilbao Guggenheim）？又或者，文化區跟在地社群的聯繫（如香港西九文化區爭議）如何生發與處理？還是說以文化遺產建築來進行當代化（如台北松山文創園區）是一條行之有效的路徑？這些問題之下，在法國南部普羅旺斯，有一座55,000人口的古城亞爾，它的發展形式和方向或許會給今日帶來啟示。

謙虛卻鏗鏘、街頭而精緻，在鬧市中跟路人很具觸感（Senses) 地建立感情（sentimental）連繫。這就是亞爾有機、隨意、同時帶來力量和希望的方式。

法國南部普羅旺斯的古城亞爾（Arles，陸譯阿爾勒），曾是晚期羅馬帝國和中世紀文化及宗教中心，13世紀時地位為馬塞（Marseille）所取代，但仍然是重要貿易港口，至19世紀火車誕生後再度沒落。而就在此時，一班畫家先後來到這裡，他們是梵谷、高更，和畢加索。

梵高的口中，亞爾被稱為「南方的日本」，「鮮豔的色彩和強烈的構圖輪廓」。這裡為羅納河（River Rhone）和平原山谷環抱，有著金燦的陽光，古羅馬遺址處處，還有身份背景混雜斑駁的亞爾人⋯⋯梵谷於此雖然短住，但留下包括《向日葵》 （The Sunflowers）、《星夜》（Starry Night Over the Rhone）、《夜間咖啡館》（The Night Cafe）、《黃色的房間》（the Yellow Room），《阿爾的女人》（L’Arlésienne）等代表作。

20世紀，亞爾轉而發展成海港工業城市。1970、80年代，該地再度開始「文化」起來。成立於1970年的國際攝影展「The Rencontres d’Arles」漸漸把這座城市帶入世界藝術視野。1980年代，這裡的古羅馬遺址、古城外重要生態保育濕地卡馬格地區 （Camargue），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分別列為世界遺產及保護區。

同一時期，法國最具影響力的出版社之一Actes Sud也在這裡成立。1983年，梵谷創作協會（The Association for the Creation of the Fondation Van Gogh）在此成立，重新勾勒梵谷和亞爾的獨特關連。至近二十載，亞爾在文化基金的進駐和支持下，掀起另一波文化熱潮，建造藝術新空間，策劃活動，連帶眾多畫廊、藝術家凝聚，亞爾再度成為國際藝術界的討論焦點之一。

亞爾沒有中產城市講究高度秩序的拘謹，沒有地區小城的本地保護主義，或是極端旅遊化、「明信片化」的掏空。長年大量的移民人口，來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工作者和藝術家，城市有機而流動，活力異常有吸引力。

走入古城

古城異色，卻同時日常。行者迴轉於內街小巷、斜路緩坡，短短路程的所見所聞橫越逾2000年豐盛文明，所能經歷、感受到的文化跨度和層次，深深震攝外來者。

亞爾最古老的地標是公元前1世紀的競技場和羅馬劇場。走著走著便到古羅馬聖托菲姆教堂（Cathédrale Saint-Trophime），與公元4世紀的君士坦丁（Constantin）浴場。自中世紀至18世紀建成的民居宅邸間雜在千年建築中，一片高高低低帶著時間洗刷下鮮濃的黃，這正是梵谷筆下質感粗獷而毫不妥協的底色，反射著南部地中海陽光特有的鮮活閃耀。

不遠處便是梵谷畫筆下的咖啡館，轉角望見梵谷《星夜》裡的河邊。藤樹、牽牛花環繞每家每宅門窗，展覧海報和街頭作品（包括塗鴉或照片畫作）滿佈數百年建築的牆身，不為遊客而裝飾，而是當地社群自發而有機形成的痕跡，一切既歷史悠長，又在當下活力流動。

橫過窄街，窗戶敞開，每家每戶的廚房、客廳，偶然會間雜一戶被騰空了的空間，古老石牆上懸掛著畫作、照片——琳瑯的藝術家工作室和畫廊，文創店舖和書店、紀念品店、戶外餐廳等，夾雜在大大小小的生活用品店和教堂當中。

空間、歷史和藝術的對話

空間內展示德國導演Wim Wenders的保麗來照片系列，其電影《The American Friend》的取景和角色，是社會邊緣外來者扭曲精神之呈現，正與梵谷割掉耳朵後在此醫院治療的情境兩相對照。

每年夏天，國際知名的攝影節The Rencontres d’Arles來臨，城市更熱鬧了。全城各個角落都在展示來自世界各地的影像作品：空間、歷史和作品三者產生對話。攝影展由成長於亞爾的著名攝影家Lucien Clergue創辦，至今每年吸引逾12萬觀眾到訪。

今年的展覧也不例外。在喧鬧現代的中心廣場有一龐巨地下世界，那是古羅馬宮殿地下柱廊（Cryptoportique）。幽暗清寒的品字拱形長道和開放間的石室（Chambers），模擬古羅馬的燭光隱隱照亮了地道。地下柱廊曾是店舖和酒類儲藏室，於今屆國際攝影展展示的是法國攝影師Juliette Agnel深入目前被發現的人類最早壁畫洞穴——法國Arcy-sur-Cure。

拍攝由史前28000年前舊石器時代至16世紀，洞穴內自然環境的更佚、硬水結晶化的流變，以至居住痕跡、不同年代壁畫等等，還包括被認為是人類最早的自畫像之一，小童掌印壁畫的影像。這些壁畫和洞穴內的礦石紋理影像，並置呈現，把當代保育與人類悠長的文明和美學重疊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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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隔數分鐘步程，就是梵谷曾入住的亞爾醫院（Hôtel-Dieu），現改建為圖書館和展覧空間Espace of Van Gogh。梵谷其中一幅名作《Le Jardin de l’Hôtel de Dieu》，畫的正是當時醫院中庭色彩斑爛的花園，迄今仍保存當時樣貌。空間內展示德國導演温雲達斯（Wim Wenders）的保麗來照片系列，其電影《The American Friend》的取景和角色，是社會邊緣外來者扭曲精神之呈現，正與梵谷割掉耳朵後在此醫院治療的情境兩相對照。

同一幢樓的另一展覧，展示了大量美國1960年代第一代易服者的「私照」以及她們辦過的雜誌。這些照片被丟棄、又於市集重新發現後，再於這個空間被放大、重現。這些邊緣人，就如19世紀被遺忘、後來被重新受到重視的梵谷，終於被看見。

往羅馬競技場走數分鐘，穿過城牆，是大型超級市場Monoprix。它也變成了攝影展的展場。或者說，異化生活的代表「超市」正是上佳的現實反思場：那裡展示著來自亞爾當地、台灣和荷蘭藝術家的就地研究（Site-specific research) ，呈現了亞爾及卡馬格保育區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動物於公路被撞斃等等的真相。他們邀請亞爾居民及來者加入討論，以攝影和參與藝術的形式介入議題。

地區歷史、生態、殖民、戰爭、人道主義、性別、種族、宗教、統治權力、愛國主義、離散、家庭價值⋯⋯在以一座城市的廣度，將近三個月的長度，數十場展覧、講座的規模，展開不同時空的對話，數百名藝術家參與其中，以此來回應廣闊的人類文明，展開各種社會批判。

開放、由下而上、多元文化

除了The Rencontres d’Arles，亞爾在不同季節也有全城參與式的展覧和文化活動，例如5月的國際繪畫節、8至9月的法蘭明高節等等。近年多個藝術組織在亞爾駐紮，注入文化資源和能量。當中包括美國紀錄攝影基金The Manuel Rivera-Ortiz Foundation入主亞爾舊建築，成立全幢展覧空間、展開藝術家駐留和資助計劃，主力支持發展中國家低代表性群體（underrepresented）的攝影師和電影工作者。

來自亞洲的大型基金和也踏足此地。例如韓國雕塑家、畫家、極簡主義「物派」領軍人物李禹煥，繼直島和釜山之後，在世界建立其第三座、歐洲第一座藝術館Lee Ufan Arles。

Foundation Vincent van Gogh Arles，前身為1980年代成立的The Association for the Creation of the Fondation Van Gogh，當時的策展人Yolande Clergue找來近百位當代藝術家以創作誌念、回應梵谷。

這個基金會的成立，重新把梵谷和亞爾、當代藝術連結。它把古城一個舊建築改造成小型博物館，重點除了梵谷在亞爾的創作，也把梵谷和當代藝術作品對讀，讓藝術成為可以思辯的媒介。

就在今個夏天，Fondation Vincent van Gogh Arles和倫敦的Whitechapel Gallery還合辦了1940年代世界女性抽象藝術家展覧，除了多幅名作，還有一百多幅來自歐、亞、非、南美、中東等不見經傳但非常具有實驗性的作品，同時把梵谷的三個抽象化地景作品放到一起展出。抽象主義潮流和梵谷作品都有了新的閱讀框架——希望通過延續梵谷，而在亞爾聚組世界各地藝術家的文化交流中心。

來自亞洲的大型基金和也踏足此地。例如韓國雕塑家、畫家、極簡主義「物派」領軍人物李禹煥，繼直島和釜山之後，在世界建立其第三座、歐洲第一座藝術館Lee Ufan Arles。時空、跨文化對話痕跡處處——Lee Ufan Arles藝術館由日本建築師安藤忠雄在中世紀至十八世紀數度改建的樓宇Hotel Duport-Vernon，嵌入其標誌性的東西融合清水混凝土簡約設計，細緻轉化居住空間為展覧空間。

多元文化得以流動，不少可歸因於亞爾自古以來瀰漫著的開放和自由、「文化拼貼」的空氣，和過去多個世紀混雜文化身份的塑造歷程。亞爾沒有中產城市講究高度秩序的拘謹，沒有地區小城的本地保護主義，或是極端旅遊化、「明信片化」的掏空。長年大量的移民人口，阿拉拍人、吉普賽人、南歐人、越南人、柬埔寨人等等族群，以至近年來自世界各地駐留於此的文化工作者、藝術家和藝術學生，加上大量遊客，城市有機而流動。那活力對外來者和藝術家異常吸引，無論是當年梵谷、高更和畢加索，抑或來自千里外的亞非南美等藝術家，皆在這裡展開藝術上的創造。

而在世界版圖上，法國無論在政策還是資源上皆對文化較為重視，而且是具有由下而上意識的國家之一。自1990年代開始，法國政府花大約1%的GDP在文化開支上，而至2021年，政府文化開支更升至1.5%GDP （英國約0.3%，德國約1%）。而自1950年代起，法國文化部發揚左翼理念「文化民主化」（Democracy of Culture），全民參與文化，文化需要和使用由下而上。這理念於1980-1990年代、法國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文化部長之一Jack Lang得以發揚光大，政策大方向延續至今。

和前行者不同，Jack Lang定義下的文化民主化，不止為加強傳統藝術的傳播，而是多種深深植根於人們生活和文化的保存和支持，包括搖滾樂、漫畫等。跨越藝術與大眾的界限，業餘愛好者和專業人士、基於地區或種族差異等，文化政策努力打破高級藝術和低級藝術之間存在的等級制度。

此外，他實現這一目標的方式，不是通過減少對傳統美術的支持，而是通過大幅增加國家藝術預算（多於上任前一年兩倍的預算）。目前法國有 27 個地區文化局，自主決策90%由國家支持的地區文化項目。而地方政府的文化預算合起來是國家文化部預算的2.5倍。

而亞爾的地方政府和市長，在2020年前四分一世紀，一直由左翼政客領導，在政策上進一步強化文化民主化。（直至2020年左翼各黨分裂，同時失業率居高不下，右翼黨首次成為亞爾市長，但文化大方向上仍維持由下而上，對獨立藝術大力推動）。亞爾和鄰近的馬賽 (Marseilles)、蒙彼利埃（Montpelier）南法一帶城市，都多年植根於左翼和民主的社會價值和文化。 馬賽和蒙彼利埃以街頭塗鴉藝術為重心並聞名，亞爾另一毗鄰文化之都亞維儂，則有每年吸引世界藝術工作者的街頭劇場節Festival d’ Avignon。

多元文化得以流動，不少可歸因於亞爾自古以來瀰漫著的開放和自由、「文化拼貼」的空氣，和過去多個世紀混雜文化身份的塑造歷程。

Bilbao Effect以外：和當地豐厚歷史的有機融合？

但對不少藝術界人士來說，亞爾的轉捩點，使這地方小城真正進入國際藝術視野的，莫過於兩年前Luma Foundation在古城外圍建成亞爾文化區Luma Arles Complex。區內包括亞爾城最高的建築物LUMA Arles tower，它和很多當代文化地標一樣，形狀和材質均奇特搶目，體積龐巨，被批評為和古城格格不入，破壞原有城市景觀。

這座最高建築物，大半邊由方方塊塊鋼鐵併貼而成，與年代侵蝕的羅馬石柱和質樸優美的建築風格相悖——建築師Frank Gehry 卻解說，鋼鐵閃粼，反射著日落餘暉，靈感來自梵谷作品中對光的敏感捕捉，點點星光之倒影或烈日下的麥田。

此外，藝術區還包括了其他展覧空間建築群Parc des Ateliers，由前身亞爾鐵路工場演化而來的展覧和表演場所、藝術家工作室，學術研究辦公室、教育工作坊、以及公園，酒吧和餐廳等Social space。這片方圓27公頃的區域，由在亞爾座落的私人藝術基金Luma Foundation Arles斥資建造，這個基金由卡馬格地區成長的瑞士富商後人Maja Hoffman在2004年成立。經歷多年的爭議和反對，經過跟UNESCO、市政府的磋商，終在2021年，在不影響原有古蹟和城市景觀的情況下，荒廢了的鐵路工業區轉化建成了這座文化區。

文化區內處處是國際頂尖當代藝術家的作品，包括中庭的湖區、公園、咖啡廳和恆常展品，例如Rirkrit Tiravanija，Olafur Eliasson，Carsten Höller，Koo Jeong A⋯⋯這些都是會在倫敦Tate Modern、紐約Moma等大館曾看到的作品。

這20年間，一些城市也嘗試複製此種模式，製造文化界所言的「畢爾包效應」（Bilbao Effect）——意指由一座建築扭轉一個沉睡城市的命運，將之轉化成繁華的國際都市。

自從1997年西班牙衰落中的工業小城畢爾包（Bilbao），邀請藝術館巨挈Guggenheim在小城建造了同是由建築師Frank Gehry設計的Bilbao Guggenheim，而令小城「起死回生」，這20年間，一些城市也嘗試複製此種模式，製造文化界所言的「畢爾包效應」（Bilbao Effect）——意指由一座建築扭轉一個沉睡城市的命運，將之轉化成繁華的國際都市。

當然，畢爾包也不是先行者，當初畢爾包政府興起建博物館的念頭，正是源自悉尼歌劇院、巴黎羅浮宮帶給城市的國際地標效應。從遊客數量和經濟增長、全球認可度、媒體和在社交媒體上的曝光度來看，畢爾包的「成功」是獨特而驚人的。也只有畢爾包，新建築和城市原先反差和建築對之的影響如此巨大。

例如在法國Metz建立的羅浮宮，地標效應和觀眾反應不如預期；有些甚至是失敗離場的，例如Guggenheim在拉斯維加斯建的兩個博物館在2000年初倒閉；由Art Council England斥資、英國Midland West Bromwich的互動數位藝術館「The Public」，位於市郊以一般家庭為主要人口的地區，其和觀眾的聯繫以及對社會的效應就並不清晰。該藝術館也在辛苦經營五年後關閉，現改為中學校舍。

亞爾的Luma Arles在文化評論者和學者看來，同樣在嘗試複製畢爾包效應——兩者都是沒落工業小城，奇觀的博物館建築，試圖引來話題和遊客。對亞爾政府和Luma Arles的創辦人來說，改善居高不下的失業率是它們的重要目標之一。雖然來自同一個建築師Frank Gehry，Luma的建築遠沒有如Bilbao Guggenheim那樣得到如此大的肯定。

但亞爾豐盛和著名的歷史文化，還是通過許多不同的方式在過去半世紀重新被發掘、深耕，而Luma Arles也決心和當地歷史、環境生態、藝術生態互動協作，由此建立了一個嶄新的在地化模式。雖然最終是否能夠成功，仍需要更長時間的觀察和持續的耕耘。

Luma建築的不少部分由卡馬格地區盛產的鹽、由當地的太陽花黏合下所建造；也有不少對亞爾作社會評論的展品，例如法國以至世界的少數族裔的移民群絡的歷史和抗爭。

Luma和The Recontres d’Arles 攝影節是主要合作夥伴，也和各個基金、當地和國際藝術家同時緊密合作，其大型的藝術家駐留計劃開始吸引亞爾當地和其他地方不少創意人才到這小城聚集落腳且作有機的交流。在訪客方面，雖未至是雪球效應，至Luma成立後，新舊的文化軌跡某程度上能接軌對話、互為影響、宣傳互為放大，媒體有更多的關注。

Luma看似和許多喧囂的建築沒兩樣，但其實建築的不少部分由卡馬格地區盛產的鹽、由當地的太陽花黏合下所建造；文化區內其中一個主要研究室為Atelier Luma，是一家設計和研究實驗室，致力於開發「生態、經濟和社會轉型的本地解決方案」，其中稻草、橄欖核、藻類等被製成該建築和家具的原型材料。而Luma有不少對亞爾作社會評論的展品，例如法國以至世界的少數族裔的移民群絡的歷史和抗爭。

Maja Hoffman 的藥廠繼承人父親是自然和雀鳥學家，在卡馬格地區作研究和成立基金，也是藝術愛好者，是Fondation of Van Gogh 的主要推動者和資助者。同樣愛好藝術和生態的Maja Hoffman，透過文化區結合和推動藝術、生態、政治的知識發展和思考。

Luma Arles希望能在地化、也有先進的反思和視野，這是值得香港、亞洲以至世界推動文化區或文化城市之時，值得深思參考之處，也開了一個可以是「外來大博館不一定是入侵者而是結合者」的現實例子。

Luma Arles希望能在地化、也有先進的反思和視野，這是值得香港、亞洲以至世界推動文化區或文化城市之時，值得深思參考之處，也開了一個可以是「外來大博館不一定是入侵者而是結合者」的現實例子。只是，以何語言和方式能夠成功在地化，深入城市、當地肌理？例如，當Luma Arles 現正在策展南法的阿拉伯移民抗爭劇場的故事時，如何令亞爾的阿拉伯移民有機地參與其中，而不囿於館內的展板和電視屏幕？

這兩年間，阿爾街頭有一個景象我一直難忘，就是到處貼滿展覧和演出的海報，海報上通常都是很有啟發性的畫作或照片，來自許多語言、文字和國族。特別是在小街牆上，長期有數條長長的、由框起的微小照片形成的「道」，照片中是住在或暫留在亞爾各式各樣的人。謙虛卻鏗鏘、街頭而精緻，在鬧市中跟路人很具觸感（Senses) 地建立感情(sentimental)連繫。這就是亞爾有機、隨意、同時帶來力量和希望的方式。新的文化一代在兩百年後不停地重新定義亞爾文化，和當年梵谷和畢加索嚮往的文化不完全相同，但古老的對話一直在更新、延續，至於是否能夠朝更流動、更多層次和可能性的方向走，這將會是每一代的文化人、當局和發展者需要繼續思考和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