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tGPT與荷里活編劇大罷工：他們真的在害怕AI嗎？｜工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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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上旬，一幅寫着「Pay the writers. You AI-holes!」的橫額在美國加州荷里活上空飛過。這架由編劇兼導演Jacob Reed租來的飛機，正式掀起美國編劇工會（Writers Guild of America，WGA）史上第八次罷工的序幕，同時亦點出了這次罷工的其中一個重點：荷里活編劇對人工智能的憂慮。現時荷里活製片商計劃於未來使用ChatGPT輸出劇本初稿，再聘用人類編劇對劇本進行修改，從而節省人力開支。故此，WGA希望對荷里活製片廠使用人工智能進行限制：要求他們的合約規定每個署名的編劇必須是人類，不得使用AI生成原始材料，也不能以編劇工會成員的作品為對AI進行訓練。

這次聚焦於AI和串流技術的大罷工，令人聯想到工業革命的盧德主義份子（Luddites）：在工業革命後，家庭作業開始被工廠取代的年代，一些面對經濟衰退和失業問題部份英國紡織工人（盧德分子）常以破壞自動化紡織機作為抗議。自此「盧德主義」就多用來形容害怕技術變革的人。到了今天，荷里活的編劇看起來就像電影《The Matrix》的Neo一樣，害怕被人工智能支配，於是團結起來反抗。但事實上，編劇們真正反抗的卻未必是科技。

在美國荷里活，影視行業行工會制，勞方由各種類型的工會或協會等行業性組織代表，例如代表導演的美國導演工會（Director’s Guild of America ，DGA)；而資方則由電影和電視製片商聯盟（Alliance of Motion Picture and Television Producers，簡稱AMPTP）代表，包括如迪士尼（Walt Disney Studios）、環球影業（Universal Studios）等大型電影製片商、CBS、FOX等主要電視網絡，以及Netflix和Apple TV+等串流播放平台等超過350家公司。兩大陣營分別代表其會員或成員，就工資福利及僱傭標準等事宜進行磋商談判，並簽署類似於集體性勞資合同的基礎協議。

而這次罷工的編劇行業也不例外，美國編劇工會由其東部分會和西部分會，合共11,500名成員組成，代表美國的電影和電視編劇。每三年，美國編劇工會會與AMPTP進行一次新的合同談判。由於現階段的合約於5月1日到期，而雙方經過六星期談判後，仍未能就編劇改善薪酬和待遇的要求達成共識，美國編劇工會的成員便以壓倒性的票數投票，授權今年5月2日起展開罷工。

這場罷工除了導致節目停播，也延遲了串流媒體和電視節目的製作，例如Netflix《怪奇物語（Stranger Things）》的創作人發表聲明表示，將在工會和聯盟達成協議之前暫停製作。這次的罷工是WGA歷史上的第八次罷工，在15年前的上一次編劇罷工中，洛杉磯經濟損失估計達到21億美元。而過去的罷工行動，爭論也圍繞在編劇的薪酬和權益問題上，而今次罷工的討論重點，則落在重播費（residual）的討論上。記者訪問了參與這次大罷工的編劇，發現他們憂慮的，並不是「被AI取代」－－AI不過將荷里活早就碎片化的編劇工作，變得更碎片而已。

「AI在淘汰一整個時代的編劇」

「AI在變相阻斷年輕編劇上游的機會。」

討論在編劇室採用AI的前提是，AI真的可以取代人類擔任編劇嗎？

記者跟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的專職寫手Ida Yazdi討論了這個問題。Yazdi是二代移民，父母來自伊朗。她目前是一部處於製作階段的全新情景喜劇的劇作家之一。她向記者明言：「AI絕不能取代編劇。」

「因為人工智能沒有童年創傷。」今次編劇罷工的其中一句口號就是「ChatGPT Doesn’t Have Childhood Trauma」。

她指出人工智能最大的不足，就是沒有編劇擁有的創意和情感。「我的家庭經歷、居住的地方以及我的文化背景，都是我對編劇組的貢獻，讓我能為劇本帶來新穎和原創的想法。相反，人工智能的產出完全基於現有的訓練資料。因此，它給我提供的只是已經在過去100年來早已被反覆提及的想法。你要我修改由AI產出的劇本，是對我的專業的一種侮辱。」

現時市面上有不少AI劇本生成工具，建基於ChatGPT-4的Pickaxe是其中之一，用家可以透過輸入指令輸出故事情節、場景、角色。記者跟Pickaxe的其中一名創辦人Ian Eck討論這次罷工，他同樣認為AI距離完整地寫一個成熟的劇本還很遠。「打個比喻，AI就像一個實習生——你不會讓實習生獨擔大旗寫一個完整劇本，但你可能會讓實習生幫你處理一些公式化的小任務，或是基於精確的指示填充對話。」Eck同時是一名影片製作人，而他製作影片時也只會用AI作腦暴（brainstorm）工具，劇本大部分仍是由人手寫成。

但他同時認為，AI在短期內絕對會對傳統的荷里活體系造成損害，並取代某些工種，例如是編劇助理或文書工作。「減少初級職位固然是不幸的，但同時，AI也能將電影製作普及化。」Eck指出，一直以來，要在荷里活體系成為成功編劇要講求際遇，但隨着電影製作的成本因AI大幅降低，有才華的人則能跳過這個過程，繞過辦工室政治，成為自己的劇集創作者。「我們的願景是，隨著這些AI工具面向大眾，以前只有大預算的荷里活工作室投放過千萬美元才能實現的創作，現在可以由一小群精通AI工具的創意人員，以更低的成本實現。」

「AI不會取代編劇，但會取代不學習使用AI的編劇。」Eck指出，即使在AI普及前，市面本已充斥着大量快餐式的內容，但人類對高質素藝術的需求總是存在的。Eck認為製片商和編劇雙方都需要更多的教育，探索AI工的潛能和限制，最終確定自己如何與這項技術建立關係。

然而Yazdi點出一個問題：要當一名成功編劇，出色的寫作技巧只是其中一個條件。「AI不是淘汰某個職位，而是在淘汰一整個時代的編劇。」她指出，表面上AI可能只淘汰低級編劇，而保留有實力的編劇。但實際上，高級編劇之能夠成為高級編劇，都是由低做起，逐步晉升。以AI取代初級編劇的話，經驗不足的編劇只會越來越難找到工作，變相是在阻斷年輕編劇上游的機會。

她以自己為例：儘管她在常春藤大學的電影系畢業，在成為NBC受僱編劇之前，她已在這個行業的邊緣待了幾年，由節目助理慢慢晉升。她指出，除了努力，自己是很幸運才能被NBC選中。「當所有高級編劇二十年後都退休時，你將沒有編劇可以提升，因為你已經淘汰了我們。」Yazdi說。

「人工智能這個詞本身就是一個誤稱。」獲獎科幻小說作家兼電影講師Lavie Tidhar早前因出於好奇，與動畫師Nir Yaniv合作，使用人工智能圖像生成程序 Midjourney 創作了一條叫為《Welcome to Your AI Future!》的短片，內容是在末日後，一個人工智能機械人與一個倖存的人類的對話。他從科幻小說作家的角度來看，現時的生成式AI（generative AI）並不是真正的人工智能——「科幻作家所理解的人工智能，是指具有思想、智慧、意識的存在數位意識（digital consiousness）。而現時我們討論的AI，只是大型數據集訓練出來的神經網絡，極其量是非常精密的工具，而且這工具的表現也取決於輸入指令的人的技巧。」

「創造獨創性是最難的事情。但與此同時，荷里活並不追求獨創性。」Tidhar認為儘管AI在創意寫作方面還不是很出色，然而荷里活追求的是成果和利益。「那些公司並不是為了保護人類文化而存在，它們是為了賺錢。而一旦你將人類的藝術或人類文化變成商業，它就和賣香蕉或其他任何大規模生產的商品沒有什麼區別。我們看到很多電影，特別是那些以一系列壯觀的場景堆砌的電影，目的只是為了滿足世界各地盡可能多的觀眾，卻缺乏獨特的對話或獨特的角色。因此，對製片商來說，如果可以使用機器人來大量生成劇本來更輕鬆地賺錢，那麼為什麼要浪費錢呢？」

串流時代碎片化的編劇行業

Yazdi點出的問題，大概反映了大部份罷工編劇的憂慮：AI會令剛入行的初級編劇再也見不到一條明顯的職業發展道路（career path）。而這種憂慮，其實在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大行其道前已經出現。

以往電視台聘請編劇撰寫劇本，編劇將獲得一筆編劇費，而當該集劇集在在其他渠道、或是授權到其他國家重播時，公司必須支付相應的版稅報酬，這就是在這次罷工經常被提及的「重播費」。同樣地，除了一開始的編劇費，當電影在院線上映後，視乎編劇與公司的協議，編劇一般會分得票房收入的一部分。因為編劇一般靠接案維生，重播費在接案空白期，對許多編劇來說唯一的收入來源。

而隨著影視錄播技術的進展，重播費一次又一次成為荷里活資方和工會之間的談判重點。

「重播費」實際上源於1930年代，即美國的廣播時代。當時全國性的電台節目皆為現場直播，而因為美國東、西海岸的時差，表演人員都會在不同時區的同一時間重覆表演。到了30年代末，轉錄盤（transcription discs）的發明，容許廣播電台由轉播現場表演，轉為播放預先錄製的聲帶，也消除了多次表演的需要。但電台管理層為求保險，堅持要求演員在節目在不同的時區播放時也在場待命。於是，即使演員只需演出一次，也能得到重播時的待命酬金，為重播費立下了先例。

而在影視行業的版稅爭議，則可以追溯到60年代。在二戰後的50年代，四軌錄像帶（Quadruplex）的推出使得錄製和複製電視節目變得更加容易，電影公司也開始在電視頻道上轉播電影，要看電影也不再需要出門到電影院。電視在一般家庭的普及，引起了重播節目和電影的編劇版權分紅問題。在1959年秋天，前任美國總統列根（Ronald Reagan）在從政前曾擔任美國螢幕演員工會（Screen Actors Guild，SAG）主席，領導勞方與製片人的談判。然而製片人拒絕討論版權分紅，於是SAG和WGA在1960年初聯合發起持續21周的罷工。最終，電視業借鑒了廣播業的「重播費」概念，為編劇和演員提供重播的版稅。到了70年代，VHS錄影帶的發明和興起再次引起重播費的爭議，最終WGA在17週罷工後，成功爭取錄影帶銷售重播費。

在90年代末，互聯網開始普及，直到21世紀初通過網路頻寬（network bandwidth）技術的提高，使越多的家庭擁有快速的互聯網連接，實時傳輸內容的門檻大大降低。到了2007年，互聯網電視服務公司Move Networks引入了基於HTTP的自適應串流媒體技術（HTTP-based adaptive streaming ），自此，微軟、蘋果和Netflix等公司相繼開發了自己的串流媒體技術，電視台也開始在網上播放電視節目節目，對行業產生了重大變革。同時，這技術也促使了如iTunes商店和Amazon Video「自選影像」（Video On Demand，VoD）服務的興起，消費者可以隨時在網上購買並下載節目，而不再需要擁有電視。從此，電腦和電視界線變得模糊。節目發放渠道的改變，也引伸出報酬的問題。2007年，編劇行業就着這種「新興媒體（new media）」的重播費問題發起罷工。

在上一次罷工時，Netflix才剛開始串流服務，業務仍然以DVD租借為重心；到了今天，Netflix已經成為最大規模的國際串流影片平台，除了播放不同製片公司的電影和電影，也持續製作自家影集和電影，同時亦成為了這次罷工的主要爭議之一。

Netflix，以及其他大型串流平台對編劇模式帶來的問題也跟之前的罷工大同小異——現有合約沒有對新興的串流科技作出規範，因而沒有保障作品在串流平台播出後的重播費。串流平台的經營模式講求獨家內容，改變了傳統的媒重播體模式，編劇費變相成一次性發放。風靡全球的《魷魚遊戲（Squid Game）》創下了Netflix在首次發布的28天內1.65十億觀看時數的紀錄，並為Netflix奪得六個艾美獎，以及約9億美元的收益，但身兼製作人、編劇及導演的黃東赫所得到的重播費，是零。

除了重播費問題，Netflix等串流平台的興起，也促使了迷你編劇室（mini room）的流行。傳媒電視台製作節目，多會在決定開拍前拍攝一集試播集（pilot），先給電視台高層觀看再決定是否訂購一整季劇集。但現在Netflix等新型流媒體平台因希望以更快的速度製作獨家節目以吸引新的訂閱者，一般不再拍攝試播集，也將每季集數由過去幾十年中的22或24集，縮短至少於十集左右。同時，傳統電視台也開始仿效這種做法。因此，劇組開始採用迷你編劇室制度。傳統編劇室通常有十多名編劇，但迷你編劇室一般只僱用兩至三名編劇。

除了人數減少外，相比傳統編劇室讓編劇們到片場跟拍整季節目的做法，迷你編劇室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整季的故事情節概要或劇本後便旋即解散，不再參與後續節目製作。這樣的編制不但使編劇因工作時間減少而薪酬下降，更重要的是剝奪了年經編劇到片場學習的機會。如Yadzi所說：「當編劇並不僅僅關於寫作，特別是電視領域：要成為一個製作人（showrunner），寫作只佔工作的大約40％，同時你要清楚劇本由初稿到定稿，就電視台意見作修改的重重過程，也要管理整個團隊並負責每一個細節。這些實戰經驗都是學校不會教的。」

編劇工作的零散化﹑碎片化，以至職業道路的阻斷－－這些全部跟AI都未必有關。《Welcome to Your AI Future!》創作者Tidhar點出了一個重要的命題：編劇們反抗的並非AI科技。

事實上，工業革命時期的盧德派也只是反對資方以科技作為壓榨勞工利益，罔顧工人安全的手段，並希望資方製造高質量的機器，由經過學徒培訓並獲得合理工資的工人操作。而《The Matrix》的其中一名編導，華卓斯基姊弟中的Lilly Wachowski在一直高調支持罷工的同時，也表示自己也不是一名盧德派。她在Twitter發文指：「我並不是反對AI作為一種工具的盧德老派，但我強烈反對將AI用作創造財富的工具。這就是問題所在。為了企業利潤而裁減工作崗位。科技應該用於造福人類，而不是為了超級富豪繼續剝削工人。」

「說到底，這也只是對勞動者的尊重。」Yadzi說。同樣地，對Yadzi來說，不論是針對串流平台，或是有關AI的訴求，問題的核心是資方有否對編劇工作作出合理回報。根據WGA的數據，十年前獲得WGA 公會最低工資標準（Minimum Basic Agreement，MBA）的電視編劇有33％，現在比例已增加至49％。除了薪酬下降，製片商對於迷你編劇室（mini room）的濫用也導致編劇工作週期縮短，變相降低收入。相反，荷里活製片廠和串流平台則持續可觀收益。據《The Hollywood Reporter》報道，在2022年和2021年，雖然全球不同產業受COVID-19的影響，荷里活製片商仍持續錄得營利。當中，Netflix在持續的罷工和媒體市場整體放緩的影響下，仍然展現穩定的財務增長。Netflix在七月中公布的第二季度財務報告顯示，其股價在市場關閉後達477.59美元，比一年前大致翻了一倍，收入也比去年同期增長了3％，達到82億美元，季度利潤則跟去年一樣，維持在15億美元。

AI只是一面鏡子

而對於資方使用生成式AI剝削藝術工作者的爭議，也不止於針對薪酬的指控。除了編劇以外，現時有不少創意行業引入AI，例如繪畫、動畫等。而市面上廣被運用的AI工具的開發模式皆大同小異，都是由程式開發向程式輸入大量的訓練材料，從而訓練程式根據指令，輸出用戶需求的內容。而荷里活製片商則計劃使用WGA成員的作品，以為作ChatGPT的訓練材料。這也引伸到AI訓練材料的版權問題——不同行業的工作者相繼表示，AI開發公司取用其有版權的材料以訓練AI，卻沒有為創作者提供合理回報。

「如此說你們用我的作品來訓練你們的人工智能，然後你們隨之以該人工智能來取代我。這些CEO和工作室通過我們的作品賺取了數百萬甚至數億美元，高管們越來越富有，而創造這一切收入的編劇們則越來越窮？這就是問題所在。我們只是要求老闆們對我們的創作，給予應得而公平的報酬，在我而言這是合理不過的要求。」Yadzi如此說。

現時已經有數宗與生成式AI相關的訴訟。2022年，三位插畫師Sarah Andersen、Kelly McKernan及 Karla Ortiz 發起了集體訴訟，控告Midjourney、Stability AI以及Deviant Art三間AI製圖公司違反著作權法（ Andersen v. Stability AI et al.: DOE 1 et al v. GitHub, Inc. et al: ），在未經原創藝術家同意、授權及沒有任何補償的情況下，從網上收集50億張受版權保護的圖片以訓練其AI工具。而代表插畫師的律師兼程式編寫員Matthew Butterick亦與Joseph Saveri律師事務所的法律團隊於去年聯手提出一項集體訴訟，起訴微軟、GitHub和OpenAI（DOE 1 et al v. GitHub, Inc. et al: ）。起源是GitHub和OpenAI合作開發了一個人工智慧工具「GitHub Copilot」，讓使用者在使用如Vim、Visual Studio Code等編程工具時，可以通過Copilot自動補全代碼。訴訟團隊指Copilot從github中的公共代碼庫（public repository）抽取代碼為AI工具進行培訓，但問題是其中很多代碼的發布者都有要求任何重新使用這些代碼的人都要註明其創作者，指控這些公司大規模違反版權法。

同時，世界各地某些政府也開始為廣泛運用AI的情況提出諮詢。ChatGPT因嫌違反歐盟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曾在年初在義大利暫時被禁用，在其後宣布一系列隱私控制措施後，才再次對意大利用戶開放。而歐盟的主要立法機構「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在6月通過了名為「人工智能法案（A.I. Act）」的法案草案，除了嚴格限制使用人臉識別軟件，同時亦要求包括ChatGPT的生成性人工系統製造商發布用於訓練系統的受版權保護材料的摘要，以及制定措施防止旗下AI工具生成非法內容。英國政府亦在今年3月發布白皮書，闡述適應性監管人工智能的方法。

說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訓練材料的問題，Tidhar說，訓練人工智能的材料，其實也是人類所創造的。所以這些由互聯網作訓練材料的大型語言模型就像是人類文明的縮影（snapshot），「我們看見科技的公司不得不對ChatGPT等對話內容篩檢，正因為人工智能反映出我們最壞的一面，例如種族主義、性別歧視等，才可以防止人工智能用5秒鐘的時間製造陰謀論。可見，他們知道AI不是人類，而是一面鏡子。它是以我們為模型，我們才是問題所在。」

Tidhar重申，問題的核心不在於技術本身，而是在於人們將如何使用這些技術。「這便是編劇作家們在集體談判上要針對的地方——這不是機器在做決策，而是人類在做決策：企業高層、甚至政府監管人工智能的使用，決定如何使用某樣東西。這個說法，放在其他科技也是如此。」

目前WGA與AMPTP的談判停滯不前，停播的節目復播無日。自編劇罷工從5月份開始以來，迪士尼（The Walt Disney Company）的股價下跌了13%，派拉蒙影業（Paramount Pictures Corporation）則下跌了30%以上。在演員們加入罷工前，荷里活已經有80%的工作室關閉。這將對洛杉磯等拍攝地點經濟產生重大影響。而對罷工的編劇來說，經濟影響則更大。Yazdi表示，從5月2號罷工開始起，工會成員便處於停薪狀態，不少人需要尋找副業來維持生計。但Yazdi表示她會堅持罷工，直至要求被正視。

「這只是一場等待的遊戲。我們暫停了我們的工作，而製片產和電視台則等着我們破產。但我們正在為我們的未來而戰鬥——罷工可能會帶來短期經濟困難，但我熱愛寫作，如果我們現在不採取行動，5到10年後，我將無法繼續以編劇作為職業。」Yazdi這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