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湖會議》觀影筆記：溫文爾雅、彬彬有禮、秩序井然的恐怖片

《萬湖會議》（Die Wannseekonferenz，台譯《淨化論》）是2022年最受國際矚目的電影，2023年6月9日於中國大陸院線上映、6月21日台灣上映。影片還原了歷史中的那次驚悚會議，關於納粹對猶太人屠殺高度細化的分工。十五個博士和上流精英，如是演出了史上最恐怖電影，沒有槍聲、沒有血色，但他們啓動大屠殺。

1.博士頭銜屠夫演出最恐怖電影

有的電影不好看，甚至看起來會感到很難受，但它是好電影。這部《萬湖會議》我就很不願意看，但它是讓人深思的優秀作品，它研究殺人犯。

萬湖，柏林郊區的一個別墅區，是個度假勝地，美得讓人流連忘返；1942年1月20號；歷史記住了這個地點和這個日期。15個納粹軍官和德國精英聚集在這裏，他們設計了一個宏大計劃，這個計劃的官方名稱頗有學術味道：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

一個會議，導致600萬人化為灰燼。他們設計了一個種族滅絕的完美方案。這是一部溫文爾雅、彬彬有禮、秩序井然的恐怖片！

在敘事結構和時間、空間的處理上，《萬湖會議》是一個很規整的的三一律結構，這種結構在古典戲劇和當代戲劇電影中都經常使用。影片的時間完全與會議時間同步，就發生在1942年1月的那個早晨。影片的空間就限制在那一棟萬湖別墅內外，大部分的時間就是在那個會議室。其間也穿插了一點等待會議開始和博士們驅車到來的別墅外面和院子裏的場景，這使得影片視覺上不至於過分呆滯、單調。跟絕大多數影片不一樣，這部影片沒有故事，只有屠殺猶太人這件事。方案敲定、細節安排好、任務完成，會議結束，影片結束。 

跟與會者發言的冷靜語言風格和公事公辦的工作態度完全匹配一致，這部影片的電影語言和敘述風格也是一種經典的、平鋪直敘的風格。影片以準備會議的一組特寫鏡頭開始，早晨的柔和漫射光線中，艾希曼在認真地擺放紙、筆、人名標牌。會議開始後，導演用一組一組的緩慢橫移鏡頭配合參會者的發言向觀衆介紹他們每一個人，每個人在會議中的態度都中性地展現在觀衆面前。影片近乎刻板地使用白描手法，作者對劇中人物的言行沒有任何評論；沉穩、平靜的鏡頭語言沒有表示作者的一點態度，一切思考和結論的責任都放在觀衆肩膀上。

閱讀這部作品需要一點耐心，需要對人性的邪惡有所知曉，可能還得對荒誕的極權主義體制和那些瘋狂的領袖有點了解。

這是一群有著博士頭銜的屠夫，筆者會嘗試從他們自己的會議發言來介紹這個作品，從而分析和讀解這些人的思維邏輯和那種堅如磐石的價值觀。善良的人們必須知道，這些博士、精英們的大腦是怎樣運作的。

這些德國的上層精英，都是為了實現領袖的意志。但是，在這個絕對前提下，他們拼命表現自己，爭奪權力。這部電影是解剖極權體制之惡的絕好標本，也是對人性中那個服從權威、無意識或主動作惡的邪惡黑洞的一次探險。

2.一切為了元首的意志

希特勒沒有參加這個會議，他的名字沒有出現在會議的任何文件中，但是這個英明的小鬍子領袖指引着這些國家精英的行動。

清晨，我們聽到收音機裏鏗鏘激揚的聲音，那是頌揚偉大領袖的激情演講，人們的歡呼聲響徹天地：「在此，我代表全體德國人民，向您，我的元首，表達我們炙熱的謝意。我以全體人民的名義，說出我們的心聲。我的元首，過去我們與您同在，今後我們與您同在！」

這段話的語言風格，在很多歷史階段可以很熟悉，可以作為頌聖青詞的標準模板。極權主義機器上，齒輪的運作精細、準確。這架機器上的螺絲釘，每一顆都閃閃發光。它們是不鏽鋼打造的，靜靜安放在機器的各個部位，保證了這架機器的高速、有效運轉。

每個人的名牌都擺放整齊，每個人的座位都仔細安排。每一項準備工作都反覆檢查過，從茶點到中央供暖。這裏，他們拋棄了那些為了人民、為了德國的福祉、為了德意志民族的復興等等虛張聲勢的口號。他們直接地表明一切服從元首、一切都是服從元首的指令，一切都要圍繞着元首，一切都是為了實現元首的意志。法西斯極權制度的特質在這裏得到十分典型化的呈現。

每個人都是為了元首的意志。卓越領袖的意志就是方向，就是智慧和任務。

這次會議的發起者是萊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他是黨衛隊總指揮，國家安全部部長，這個人言必稱元首：「⋯⋯我們絕不能對元首提出的願景打折扣。」

路德（Martin Luther）是德國外交部日耳曼事務司的司長，這個博士屠夫把大屠殺當作給元首獻媚的好機會：「我認為我們可能不用費很大力氣就可以向元首獻上一個猶太人清零的塞爾維亞。」

3.帶着使命感殺人，「我們在創造歷史」

他們設計了大屠殺的完美計劃，會在晚上做噩夢嗎，懼怕日後會遭到懲罰嗎？他們知道自己在作惡嗎？不，與會者早已學會一種心理技術，連自己也一塊騙過去，例如會告訴自己：我正在為祖國和人民履行職責。他們帶着崇高的使命感把人關進集中營，設計精密的機器、高效率殺人，感覺自己參與創造了偉大的歷史。他們在為國家利益而殺人，感到榮耀的光環籠罩在自己的額頭上。

萊因哈德·海德里希同時也是這次會議的發起者和組織者。他帶着一種成為歷史之手的幸運感：「現在時機已經成熟，要為猶太人問題制定一個終極解決方案，我們的子孫後代不會具備這樣的行動力，也不具備這種直覺上的清醒。今天我們負重前行，將會給子孫後代留下收益和幸福⋯⋯」在他心目中，這項殺人計劃給了他的名字載入史冊的機會：「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全世界歷史上空前絕後的組織任務。」

外交部的路德覺得這是他的無上光榮，是將來給小孫子講睡前故事的好材料：「這下跟兒孫輩有得講了，有多少人能說自己這樣近距離地見證過世界歷史呢。」海德里希還說：「我知道，您和您的同志正在為祖國和人民履行一項必要的職責，而這只有少數人才能做到。將來，你們這份英雄主義必將受到獎賞。那些人必須認識到，他們參加的是怎樣一項任務。」

為這個歷史任務，他們編造出猶太人這個敵人，認為是猶太人首先對他們發動戰爭，而他們只是在反擊。黨衛軍總隊長、中央種族和移民局局長奧托‧霍夫曼（Otto Hofmann）這樣說： 「猶太人把這場戰爭強加給我們，⋯⋯當我們反擊就必須意識到這種嚴厲具有世界歷史意義上的必要性。」他認為這是刻不容緩的偉大任務，他具有一種高度的歷史責任感，認為屠殺猶太人是個重大的艱鉅任務，不能留給子孫後代。

這些人有一個宏偉計劃，他們有一個保衛和復興德國文明的偉大使命。

為了鞏固納粹的統治，為了偉大的德國文明復興，這些納粹分子設計了明確的愚民計劃。中央種族和移民局局長奧托·霍夫曼是這樣說的：「最終，我們要的是一個由德意志文明蓋過章的歐洲。那些非日耳曼民族只能作為奴工留下，讀寫達到小學，數數能數到100，我們不需要他們會更多。」

極權主義籠罩之下，我們經常看到這種思維狀況。與《辛德勒的名單》（Schindler’s List，1993）中那位集中營司令官高特（Amon Leopold Göth）一樣，我們還記得他在大屠殺前的動員令也同樣充滿神聖的歷史使命感：「今天就是歷史，今天將被永遠紀念⋯⋯，多年以後，年輕人會問起今天，今天我們創造了歷史，我們參與其中。600年前，猶太人來到這個城市⋯⋯」

這種創造歷史的使命感在很多法西斯黨徒身上，像亮閃閃的黨徽一樣懸掛着。他們都有一種握住了歷史繮繩的自信。他們中許多人真的是確信自己是在為國家、民族建立偉大的功業。

4.設計一架精密運轉的殺人機器

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曾這樣分析極權主義機器與人的關係：「極權政府的本質，正在於把人非人化，使之完全變成一個個的職員，變成行政機器上的齒輪。」

這些納粹黨員作為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既是大屠殺的設計者，又是精美的零件，共同組成了一架高效殺人機器。在萬湖會議上，他們討論的都是技術問題：怎樣處理混血猶太人；怎樣殺人效率更高；殺1100萬人要花多少時間、多少子彈；各個地區有多少猶太人要殺掉；怎樣運輸；由哪個部門負責運輸和處決，等等。

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是黨衛軍突擊大隊長、猶太人事務辦公室主任和蓋世太保。後來的他在1960年耶路撒冷被公審而成為吸引世界注意的重要政治事件，那次審判引發了漢娜·阿倫特等人的深刻政治哲學思考和辯論。在這次會議前，艾希曼就設計了許多殺人程序的細節，魔鬼的細節。這個程序完美、順暢、細節考慮周到：火車直接抵達場地，乘火車過去⋯⋯然後按照工作能力篩選，交出隨身財物、以消毒的名義。

艾希曼在會議上詳細解說自己的精密設計：「我們可以取得便捷的氰化氫顆粒⋯⋯都是分裝好的，當人感覺有毒氣時，已經來不及了。」

他們設計的解決方案非常完美和高效，討論的細節卻令人驚恐。帝國總理府國務秘書威廉·克里青格（Friedrich Wilhelm Kritzinger）居然關心到屠殺者會不會受到刺激，心理上會不會受不了！他說：「我關心的不是猶太人，我關心的是我們自己人，最終解決方案會給他們帶來精神上的傷害。」

在這些博士銜屠夫口中，屠殺兒童居然是一種人道之舉。中央保安局四處副處長卡爾·舍恩加特（Karl Eberhard Schöngarth）博士是這樣說：「我有個手下最愛衝孩子開槍，反正他們沒了父母也活不下去。他覺得這是為了孩子好。」

他們設計的殺人程序完美順暢。艾希曼說：「任何親近關係和同情心引發的同情心都將不復存在。」

5.絕不平庸，他們選擇作惡

這些人絕不是等閒之輩和平庸的凡夫俗子，他們中的一半以上具有博士頭銜。與會者刻意迴避了殺人、屠殺、滅絕這些字眼，他們選擇使用「遷移」「特別處置」「最終解決方案」這一類字眼。這種語言上的規避、糾結和謹慎，說明他們知道自己在作惡。海德里希非常注意會議和記錄中使用的語言，他提醒下屬：「注意言辭表達，一切用官方語言表述。」

每一個納粹都是理性的，他們具有正常的選擇能力。

就在這個會議室，他們還滿嘴法治國家的口號。外交部的路德還在考慮大國形象，他仍然想把納粹裝扮成一個法治國家：「但我們現在不是在東部區，而是在德意志帝國，這裏仍然講依法治國。」

但是，他們又都是普通的法西斯，機器上的法西斯。看這個艾希曼（Adolf Eichmann）中校，此人工作態度一絲不苟，準確、嚴密。從會議的籌備、資料的準備到會上的答疑都有條不紊，無論被問到什麼數據他都能立刻給出，面對各種疑問他也早有方案，而且都十分巧妙、妥帖，他多次獲得與會者稱讚。

這個名聲遠揚的阿道夫·艾希曼也熟讀康德哲學。因此在後來耶路撒冷的審判中，他能夠在法庭上準確地用康德的道德律令來為自己辯護：他聲稱，他的意志原則時刻能上升到普遍法則的高度。這就是說，他的言辭和行動符合那種純粹道德律。這個辯護反而清晰地證明，他當時的作惡絕不是簡單地服從、不思考、或者環境所迫，而是一種清醒、自覺的選擇。

中央保安局四處副處長卡爾•舍恩加特博士則認為，誰是猶太人，標準就由他自由心證：「（血統）二分之一也好，四分之一也好，反正我看他鼻子不順眼就是猶太人。」

他們用對領袖的「萬歲」歡呼，掩蓋自己的各種私利算計，他們對領袖極度盲從。從另一個角度來分析，這算計和盲從的矛盾很大程度上來自於他們內心深處對那架無情極權機器的恐懼。這架機器由領袖和他們合作打造、共同維護。暴力和意識形態洗腦強大力量的雙重擠壓，鍛造了他們狂熱的擁戴。

極權主義的惡如此沉重，以至於犯罪者和受害者都不能避免其非人化的影響，它使殺人者變成野獸，使受害者變成牲口。

在這裏，筆者用一個動詞詞組「正常化作惡」來替換「平庸的惡」（the banality of evil）這個概念。筆者試圖強調，個體的「正常化作惡」或者「作惡的正常化」，與歷史中極權主義制度的「極端的惡」緊密相連。極權主義體制是一種極端之惡（radical evil）。這種制度是對人性惡的特許通行證和強力放大器。是極權制度把作惡正常化、日常化、平庸化。這種做惡的正常化、正常化的作惡，把許許多多慘無人道的行為用一個「上級的命令」、「元首的指示」遮蓋起來。

歷史記住了這些殺人機器上的不鏽鋼齒輪和螺絲釘。

這十五個人當中，有兩個人的命運值得特別介紹。

阿道夫·艾希曼，黨衛軍突擊大隊長、猶太人事務辦公室主任，蓋世太保， 他戰後遠逃南美，後被以色列特工捕獲，押送回耶路撒冷公審。1962年6月1日，他被以反人道罪等十五條罪名處以絞刑。

但是，另一個人的命運會引發我們更深沉、或許是帶有絕望的思考：海德里希·穆勒少將，蓋世太保，中央保安局四處處長，二戰後不知所蹤⋯⋯令人深思，正義不總是遲到，而正義很多時候就是永遠不會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