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顧桃專訪：從蹲守中國最後的遊獵民族到尋找薩滿

在北京宋莊，顧桃從一處磚房的陽台探出腦袋，朝來人揮了揮手。不多會，他便跑下樓出現在視線裏：大塊頭，滿頭捲髮，微弓著身子，有些像他工作室門口擺放的那頭熊雕塑，頭戴一頂薩滿帽，側著腦袋，好奇地張望外界的一切。

這裏既是工作室，也是家。他在屋子中央搭建了碩大的蒙古包，一把脫了漆的躺椅，牆邊倚著為過兩日展覽準備的畫作、兒子的塗鴉和舊作品海報，書架裏塞滿了酒，還有一隻跟著他身後撒歡跑的小狗，毛髮因長時間未修剪，呈現出一種豪放不羈的草原之風。

顧桃為人所知，大多是因為他拍攝了「鄂溫克族三部曲」——《敖魯古雅·敖魯古雅》、《雨果的假期》、《犴達罕》。他曾循著父親顧德清的腳步蹲守森林長達八年之久，追蹤這個古老的北方遊獵民族，在生態移民的政策下，尊崇自然法則的獵人上繳獵槍，告別森林。這三部片子粗礪、坦率且充滿詩意，始終徘徊於悲傷與孤獨的基調，被視作鄂溫克狩獵文明的輓歌。人們在雪地裏、篝火旁、入夜後的月光下仰頭灌下酒，在暴力和嚎啕大哭中宣洩憤怒和絕望。在大興安嶺的一場大雪中，主人公維佳醉醺醺地，深一腳淺一腳地走在雪地裏，對著鏡頭唸出孤注一擲的詩句：「一個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就等於失去了一切/失去了一切/就代表消亡。」

那些日子，他白天和獵民一起勞作，扛著攝像機記錄他們鋸鹿茸，跟著他們漫山遍野地尋找馴鹿。夜晚松林裏簌簌的風聲呼應著噼啪作響的柴火，他就趴在帳篷裏寫日記，將鏡頭來不及捕捉的畫面記錄下來，書寫較拍攝更自由，他在其間放了些自己的感觸與脾性。這些文字直至去年才被整理好集結成書出版，書與紀錄片同名，《敖魯古雅·敖魯古雅》。

「那八年是我人生最重要、最有感觸的八年。」說話間，顧桃點燃另一根煙，一雙本就落滿滄桑的眼，在煙霧繚繞的朦朧裏，愈發悠遠。拍完「鄂溫克族三部曲」後，他明顯感覺身體裏那股勁卸掉了。

那之後幾年他似乎沉寂下去，舉家從北京搬到距離呼和浩特幾十公里的草原，在那裏租了一片草場，住蒙古包，騎馬，搞創作，做電影週，跟年輕的電影人和藝術家建立連接。「很多人以為我不做紀錄片了。」實際上，從2015年至今，他手裏還有7部片子，有的仍在持續跟拍，有的已完成初剪，他放任敏感的觸覺在北方大地四處闖蕩，隨性地遇見主題。

2020年4月，在中國應對疫情採取的大規模封控政策下，顧桃所在的那片逾百畝的草原也施行「只進不出」措施，在路口會有人戴著袖標騎著馬，告訴他們不能出去，出去就回不到草原。「那時候我就意識到，這件事不會很快結束。草原對我來說開始變得像城市中家裏的陽台，因為一旦被封鎖，就跟大小沒關係了，那種固守在同一個地方的感覺是相似的。」

無事可做的顧桃，拿著手機去追馬，他享受跟隨群馬馳騁草原的肆意與激情，像掙開束縛，將生活的煩惱和苦悶完全拋諸腦後，耳邊只剩馬蹄聲，非常壯闊。他出了一身汗，痛快淋漓，是那種「肺都要炸開」的痛快。

追到第三天，還沒跑出去五步，他就一個踉蹌摔倒在地。那是草原遲緩到來的初春，草地上還有殘雪和冰碴。手臂陣陣劇痛讓他一時間不能動彈，他躺在那，視野裏遠處傾斜的山脈、繼續奔騰的馬、移動的雲，也在慢悠悠地回頭望他。現在他大致確定，就是那個瞬間，他猝不及防地感知了年紀。「我不再是二三十歲的小夥子了，不能再被困住，我沒有那麼多時間再去守候什麼了。」

「可能我們這一批人也是這樣。」幾年前，顧桃跟曾拍攝過《悲兮魔獸》、《上訪》等多部紀錄片的導演趙亮喝酒。趙亮說，如果再讓我再花12年時間跟拍到北京來的上訪者，真的熬不動、熬不住了。顧桃深有同感，森林歲月不可複製，也許他們都需要在這個時代找到新的、適合自己的方式。

後來無意間，顧桃在草原上與一位新疆小夥子閒聊時找到了，他提及自己的奶奶是個薩滿，雙眼失明但仍能用石頭占卜。顧桃的那股勁又來了，他一拍大腿說，走吧，我們就先去找你奶奶。

說這話的幾天後，大篷車就出發了，離開草原，尋找薩滿。「大篷車」是顧桃花幾千塊買的一輛二手的麵包車，加點油就能走。這一回，他決定主動出擊，由蹲守式地等待故事發生，轉變為遊牧式地走訪、拍攝和記錄，在不同的地方做交流，也持續地寫一些文字。以腳步丈量出一張薩滿地圖、一本北方少數民族誌。他始終信奉，如出發，必到達。

薩滿地圖

顧桃腦中有兩條路線，一條從他的老家、內蒙古東北部的呼倫貝爾出發，行走在內蒙脊骨上，穿過牧區、沙漠，再經河西走廊進入新疆，一路向南；另一條則是向北走，穿越蒙古國，最終抵達西伯利亞。

薩滿地圖的開始，源於他十多年前拍的紀錄片《神翳》，講的是鄂倫春最後的薩滿關扣尼在一場病癒之後有了心事，希望在有生之年找到薩滿的傳承人，把這種古老的宗教文化繼承下來，無奈現在的年輕人已不再篤信神靈。

2019年秋天，關扣尼知道自己快走了，向政府申請了樹葬，這是鄂倫春老獵人遵循的一種古老的殯葬方式，死後把棺材放在相近的樹上，四棵樹夾緊，任由風吹雨打自然風化，最後隱入大地。關扣尼對家人說，要是顧桃能來做個記錄就好了。

她的去世，讓顧桃想了很多，想到那年冒著北國大雪坐班車前往關扣尼所在的白銀納，透過上了霜的窗戶看到白樺林盡頭，灰濛濛的林子上空白色煙柱飄遊空中；想到在攝影機輕微的電流聲中，關扣尼幽然的目光定焦在院子裏的一棵枯樹上，娓娓道來一生往事；也想到當年在山林寂靜的夜晚，她生起一堆篝火，敲響神鼓，鼓聲直達天空，與神靈溝通的場景，當然還有，關扣尼送給他的一個紀念禮物——用剪刀在樺樹皮上刻出一個挎著獵槍的鄂倫春獵手，騎在馬上，後面還跟了一隻獵狗。

這給予顧桃行動起來的靈感與使命感，於是他再次回到了白銀納，想要搜集更多關於薩滿的資料。「薩滿分很多種，有祈福、治癒、占卜等，不同民族請神送神的儀式、與神靈的關係，都不一樣。」他想是不是可以透過拍攝北方不同地區的薩滿、橫向比較他們之間的異同，構建薩滿地圖的框架。

他先去了新疆伊犁尋找一位當地久負盛名的薩滿，家門口長年排著幾公里的車隊，都是慕名而來找她占卜的人，這幾年卻忽然銷聲匿跡。

前往伊犁的路上，到處都在封控，連服務區都是空無一人。那時還沒有核酸檢測，顧桃及團隊拿著一張抽血測抗原的化驗單忐忑入疆。這時，見到一輛車停在路邊，走下來幾位哈薩克族婦女和一個年輕男孩，顧桃趕忙上前打聽薩滿的下落，將聽來的容貌特徵逐一轉述，對方搖頭表示不知。

然而三天後，顧桃通過四下打探終於找到薩滿的家、快進小區時，一個騎著摩托車出來的男孩笑著跟他打招呼，讓他跟著自己走。顧桃定睛一看，正是在服務區遇到的那個男孩。「到他家一看，我雞皮疙瘩都起來了，原來那天在車裏嚼著口香糖、穿綠色民族衣服的哈薩克婦女就是他媽媽，也就是我們要找的薩滿。」她說，我知道你們會來，一直在家等你們，但前天見面時不能告訴你我是你們要找的人，神靈會考驗人的誠意。

拍薩滿，顧桃尤其相信緣分的牽引，「我要相信我跟TA有這種連接才會去拍。」年輕的時候，顧桃的影像有種樺樹皮般粗糙的可感性，不拘泥於技巧和規則，看現場、看狀態，很容易把人帶入一種對往日的回首和沉思之中。現在他更強調連接的重要性，傾向於讓對方講述，講述他跟時代、跟上一代人、跟他所做的事之間的連接。口述史及文獻記錄的價值逐漸體現出來，顧桃的鏡頭反而甘願為之讓路。

他覺得，這種轉變也是遊牧式的拍攝方式所帶來的，「因為過去的現場是日常，每天我有時間去等待。但現在我們的大篷車在遊走，前方還有人在等我們。」過去三年間，顧桃已跟拍了四位薩滿，他預計這段旅程還有三四年才能完結。

至於他與薩滿的連接，還是存在於他對北方故土的熱愛、對生活在那裏的人的關懷中。「儘管薩滿作為一個獨立的體系，但也脫離不了民族和民族性。我透過薩滿這個主題，關注的還是北方少數民族在當下社會的生存狀況和精神狀態，他們跟自然、跟大民族的關係，他們在變化的生態裏以什麼樣的方式生存，如何應對更多年輕人進城、故鄉城市化的問題。」更遠一點，這些年他也開始有意識地延續和豐富父親的研究，期望有朝一日能夠建立屬於北方少數民族的影像檔案館。

顧桃小的時候生活在一個被森林包裹的北方小鎮上，那裏看似是縮小版的城市，大家整日忙忙碌碌為生活四處奔走，但時常也會見到背著槍的獵人來鎮上購買物資，他們豪放地喝酒吃肉、爽朗大笑。他喜歡那些回歸自然式的生活，因為在他心中那是自由的象徵，是最純樸的記憶。

森林裏最後的獵人

2003年春節，顧桃踏上了駛向敖魯古雅的普快列車。窗外冰天雪地，列車員賣力地燒著鍋爐，車廂裏依然沒有熱乎氣，他把鞋子脫掉，用在羽絨服兜裏焐熱的手溫暖雙腳。心裏隱隱有種孤獨的興奮感，因為他正走在父親二十五年前走過的路上，而那也是他涉獵鄂溫克族題材的開始。

那時的顧桃，30多歲，北漂，任何時候身邊總是圍攏著朋友，一起談笑、喝酒。如今回頭，他卻不滿意那種狀態，形容為「在對現實的茫然失措裏故作鎮定」。

春節前夕，顧桃回到老家探望父母，閒不住的他翻看父親顧德清早年出版的書《獵民生活日記》。顧德清在鄂倫春自治旗阿里河文化館工作，在顧桃的記憶裏他總是「失蹤」，母親好像知道他失蹤在哪裏，所以不找，但有抱怨。父親每次回家，都是滿臉鬍茬、頭髮蓬亂，眼鏡腿纏滿白膠布，表情疲憊，但眼裏卻有光。

顧德清將家裏最小的房間騰空，裝上紅燈泡，打造為暗房，帶著顧桃在這裏顯影，有時還讓他幫忙整理和校對文字。枝椏光禿的森林銀裝素裹，背著獵槍的獵人騎著馬、牽著獵犬踏雪前行，藉由這些逐漸在相紙浮現出來的狩獵場景，顧桃窺視到了父親世界的一角。「我想他讓我做這些，也是為了影響我吧，可是那時候我對他所寫的、所拍的，都沒有感覺，只是為了幫他完成一件事情。」

為何感覺會在事隔十多年後的重讀間忽然而至，顧桃也說不清楚，興許是在北京兜轉多年急於尋覓自我表達出路的焦慮和不甘，在對森林的凝視中被撫平，重獲在城市裏失去的呼吸感。也興許是獵民回溯過往狩獵記憶的那份憂傷，與他總在游離飄忽的心境殊途同歸。他記得幼年的一個夜晚，家裏來了一個大漢，穿著獸皮做的上衣和皮靴，他怯生生地趴在門縫看，搖曳的燭光下，大漢把獵槍放在桌上，跟父親喝酒，兩人相顧無言，一杯接一杯地下肚，臉就紅了，熱淚在眼睛裏轉。

「我一直忽略了我的故鄉，忽略了兒時獨有的經歷。」於是顧桃拿起相機，獨自前往父親曾度過青春歲月的敖魯古雅，那趟旅程初衷本是拍些照片帶回來給父親看。

聽聞老朋友的兒子來了，獵民們都很興奮，聚在老酋長的兒子何協家裏，不斷有人拿著酒走進來，人越聚越多，一坐坐一炕。大家把酒倒在茶缸裏，輪流喝，喝得雙眼通紅，悲傷地唱起歌來，淚如雨下。

顧桃來得巧，這是他們在山上的最後一個春節，來年他們就要因「生態移民」工程的推進遷到山下定居。這個民族傳說三百年前為躲避戰火，趕著馴鹿從貝爾加湖畔一路向東，跨過了額爾古納河，遷進大興安嶺西北麓深處的原始森林，他們在這裏過著與世無爭的狩獵生活，也被視作中國最後一個保留狩獵文化的部族。獵槍被沒收之後，獵民們喪失了繼續在森林中馳騁的權利，身體的能量無處施展，積鬱憤懣又不知從何疏導，選擇用酒精自我麻痹。頹廢、感傷、自我放縱地酗酒，成為他們面對文化失落的無奈抗議，從前顧德清在森林的許多老朋友都走了，「都是非自然死亡，有喝酒喝死的、病死的、凍死的。」

天已完全黑了下來，夜晚像被凍住了一樣，月亮泛著橙色的光，高高掛在天空上，大雪紛飛，森林沙沙作響。顧桃坐在那棟「木刻楞」（一種俄式木結構房子）的客廳中間，看到了兩個世界：一面是悲壯的，獵人們苦悶地喝著酒，痛哭流涕；一面是歡快的，兩隻在森林裏看護主人和馴鹿、即將退役的獵犬正在屋裏發情交配。

「我永遠忘不了那個場面，有寒氣，有酒氣，人性、獸性、自然裏的生命感、悲情與激情，全都交織在一起。」喝得醉醺醺、眼睛和頭都抬不起來的顧桃，腦中只有一個念頭：不行，照片已經沒有意義，我要回去找人，拍一部紀錄片，記下他們在山上的最後時光和下山後的經歷。

又耽誤了一年，顧桃才拿著從女朋友那裏借來的「掌中寶」相機，插上磁帶，匆忙趕回敖魯古雅。那時生態移民已經結束，人和鹿都下山了，只有老酋長、82歲的瑪利亞·索拒絕下山：「我在那的房子待過幾天，那房子的暖氣一點也不暖和，它能趕上生的火暖和嗎？」山下的暖氣裏沒有她心愛的陽光與月光，她的馴鹿也不能漫山遍野地走。她平靜地對動員她下山的人建議，「要不你們先試點一段時間，如果成功了，我肯定下山。我家現在的三百多頭馴鹿，不能這麼盲目地下山，本來敖魯古雅的馴鹿就不多了，不能再經受沒有把握的折騰了。」

瑪利亞·索一語成讖。搬遷之後，儘管獵民住宿條件有所改善，但山下生活資源無法自給自足，大量的花銷支出卻缺乏經濟來源，生活水平反而降低了，一些獵民也無法適應徹底的定居生活。定居點附近的苔蘚稀薄，加上偷獵「套獵」猖獗，還不到一個月，馴鹿就出現大面積死亡，損失嚴重。

於是有馴鹿的人家又遷回山上去了，他們組成了一個獵民點。顧桃所跟拍的故事，便是從這裏開始。

對於鏡頭的介入，獵民起初很抗拒。「最早我拍何協，他就特別反對，總說你別拿那玩意對著我，我不樂意上電視。我說這不是電視台，你要是不願意讓我拍，你就眨一下眼睛，我就拍別人或者停止。鋸鹿茸的時候他看我在拍，眨一下眼睛；喝酒的時候我一拍，他也眨眼睛；幹活、找鹿的時候，都在眨眼睛。但是時間一長，我發現他眨眼睛的次數也越來越少。」顧桃知道那是一種習慣、一種接納，時間總能解決一切。

日復一日，殘雪在樹叢的角落裏呻吟，淅淅瀝瀝的雨拍打樺樹皮撮羅子（遊牧民族一種圓錐形房子），森林老了，人也老了，然而獵民在城市與森林之間無所適從的矛盾從未消失，甚至在新一代身上更為集中地體現出來。

「在雨果（維佳的姪子）這一代就更明顯，他們渴望城市的生活，因為城市裏有年輕人喜歡的歌聽、酒吧、漂亮姑娘，但是他們留不下來，最後不得不回歸山林。」雨果18歲那年來北京宋莊找過顧桃，說想留在北京工作。顧桃給他介紹過洗碗、保安等工作，他都幹不好，不到半日就被人給攆回來了。後來反而是在森林裏找回了自己，雨果學著用抖音記錄森林日常，甚至還能靠直播賣幾個鹿產品。「他嘗試過之後就覺得城市也不過如此，城市是有錢人的城市，這就踏實了，如果不讓他來城市，那他永遠有一個心結。」

以前在草原，大人們總是不准小孩盯著天上的雲看，說是雲看多了，人容易變傻。顧桃知道，那其實是怕他們太過渴望外面的世界。他現在覺得，孩子要往外跑的時候，你就讓他去，等有一天他回來的時候，會帶著一種坦然和平靜，踏實地留在故鄉。

被酒精覆蓋的青春

顧桃覺得，25歲至35歲中間那十年特別漫長。那是九十年代，大部分人為了生存而做事，人們對於出路有許多固有的認知，譬如像顧桃這類學美術的，畢業出來就得搞裝修。他也跟著別人走，做過攝影、壁畫，當然也做過裝修。

但顧桃不甘於被時代裹挾著朝前走，做所謂「應該做的事」，他還是試圖衝破無形的規則，建立屬於自己的體系。

他曾以為攝影會是表達自我對外界感知的方式，以紀實攝影的方式記錄當下中國。為此，他一度將美國紐約攝影學院出版的教材視作法典鑽研，也關注同時代的優秀攝影師如呂楠、楊延康、劉錚，從他們的作品裏汲取養分。

顧桃也曾因攝影掙到過錢，他給服裝公司拍樣宣，來北京第二年就掙了2萬元人民幣，在當時頗為可觀，至少生活不愁。但是那錢顧桃掙得很難受，甚至掙得很緊張，「我就想，今年掙2萬，那明年不得掙4萬？後面不得更多？這個事情不是我想做的，但是好像為了錢還得做。」他那時困於一種理想與現實的二元對立裏，面臨抉擇，無暇很好地理解自己的感受，現在想來，那份難受裏或許也存在些許擔憂和鄙夷，擔憂無意義的工作過度消耗自己，也鄙夷別無他法等待被消耗的自己。

後來反而是在看到劉錚的《國人》系列，打消了顧桃在此深耕的念頭，「他（劉錚）雖然是擺拍，但當中觀念性很強，注入了作者的理解。透過那個時代下國人的面孔、肢體動作，建立自己對社會的反射。這個我做不到，主要是不好意思，自己的知識體系、認知也都不夠。」顧桃坦承，那時有種卑微感如影隨形，只是偶爾被生活裏的其他東西短暫地消解掉了。

譬如酒精。「年輕的時候我愛喝酒，也能喝酒，所以朋友特別多。」人們都說，朋友多了路好走，但顧桃覺得，路是別人的路，對你來說那未必是路。他清醒的時候很難受，很不甘心，所以喝酒，喝多了很快樂，快樂過後又是迷惘，始終陷於這樣的循環，任由酒精覆蓋青春。「所以我感覺時間特別漫長，什麼時候能三十而立啊，什麼時候能找到自己的事做啊。」

將顧桃從這種狀態裏拽出來的是紀錄片，當他選擇了以影像的形式傳遞感受，藉以回應時代，並逐漸在此建立領域，證明自身價值，他首先覺得這是尊重了自己，既而獲得了踏實和坦然。

顧桃記得，剛來北京那會，朋友們常帶著他參加不同飯局，大家習慣打招呼前先遞上名片，上面寫著職位、名字，「名片代表身分，他們用名片來尊重對方，你是什麼主任、董事長。我只有名字，沒有名片，我也不知道自己該幹什麼。做了紀錄片等於是我選擇了讓自己能夠踏實一點的事情。」

踏實之後，顧桃不再需要依靠酒精去隱藏性格裏的卑微感。他從另一角度去看待、消化性格裏原本偏向消極的一面。「因為擁有了卑微感，我才能跟著大家一起歡笑的同時，也與浮躁、一種時代的圈層保持距離。」如今，人生過半，見過足夠過的人和事，由卑微逐漸進入了一種悲憫之心。

帶著這樣的悲憫之心和天生敏感，顧桃發現到處都是素材。「我不去尋找素材，都是遇見。」在他所關注的北方少數民族這一大主題下，去遇見每個當下他所看見的、他所感知到的，以及他被觸動的人。

三年前在新疆布爾津縣，顧桃坐在出租車上，看到有個人在人行道上迎著風走，瘦瘦的，臉煞白，看不出是男是女。那是個太陽快落山的清冷午後，就像電影慢鏡頭似地，車緩慢地到了他近處，「刷」一下過去了。擦肩而過的瞬間他給顧桃一種非常強烈的孤獨感，好像整個世界都拋棄了他，他倒也不在意，在自己的舞台上行走。「特別有感覺。」等司機停車，顧桃跳下來四處張望，再想找那個身影，就找不見了。

「他怎麼那麼孤獨呢？我就想，能不能進一步去接近他，感受他？」於是顧桃就去找他了，在那個縣城翻天覆地地找了三天，終於在長途汽車站旁邊的一間小旅館找到了他。得知他是哈薩克族的跨性別者，在小旅館做清潔，也接性工作。他們一起吃了頓飯，傾訴了心事，又跟著他回家見到他與母親之間的矛盾爭執，後來這些都被拍成了一部片子。

顧桃對父親，也曾有過一些微妙的對抗性情緒。那是八十年代，改革開放才剛剛開始，時代變化之快初見端倪，顧德清最早是畫獵民生活，當他意識到畫畫速度追不上變化速度後，就改用攝影。他那時已從北方獵民生活的變化中意識到，這會是個打磨人的時代，所以在放任顧桃被時代打磨前，作為父親，他要先把兒子錘鍊結實。

「我童年過得很緊張、很恐怖。」顧桃從小非常懼怕父親，他回憶，父親上班或進森林前，總會給他佈置作業，要讀幾本書、畫幾張畫、寫幾幅字。待父親一離家，他便趁機跑去玩。那時家裏院子有個兩人高的柴垛子，姐姐就趴在上面替他望風，遠遠見到父親便出聲提醒，「聽到聲音，我就像狗似地噌噌噌竄到屋裏拿起筆，腦袋上還有汗珠。」

他還一度認為父親自私，在家庭角色中長久缺席。「我母親是勞碌命，什麼事情都得她做。」每逢秋天，他常與姐姐、母親坐很久的車到菜地裏挖土豆、白菜，準備過冬的糧食，有時天剛矇矇亮，他就要去畜牧場搶樹皮、或拉煤回來燒，「這些我父親都沒有參與過。」這讓顧桃耿耿於懷，他曾經非常迫切地想要擺脫父親的影響。

然而人的想法的確會隨著閱歷所改變，他逐漸明白父親選擇的意義，「隨著自己成長到一定年紀，我發現他那時候做的事很被人尊重，很多國內外的學者找他當年拍的照片和文字。好像他的自私只是放在一個小家庭裏，而對於整個人類發展史而言他又不自私了。」到頭來家中四個兄弟姐妹裏，反倒只有顧桃在「父親的期待」下長大，踏上文藝之路。

在兩個時代裏，他們都如同孩童般固執地蹲踞著少數人著眼的事，滿懷的火光。顧德清在人人都忙著下海投機倒把、或一杯清茶一張報紙混沌度日的年代，一頭鑽進森林裏去了。而那人跡罕至的森林同樣吸引著顧桃，父子二人的足跡終於在三十年後重合。顧桃笑言，那可能不僅是潛移默化的精神影響，而叫作「隨根了」，若非如此，他可能也在浮躁喧囂的城市裏慌慌張張地賺錢，潦草地度過此生。

他現在理解了，每當父親「失蹤」回來，總是興致很高，一把抱起門口膽怯張望的顧桃滿嘴親，滿臉胡茬讓他又痛又癢，他正享受精神領域無形的坦然和喜悅。跟顧桃此刻的狀態如出一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