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谷灵感地：古城亚尔，如何直到今日都是一座有“触感”的文化之城？

【前言】当代文化界近年多有议论“艺术城市”的形成模式，例如矗立一座大型艺术馆是否能“改造”中小型“没落中”的地区城市成为国际艺术城市 （如Bilbao Guggenheim）？又或者，文化区跟在地社群的联系（如香港西九文化区争议）如何生发与处理？还是说以文化遗产建筑来进行当代化（如台北松山文创园区）是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这些问题之下，在法国南部普罗旺斯，有一座55,000人口的古城亚尔，它的发展形式和方向或许会给今日带来启示。

谦虚却铿锵、街头而精致，在闹市中跟路人很具触感（Senses) 地建立感情（sentimental）连系。这就是亚尔有机、随意、同时带来力量和希望的方式。

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的古城亚尔（Arles，陆译阿尔勒），曾是晚期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文化及宗教中心，13世纪时地位为马塞（Marseille）所取代，但仍然是重要贸易港口，至19世纪火车诞生后再度没落。而就在此时，一班画家先后来到这里，他们是梵谷、高更，和毕加索。

梵高的口中，亚尔被称为“南方的日本”，“鲜艳的色彩和强烈的构图轮廓”。这里为罗纳河（River Rhone）和平原山谷环抱，有著金灿的阳光，古罗马遗址处处，还有身份背景混杂斑驳的亚尔人⋯⋯梵谷于此虽然短住，但留下包括《向日葵》 （The Sunflowers）、《星夜》（Starry Night Over the Rhone）、《夜间咖啡馆》（The Night Cafe）、《黄色的房间》（the Yellow Room），《阿尔的女人》（L'Arlésienne）等代表作。

20世纪，亚尔转而发展成海港工业城市。1970、80年代，该地再度开始“文化”起来。成立于1970年的国际摄影展“The Rencontres d'Arles”渐渐把这座城市带入世界艺术视野。1980年代，这里的古罗马遗址、古城外重要生态保育湿地卡马格地区 （Camargue），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分别列为世界遗产及保护区。

同一时期，法国最具影响力的出版社之一Actes Sud也在这里成立。1983年，梵谷创作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the Creation of the Fondation Van Gogh）在此成立，重新勾勒梵谷和亚尔的独特关连。至近二十载，亚尔在文化基金的进驻和支持下，掀起另一波文化热潮，建造艺术新空间，策划活动，连带众多画廊、艺术家凝聚，亚尔再度成为国际艺术界的讨论焦点之一。

亚尔没有中产城市讲究高度秩序的拘谨，没有地区小城的本地保护主义，或是极端旅游化、“明信片化”的掏空。长年大量的移民人口，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工作者和艺术家，城市有机而流动，活力异常有吸引力。

走入古城

古城异色，却同时日常。行者回转于内街小巷、斜路缓坡，短短路程的所见所闻横越逾2000年丰盛文明，所能经历、感受到的文化跨度和层次，深深震摄外来者。

亚尔最古老的地标是公元前1世纪的竞技场和罗马剧场。走著走著便到古罗马圣托菲姆教堂（Cathédrale Saint-Trophime），与公元4世纪的君士坦丁（Constantin）浴场。自中世纪至18世纪建成的民居宅邸间杂在千年建筑中，一片高高低低带著时间洗刷下鲜浓的黄，这正是梵谷笔下质感粗犷而毫不妥协的底色，反射著南部地中海阳光特有的鲜活闪耀。

不远处便是梵谷画笔下的咖啡馆，转角望见梵谷《星夜》里的河边。藤树、牵牛花环绕每家每宅门窗，展覧海报和街头作品（包括涂鸦或照片画作）满布数百年建筑的墙身，不为游客而装饰，而是当地社群自发而有机形成的痕迹，一切既历史悠长，又在当下活力流动。

横过窄街，窗户敞开，每家每户的厨房、客厅，偶然会间杂一户被腾空了的空间，古老石墙上悬挂著画作、照片——琳瑯的艺术家工作室和画廊，文创店舖和书店、纪念品店、户外餐厅等，夹杂在大大小小的生活用品店和教堂当中。

空间、历史和艺术的对话

空间内展示德国导演Wim Wenders的保丽来照片系列，其电影《The American Friend》的取景和角色，是社会边缘外来者扭曲精神之呈现，正与梵谷割掉耳朵后在此医院治疗的情境两相对照。

每年夏天，国际知名的摄影节The Rencontres d'Arles来临，城市更热闹了。全城各个角落都在展示来自世界各地的影像作品：空间、历史和作品三者产生对话。摄影展由成长于亚尔的著名摄影家Lucien Clergue创办，至今每年吸引逾12万观众到访。

今年的展覧也不例外。在喧闹现代的中心广场有一庞巨地下世界，那是古罗马宫殿地下柱廊（Cryptoportique）。幽暗清寒的品字拱形长道和开放间的石室（Chambers），模拟古罗马的烛光隐隐照亮了地道。地下柱廊曾是店舖和酒类储藏室，于今届国际摄影展展示的是法国摄影师Juliette Agnel深入目前被发现的人类最早壁画洞穴——法国Arcy-sur-Cure。

拍摄由史前28000年前旧石器时代至16世纪，洞穴内自然环境的更佚、硬水结晶化的流变，以至居住痕迹、不同年代壁画等等，还包括被认为是人类最早的自画像之一，小童掌印壁画的影像。这些壁画和洞穴内的矿石纹理影像，并置呈现，把当代保育与人类悠长的文明和美学重叠想像。

​ ​​ ​​ ​ ​ ​​
相隔数分钟步程，就是梵谷曾入住的亚尔医院（Hôtel-Dieu），现改建为图书馆和展覧空间Espace of Van Gogh。梵谷其中一幅名作《Le Jardin de l'Hôtel de Dieu》，画的正是当时医院中庭色彩斑烂的花园，迄今仍保存当时样貌。空间内展示德国导演温云达斯（Wim Wenders）的保丽来照片系列，其电影《The American Friend》的取景和角色，是社会边缘外来者扭曲精神之呈现，正与梵谷割掉耳朵后在此医院治疗的情境两相对照。

同一幢楼的另一展覧，展示了大量美国1960年代第一代易服者的“私照”以及她们办过的杂志。这些照片被丢弃、又于市集重新发现后，再于这个空间被放大、重现。这些边缘人，就如19世纪被遗忘、后来被重新受到重视的梵谷，终于被看见。

往罗马竞技场走数分钟，穿过城墙，是大型超级市场Monoprix。它也变成了摄影展的展场。或者说，异化生活的代表“超市”正是上佳的现实反思场：那里展示著来自亚尔当地、台湾和荷兰艺术家的就地研究（Site-specific research) ，呈现了亚尔及卡马格保育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动物于公路被撞毙等等的真相。他们邀请亚尔居民及来者加入讨论，以摄影和参与艺术的形式介入议题。

地区历史、生态、殖民、战争、人道主义、性别、种族、宗教、统治权力、爱国主义、离散、家庭价值⋯⋯在以一座城市的广度，将近三个月的长度，数十场展覧、讲座的规模，展开不同时空的对话，数百名艺术家参与其中，以此来回应广阔的人类文明，展开各种社会批判。

开放、由下而上、多元文化

除了The Rencontres d'Arles，亚尔在不同季节也有全城参与式的展覧和文化活动，例如5月的国际绘画节、8至9月的法兰明高节等等。近年多个艺术组织在亚尔驻扎，注入文化资源和能量。当中包括美国纪录摄影基金The Manuel Rivera-Ortiz Foundation入主亚尔旧建筑，成立全幢展覧空间、展开艺术家驻留和资助计划，主力支持发展中国家低代表性群体（underrepresented）的摄影师和电影工作者。

来自亚洲的大型基金和也踏足此地。例如韩国雕塑家、画家、极简主义“物派”领军人物李禹焕，继直岛和釜山之后，在世界建立其第三座、欧洲第一座艺术馆Lee Ufan Arles。

Foundation Vincent van Gogh Arles，前身为1980年代成立的The Association for the Creation of the Fondation Van Gogh，当时的策展人Yolande Clergue找来近百位当代艺术家以创作志念、回应梵谷。

这个基金会的成立，重新把梵谷和亚尔、当代艺术连结。它把古城一个旧建筑改造成小型博物馆，重点除了梵谷在亚尔的创作，也把梵谷和当代艺术作品对读，让艺术成为可以思辩的媒介。

就在今个夏天，Fondation Vincent van Gogh Arles和伦敦的Whitechapel Gallery还合办了1940年代世界女性抽象艺术家展覧，除了多幅名作，还有一百多幅来自欧、亚、非、南美、中东等不见经传但非常具有实验性的作品，同时把梵谷的三个抽象化地景作品放到一起展出。抽象主义潮流和梵谷作品都有了新的阅读框架——希望通过延续梵谷，而在亚尔聚组世界各地艺术家的文化交流中心。

来自亚洲的大型基金和也踏足此地。例如韩国雕塑家、画家、极简主义“物派”领军人物李禹焕，继直岛和釜山之后，在世界建立其第三座、欧洲第一座艺术馆Lee Ufan Arles。时空、跨文化对话痕迹处处——Lee Ufan Arles艺术馆由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在中世纪至十八世纪数度改建的楼宇Hotel Duport-Vernon，嵌入其标志性的东西融合清水混凝土简约设计，细致转化居住空间为展覧空间。

多元文化得以流动，不少可归因于亚尔自古以来弥漫著的开放和自由、“文化拼贴”的空气，和过去多个世纪混杂文化身份的塑造历程。亚尔没有中产城市讲究高度秩序的拘谨，没有地区小城的本地保护主义，或是极端旅游化、“明信片化”的掏空。长年大量的移民人口，阿拉拍人、吉普赛人、南欧人、越南人、柬埔寨人等等族群，以至近年来自世界各地驻留于此的文化工作者、艺术家和艺术学生，加上大量游客，城市有机而流动。那活力对外来者和艺术家异常吸引，无论是当年梵谷、高更和毕加索，抑或来自千里外的亚非南美等艺术家，皆在这里展开艺术上的创造。

而在世界版图上，法国无论在政策还是资源上皆对文化较为重视，而且是具有由下而上意识的国家之一。自1990年代开始，法国政府花大约1%的GDP在文化开支上，而至2021年，政府文化开支更升至1.5%GDP （英国约0.3%，德国约1%）。而自1950年代起，法国文化部发扬左翼理念“文化民主化”（Democracy of Culture），全民参与文化，文化需要和使用由下而上。这理念于1980-1990年代、法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文化部长之一Jack Lang得以发扬光大，政策大方向延续至今。

和前行者不同，Jack Lang定义下的文化民主化，不止为加强传统艺术的传播，而是多种深深植根于人们生活和文化的保存和支持，包括摇滚乐、漫画等。跨越艺术与大众的界限，业余爱好者和专业人士、基于地区或种族差异等，文化政策努力打破高级艺术和低级艺术之间存在的等级制度。

此外，他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不是通过减少对传统美术的支持，而是通过大幅增加国家艺术预算（多于上任前一年两倍的预算）。目前法国有 27 个地区文化局，自主决策90%由国家支持的地区文化项目。而地方政府的文化预算合起来是国家文化部预算的2.5倍。

而亚尔的地方政府和市长，在2020年前四分一世纪，一直由左翼政客领导，在政策上进一步强化文化民主化。（直至2020年左翼各党分裂，同时失业率居高不下，右翼党首次成为亚尔市长，但文化大方向上仍维持由下而上，对独立艺术大力推动）。亚尔和邻近的马赛 (Marseilles)、蒙彼利埃（Montpelier）南法一带城市，都多年植根于左翼和民主的社会价值和文化。 马赛和蒙彼利埃以街头涂鸦艺术为重心并闻名，亚尔另一毗邻文化之都亚维侬，则有每年吸引世界艺术工作者的街头剧场节Festival d’ Avignon。

多元文化得以流动，不少可归因于亚尔自古以来弥漫著的开放和自由、“文化拼贴”的空气，和过去多个世纪混杂文化身份的塑造历程。

Bilbao Effect以外：和当地丰厚历史的有机融合？

但对不少艺术界人士来说，亚尔的转捩点，使这地方小城真正进入国际艺术视野的，莫过于两年前Luma Foundation在古城外围建成亚尔文化区Luma Arles Complex。区内包括亚尔城最高的建筑物LUMA Arles tower，它和很多当代文化地标一样，形状和材质均奇特抢目，体积庞巨，被批评为和古城格格不入，破坏原有城市景观。

这座最高建筑物，大半边由方方块块钢铁并贴而成，与年代侵蚀的罗马石柱和质朴优美的建筑风格相悖——建筑师Frank Gehry 却解说，钢铁闪粼，反射著日落余晖，灵感来自梵谷作品中对光的敏感捕捉，点点星光之倒影或烈日下的麦田。

此外，艺术区还包括了其他展覧空间建筑群Parc des Ateliers，由前身亚尔铁路工场演化而来的展覧和表演场所、艺术家工作室，学术研究办公室、教育工作坊、以及公园，酒吧和餐厅等Social space。这片方圆27公顷的区域，由在亚尔座落的私人艺术基金Luma Foundation Arles斥资建造，这个基金由卡马格地区成长的瑞士富商后人Maja Hoffman在2004年成立。经历多年的争议和反对，经过跟UNESCO、市政府的磋商，终在2021年，在不影响原有古迹和城市景观的情况下，荒废了的铁路工业区转化建成了这座文化区。

文化区内处处是国际顶尖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包括中庭的湖区、公园、咖啡厅和恒常展品，例如Rirkrit Tiravanija，Olafur Eliasson，Carsten Höller，Koo Jeong A⋯⋯这些都是会在伦敦Tate Modern、纽约Moma等大馆曾看到的作品。

这20年间，一些城市也尝试复制此种模式，制造文化界所言的“毕尔包效应”（Bilbao Effect）——意指由一座建筑扭转一个沉睡城市的命运，将之转化成繁华的国际都市。

自从1997年西班牙衰落中的工业小城毕尔包（Bilbao），邀请艺术馆巨挈Guggenheim在小城建造了同是由建筑师Frank Gehry设计的Bilbao Guggenheim，而令小城“起死回生”，这20年间，一些城市也尝试复制此种模式，制造文化界所言的“毕尔包效应”（Bilbao Effect）——意指由一座建筑扭转一个沉睡城市的命运，将之转化成繁华的国际都市。

当然，毕尔包也不是先行者，当初毕尔包政府兴起建博物馆的念头，正是源自悉尼歌剧院、巴黎罗浮宫带给城市的国际地标效应。从游客数量和经济增长、全球认可度、媒体和在社交媒体上的曝光度来看，毕尔包的“成功”是独特而惊人的。也只有毕尔包，新建筑和城市原先反差和建筑对之的影响如此巨大。

例如在法国Metz建立的罗浮宫，地标效应和观众反应不如预期；有些甚至是失败离场的，例如Guggenheim在拉斯维加斯建的两个博物馆在2000年初倒闭；由Art Council England斥资、英国Midland West Bromwich的互动数位艺术馆“The Public”，位于市郊以一般家庭为主要人口的地区，其和观众的联系以及对社会的效应就并不清晰。该艺术馆也在辛苦经营五年后关闭，现改为中学校舍。

亚尔的Luma Arles在文化评论者和学者看来，同样在尝试复制毕尔包效应——两者都是没落工业小城，奇观的博物馆建筑，试图引来话题和游客。对亚尔政府和Luma Arles的创办人来说，改善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是它们的重要目标之一。虽然来自同一个建筑师Frank Gehry，Luma的建筑远没有如Bilbao Guggenheim那样得到如此大的肯定。

但亚尔丰盛和著名的历史文化，还是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在过去半世纪重新被发掘、深耕，而Luma Arles也决心和当地历史、环境生态、艺术生态互动协作，由此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在地化模式。虽然最终是否能够成功，仍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和持续的耕耘。

Luma建筑的不少部分由卡马格地区盛产的盐、由当地的太阳花黏合下所建造；也有不少对亚尔作社会评论的展品，例如法国以至世界的少数族裔的移民群络的历史和抗争。

Luma和The Recontres d’Arles 摄影节是主要合作伙伴，也和各个基金、当地和国际艺术家同时紧密合作，其大型的艺术家驻留计划开始吸引亚尔当地和其他地方不少创意人才到这小城聚集落脚且作有机的交流。在访客方面，虽未至是雪球效应，至Luma成立后，新旧的文化轨迹某程度上能接轨对话、互为影响、宣传互为放大，媒体有更多的关注。

Luma看似和许多喧嚣的建筑没两样，但其实建筑的不少部分由卡马格地区盛产的盐、由当地的太阳花黏合下所建造；文化区内其中一个主要研究室为Atelier Luma，是一家设计和研究实验室，致力于开发“生态、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本地解决方案”，其中稻草、橄榄核、藻类等被制成该建筑和家具的原型材料。而Luma有不少对亚尔作社会评论的展品，例如法国以至世界的少数族裔的移民群络的历史和抗争。

Maja Hoffman 的药厂继承人父亲是自然和雀鸟学家，在卡马格地区作研究和成立基金，也是艺术爱好者，是Fondation of Van Gogh 的主要推动者和资助者。同样爱好艺术和生态的Maja Hoffman，透过文化区结合和推动艺术、生态、政治的知识发展和思考。

Luma Arles希望能在地化、也有先进的反思和视野，这是值得香港、亚洲以至世界推动文化区或文化城市之时，值得深思参考之处，也开了一个可以是“外来大博馆不一定是入侵者而是结合者”的现实例子。

Luma Arles希望能在地化、也有先进的反思和视野，这是值得香港、亚洲以至世界推动文化区或文化城市之时，值得深思参考之处，也开了一个可以是“外来大博馆不一定是入侵者而是结合者”的现实例子。只是，以何语言和方式能够成功在地化，深入城市、当地肌理？例如，当Luma Arles 现正在策展南法的阿拉伯移民抗争剧场的故事时，如何令亚尔的阿拉伯移民有机地参与其中，而不囿于馆内的展板和电视屏幕？

这两年间，阿尔街头有一个景象我一直难忘，就是到处贴满展覧和演出的海报，海报上通常都是很有启发性的画作或照片，来自许多语言、文字和国族。特别是在小街墙上，长期有数条长长的、由框起的微小照片形成的“道”，照片中是住在或暂留在亚尔各式各样的人。谦虚却铿锵、街头而精致，在闹市中跟路人很具触感（Senses) 地建立感情(sentimental)连系。这就是亚尔有机、随意、同时带来力量和希望的方式。新的文化一代在两百年后不停地重新定义亚尔文化，和当年梵谷和毕加索向往的文化不完全相同，但古老的对话一直在更新、延续，至于是否能够朝更流动、更多层次和可能性的方向走，这将会是每一代的文化人、当局和发展者需要继续思考和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