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顾桃专访：从蹲守中国最后的游猎民族到寻找萨满

在北京宋庄，顾桃从一处砖房的阳台探出脑袋，朝来人挥了挥手。不多会，他便跑下楼出现在视线里：大块头，满头卷发，微弓着身子，有些像他工作室门口摆放的那头熊雕塑，头戴一顶萨满帽，侧着脑袋，好奇地张望外界的一切。

这里既是工作室，也是家。他在屋子中央搭建了硕大的蒙古包，一把脱了漆的躺椅，墙边倚着为过两日展览准备的画作、儿子的涂鸦和旧作品海报，书架里塞满了酒，还有一只跟着他身后撒欢跑的小狗，毛发因长时间未修剪，呈现出一种豪放不羁的草原之风。

顾桃为人所知，大多是因为他拍摄了“鄂温克族三部曲”——《敖鲁古雅·敖鲁古雅》、《雨果的假期》、《犴达罕》。他曾循着父亲顾德清的脚步蹲守森林长达八年之久，追踪这个古老的北方游猎民族，在生态移民的政策下，尊崇自然法则的猎人上缴猎枪，告别森林。这三部片子粗砺、坦率且充满诗意，始终徘徊于悲伤与孤独的基调，被视作鄂温克狩猎文明的挽歌。人们在雪地里、篝火旁、入夜后的月光下仰头灌下酒，在暴力和嚎啕大哭中宣泄愤怒和绝望。在大兴安岭的一场大雪中，主人公维佳醉醺醺地，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雪地里，对着镜头念出孤注一掷的诗句：“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就等于失去了一切/失去了一切/就代表消亡。”

那些日子，他白天和猎民一起劳作，扛着摄像机记录他们锯鹿茸，跟着他们漫山遍野地寻找驯鹿。夜晚松林里簌簌的风声呼应着噼啪作响的柴火，他就趴在帐篷里写日记，将镜头来不及捕捉的画面记录下来，书写较拍摄更自由，他在其间放了些自己的感触与脾性。这些文字直至去年才被整理好集结成书出版，书与纪录片同名，《敖鲁古雅·敖鲁古雅》。

“那八年是我人生最重要、最有感触的八年。”说话间，顾桃点燃另一根烟，一双本就落满沧桑的眼，在烟雾缭绕的朦胧里，愈发悠远。拍完“鄂温克族三部曲”后，他明显感觉身体里那股劲卸掉了。

那之后几年他似乎沉寂下去，举家从北京搬到距离呼和浩特几十公里的草原，在那里租了一片草场，住蒙古包，骑马，搞创作，做电影周，跟年轻的电影人和艺术家建立连接。“很多人以为我不做纪录片了。”实际上，从2015年至今，他手里还有7部片子，有的仍在持续跟拍，有的已完成初剪，他放任敏感的触觉在北方大地四处闯荡，随性地遇见主题。

2020年4月，在中国应对疫情采取的大规模封控政策下，顾桃所在的那片逾百亩的草原也施行“只进不出”措施，在路口会有人戴着袖标骑着马，告诉他们不能出去，出去就回不到草原。“那时候我就意识到，这件事不会很快结束。草原对我来说开始变得像城市中家里的阳台，因为一旦被封锁，就跟大小没关系了，那种固守在同一个地方的感觉是相似的。”

无事可做的顾桃，拿着手机去追马，他享受跟随群马驰骋草原的肆意与激情，像挣开束缚，将生活的烦恼和苦闷完全抛诸脑后，耳边只剩马蹄声，非常壮阔。他出了一身汗，痛快淋漓，是那种“肺都要炸开”的痛快。

追到第三天，还没跑出去五步，他就一个踉跄摔倒在地。那是草原迟缓到来的初春，草地上还有残雪和冰碴。手臂阵阵剧痛让他一时间不能动弹，他躺在那，视野里远处倾斜的山脉、继续奔腾的马、移动的云，也在慢悠悠地回头望他。现在他大致确定，就是那个瞬间，他猝不及防地感知了年纪。“我不再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了，不能再被困住，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再去守候什么了。”

“可能我们这一批人也是这样。”几年前，顾桃跟曾拍摄过《悲兮魔兽》、《上访》等多部纪录片的导演赵亮喝酒。赵亮说，如果再让我再花12年时间跟拍到北京来的上访者，真的熬不动、熬不住了。顾桃深有同感，森林岁月不可复制，也许他们都需要在这个时代找到新的、适合自己的方式。

后来无意间，顾桃在草原上与一位新疆小伙子闲聊时找到了，他提及自己的奶奶是个萨满，双眼失明但仍能用石头占卜。顾桃的那股劲又来了，他一拍大腿说，走吧，我们就先去找你奶奶。

说这话的几天后，大篷车就出发了，离开草原，寻找萨满。“大篷车”是顾桃花几千块买的一辆二手的面包车，加点油就能走。这一回，他决定主动出击，由蹲守式地等待故事发生，转变为游牧式地走访、拍摄和记录，在不同的地方做交流，也持续地写一些文字。以脚步丈量出一张萨满地图、一本北方少数民族志。他始终信奉，如出发，必到达。

萨满地图

顾桃脑中有两条路线，一条从他的老家、内蒙古东北部的呼伦贝尔出发，行走在内蒙脊骨上，穿过牧区、沙漠，再经河西走廊进入新疆，一路向南；另一条则是向北走，穿越蒙古国，最终抵达西伯利亚。

萨满地图的开始，源于他十多年前拍的纪录片《神翳》，讲的是鄂伦春最后的萨满关扣尼在一场病愈之后有了心事，希望在有生之年找到萨满的传承人，把这种古老的宗教文化继承下来，无奈现在的年轻人已不再笃信神灵。

2019年秋天，关扣尼知道自己快走了，向政府申请了树葬，这是鄂伦春老猎人遵循的一种古老的殡葬方式，死后把棺材放在相近的树上，四棵树夹紧，任由风吹雨打自然风化，最后隐入大地。关扣尼对家人说，要是顾桃能来做个记录就好了。

她的去世，让顾桃想了很多，想到那年冒着北国大雪坐班车前往关扣尼所在的白银纳，透过上了霜的窗户看到白桦林尽头，灰濛濛的林子上空白色烟柱飘游空中；想到在摄影机轻微的电流声中，关扣尼幽然的目光定焦在院子里的一棵枯树上，娓娓道来一生往事；也想到当年在山林寂静的夜晚，她生起一堆篝火，敲响神鼓，鼓声直达天空，与神灵沟通的场景，当然还有，关扣尼送给他的一个纪念礼物——用剪刀在桦树皮上刻出一个挎着猎枪的鄂伦春猎手，骑在马上，后面还跟了一只猎狗。

这给予顾桃行动起来的灵感与使命感，于是他再次回到了白银纳，想要搜集更多关于萨满的资料。“萨满分很多种，有祈福、治愈、占卜等，不同民族请神送神的仪式、与神灵的关系，都不一样。”他想是不是可以透过拍摄北方不同地区的萨满、横向比较他们之间的异同，构建萨满地图的框架。

他先去了新疆伊犁寻找一位当地久负盛名的萨满，家门口长年排着几公里的车队，都是慕名而来找她占卜的人，这几年却忽然销声匿迹。

前往伊犁的路上，到处都在封控，连服务区都是空无一人。那时还没有核酸检测，顾桃及团队拿着一张抽血测抗原的化验单忐忑入疆。这时，见到一辆车停在路边，走下来几位哈萨克族妇女和一个年轻男孩，顾桃赶忙上前打听萨满的下落，将听来的容貌特征逐一转述，对方摇头表示不知。

然而三天后，顾桃通过四下打探终于找到萨满的家、快进小区时，一个骑着摩托车出来的男孩笑着跟他打招呼，让他跟着自己走。顾桃定睛一看，正是在服务区遇到的那个男孩。“到他家一看，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原来那天在车里嚼着口香糖、穿绿色民族衣服的哈萨克妇女就是他妈妈，也就是我们要找的萨满。”她说，我知道你们会来，一直在家等你们，但前天见面时不能告诉你我是你们要找的人，神灵会考验人的诚意。

拍萨满，顾桃尤其相信缘分的牵引，“我要相信我跟TA有这种连接才会去拍。”年轻的时候，顾桃的影像有种桦树皮般粗糙的可感性，不拘泥于技巧和规则，看现场、看状态，很容易把人带入一种对往日的回首和沉思之中。现在他更强调连接的重要性，倾向于让对方讲述，讲述他跟时代、跟上一代人、跟他所做的事之间的连接。口述史及文献记录的价值逐渐体现出来，顾桃的镜头反而甘愿为之让路。

他觉得，这种转变也是游牧式的拍摄方式所带来的，“因为过去的现场是日常，每天我有时间去等待。但现在我们的大篷车在游走，前方还有人在等我们。”过去三年间，顾桃已跟拍了四位萨满，他预计这段旅程还有三四年才能完结。

至于他与萨满的连接，还是存在于他对北方故土的热爱、对生活在那里的人的关怀中。“尽管萨满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但也脱离不了民族和民族性。我透过萨满这个主题，关注的还是北方少数民族在当下社会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他们跟自然、跟大民族的关系，他们在变化的生态里以什么样的方式生存，如何应对更多年轻人进城、故乡城市化的问题。”更远一点，这些年他也开始有意识地延续和丰富父亲的研究，期望有朝一日能够建立属于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像档案馆。

顾桃小的时候生活在一个被森林包裹的北方小镇上，那里看似是缩小版的城市，大家整日忙忙碌碌为生活四处奔走，但时常也会见到背着枪的猎人来镇上购买物资，他们豪放地喝酒吃肉、爽朗大笑。他喜欢那些回归自然式的生活，因为在他心中那是自由的象征，是最纯朴的记忆。

森林里最后的猎人

2003年春节，顾桃踏上了驶向敖鲁古雅的普快列车。窗外冰天雪地，列车员卖力地烧着锅炉，车厢里依然没有热乎气，他把鞋子脱掉，用在羽绒服兜里焐热的手温暖双脚。心里隐隐有种孤独的兴奋感，因为他正走在父亲二十五年前走过的路上，而那也是他涉猎鄂温克族题材的开始。

那时的顾桃，30多岁，北漂，任何时候身边总是围拢着朋友，一起谈笑、喝酒。如今回头，他却不满意那种状态，形容为“在对现实的茫然失措里故作镇定”。

春节前夕，顾桃回到老家探望父母，闲不住的他翻看父亲顾德清早年出版的书《猎民生活日记》。顾德清在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文化馆工作，在顾桃的记忆里他总是“失踪”，母亲好像知道他失踪在哪里，所以不找，但有抱怨。父亲每次回家，都是满脸胡茬、头发蓬乱，眼镜腿缠满白胶布，表情疲惫，但眼里却有光。

顾德清将家里最小的房间腾空，装上红灯泡，打造为暗房，带着顾桃在这里显影，有时还让他帮忙整理和校对文字。枝桠光秃的森林银装素裹，背着猎枪的猎人骑着马、牵着猎犬踏雪前行，借由这些逐渐在相纸浮现出来的狩猎场景，顾桃窥视到了父亲世界的一角。“我想他让我做这些，也是为了影响我吧，可是那时候我对他所写的、所拍的，都没有感觉，只是为了帮他完成一件事情。”

为何感觉会在事隔十多年后的重读间忽然而至，顾桃也说不清楚，兴许是在北京兜转多年急于寻觅自我表达出路的焦虑和不甘，在对森林的凝视中被抚平，重获在城市里失去的呼吸感。也兴许是猎民回溯过往狩猎记忆的那份忧伤，与他总在游离飘忽的心境殊途同归。他记得幼年的一个夜晚，家里来了一个大汉，穿着兽皮做的上衣和皮靴，他怯生生地趴在门缝看，摇曳的烛光下，大汉把猎枪放在桌上，跟父亲喝酒，两人相顾无言，一杯接一杯地下肚，脸就红了，热泪在眼睛里转。

“我一直忽略了我的故乡，忽略了儿时独有的经历。”于是顾桃拿起相机，独自前往父亲曾度过青春岁月的敖鲁古雅，那趟旅程初衷本是拍些照片带回来给父亲看。

听闻老朋友的儿子来了，猎民们都很兴奋，聚在老酋长的儿子何协家里，不断有人拿着酒走进来，人越聚越多，一坐坐一炕。大家把酒倒在茶缸里，轮流喝，喝得双眼通红，悲伤地唱起歌来，泪如雨下。

顾桃来得巧，这是他们在山上的最后一个春节，来年他们就要因“生态移民”工程的推进迁到山下定居。这个民族传说三百年前为躲避战火，赶着驯鹿从贝尔加湖畔一路向东，跨过了额尔古纳河，迁进大兴安岭西北麓深处的原始森林，他们在这里过着与世无争的狩猎生活，也被视作中国最后一个保留狩猎文化的部族。猎枪被没收之后，猎民们丧失了继续在森林中驰骋的权利，身体的能量无处施展，积郁愤懑又不知从何疏导，选择用酒精自我麻痹。颓废、感伤、自我放纵地酗酒，成为他们面对文化失落的无奈抗议，从前顾德清在森林的许多老朋友都走了，“都是非自然死亡，有喝酒喝死的、病死的、冻死的。”

天已完全黑了下来，夜晚像被冻住了一样，月亮泛着橙色的光，高高挂在天空上，大雪纷飞，森林沙沙作响。顾桃坐在那栋“木刻楞”（一种俄式木结构房子）的客厅中间，看到了两个世界：一面是悲壮的，猎人们苦闷地喝着酒，痛哭流涕；一面是欢快的，两只在森林里看护主人和驯鹿、即将退役的猎犬正在屋里发情交配。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场面，有寒气，有酒气，人性、兽性、自然里的生命感、悲情与激情，全都交织在一起。”喝得醉醺醺、眼睛和头都抬不起来的顾桃，脑中只有一个念头：不行，照片已经没有意义，我要回去找人，拍一部纪录片，记下他们在山上的最后时光和下山后的经历。

又耽误了一年，顾桃才拿着从女朋友那里借来的“掌中宝”相机，插上磁带，匆忙赶回敖鲁古雅。那时生态移民已经结束，人和鹿都下山了，只有老酋长、82岁的玛利亚·索拒绝下山：“我在那的房子待过几天，那房子的暖气一点也不暖和，它能赶上生的火暖和吗？”山下的暖气里没有她心爱的阳光与月光，她的驯鹿也不能漫山遍野地走。她平静地对动员她下山的人建议，“要不你们先试点一段时间，如果成功了，我肯定下山。我家现在的三百多头驯鹿，不能这么盲目地下山，本来敖鲁古雅的驯鹿就不多了，不能再经受没有把握的折腾了。”

玛利亚·索一语成谶。搬迁之后，尽管猎民住宿条件有所改善，但山下生活资源无法自给自足，大量的花销支出却缺乏经济来源，生活水平反而降低了，一些猎民也无法适应彻底的定居生活。定居点附近的苔藓稀薄，加上偷猎“套猎”猖獗，还不到一个月，驯鹿就出现大面积死亡，损失严重。

于是有驯鹿的人家又迁回山上去了，他们组成了一个猎民点。顾桃所跟拍的故事，便是从这里开始。

对于镜头的介入，猎民起初很抗拒。“最早我拍何协，他就特别反对，总说你别拿那玩意对着我，我不乐意上电视。我说这不是电视台，你要是不愿意让我拍，你就眨一下眼睛，我就拍别人或者停止。锯鹿茸的时候他看我在拍，眨一下眼睛；喝酒的时候我一拍，他也眨眼睛；干活、找鹿的时候，都在眨眼睛。但是时间一长，我发现他眨眼睛的次数也越来越少。”顾桃知道那是一种习惯、一种接纳，时间总能解决一切。

日复一日，残雪在树丛的角落里呻吟，淅淅沥沥的雨拍打桦树皮撮罗子（游牧民族一种圆锥形房子），森林老了，人也老了，然而猎民在城市与森林之间无所适从的矛盾从未消失，甚至在新一代身上更为集中地体现出来。

“在雨果（维佳的侄子）这一代就更明显，他们渴望城市的生活，因为城市里有年轻人喜欢的歌听、酒吧、漂亮姑娘，但是他们留不下来，最后不得不回归山林。”雨果18岁那年来北京宋庄找过顾桃，说想留在北京工作。顾桃给他介绍过洗碗、保安等工作，他都干不好，不到半日就被人给撵回来了。后来反而是在森林里找回了自己，雨果学着用抖音记录森林日常，甚至还能靠直播卖几个鹿产品。“他尝试过之后就觉得城市也不过如此，城市是有钱人的城市，这就踏实了，如果不让他来城市，那他永远有一个心结。”

以前在草原，大人们总是不准小孩盯着天上的云看，说是云看多了，人容易变傻。顾桃知道，那其实是怕他们太过渴望外面的世界。他现在觉得，孩子要往外跑的时候，你就让他去，等有一天他回来的时候，会带着一种坦然和平静，踏实地留在故乡。

被酒精覆盖的青春

顾桃觉得，25岁至35岁中间那十年特别漫长。那是九十年代，大部分人为了生存而做事，人们对于出路有许多固有的认知，譬如像顾桃这类学美术的，毕业出来就得搞装修。他也跟着别人走，做过摄影、壁画，当然也做过装修。

但顾桃不甘于被时代裹挟着朝前走，做所谓“应该做的事”，他还是试图冲破无形的规则，建立属于自己的体系。

他曾以为摄影会是表达自我对外界感知的方式，以纪实摄影的方式记录当下中国。为此，他一度将美国纽约摄影学院出版的教材视作法典钻研，也关注同时代的优秀摄影师如吕楠、杨延康、刘铮，从他们的作品里汲取养分。

顾桃也曾因摄影挣到过钱，他给服装公司拍样宣，来北京第二年就挣了2万元人民币，在当时颇为可观，至少生活不愁。但是那钱顾桃挣得很难受，甚至挣得很紧张，“我就想，今年挣2万，那明年不得挣4万？后面不得更多？这个事情不是我想做的，但是好像为了钱还得做。”他那时困于一种理想与现实的二元对立里，面临抉择，无暇很好地理解自己的感受，现在想来，那份难受里或许也存在些许担忧和鄙夷，担忧无意义的工作过度消耗自己，也鄙夷别无他法等待被消耗的自己。

后来反而是在看到刘铮的《国人》系列，打消了顾桃在此深耕的念头，“他（刘铮）虽然是摆拍，但当中观念性很强，注入了作者的理解。透过那个时代下国人的面孔、肢体动作，建立自己对社会的反射。这个我做不到，主要是不好意思，自己的知识体系、认知也都不够。”顾桃坦承，那时有种卑微感如影随形，只是偶尔被生活里的其他东西短暂地消解掉了。

譬如酒精。“年轻的时候我爱喝酒，也能喝酒，所以朋友特别多。”人们都说，朋友多了路好走，但顾桃觉得，路是别人的路，对你来说那未必是路。他清醒的时候很难受，很不甘心，所以喝酒，喝多了很快乐，快乐过后又是迷惘，始终陷于这样的循环，任由酒精覆盖青春。“所以我感觉时间特别漫长，什么时候能三十而立啊，什么时候能找到自己的事做啊。”

将顾桃从这种状态里拽出来的是纪录片，当他选择了以影像的形式传递感受，借以回应时代，并逐渐在此建立领域，证明自身价值，他首先觉得这是尊重了自己，既而获得了踏实和坦然。

顾桃记得，刚来北京那会，朋友们常带着他参加不同饭局，大家习惯打招呼前先递上名片，上面写着职位、名字，“名片代表身分，他们用名片来尊重对方，你是什么主任、董事长。我只有名字，没有名片，我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做了纪录片等于是我选择了让自己能够踏实一点的事情。”

踏实之后，顾桃不再需要依靠酒精去隐藏性格里的卑微感。他从另一角度去看待、消化性格里原本偏向消极的一面。“因为拥有了卑微感，我才能跟着大家一起欢笑的同时，也与浮躁、一种时代的圈层保持距离。”如今，人生过半，见过足够过的人和事，由卑微逐渐进入了一种悲悯之心。

带着这样的悲悯之心和天生敏感，顾桃发现到处都是素材。“我不去寻找素材，都是遇见。”在他所关注的北方少数民族这一大主题下，去遇见每个当下他所看见的、他所感知到的，以及他被触动的人。

三年前在新疆布尔津县，顾桃坐在出租车上，看到有个人在人行道上迎着风走，瘦瘦的，脸煞白，看不出是男是女。那是个太阳快落山的清冷午后，就像电影慢镜头似地，车缓慢地到了他近处，“刷”一下过去了。擦肩而过的瞬间他给顾桃一种非常强烈的孤独感，好像整个世界都抛弃了他，他倒也不在意，在自己的舞台上行走。“特别有感觉。”等司机停车，顾桃跳下来四处张望，再想找那个身影，就找不见了。

“他怎么那么孤独呢？我就想，能不能进一步去接近他，感受他？”于是顾桃就去找他了，在那个县城翻天覆地地找了三天，终于在长途汽车站旁边的一间小旅馆找到了他。得知他是哈萨克族的跨性别者，在小旅馆做清洁，也接性工作。他们一起吃了顿饭，倾诉了心事，又跟着他回家见到他与母亲之间的矛盾争执，后来这些都被拍成了一部片子。

顾桃对父亲，也曾有过一些微妙的对抗性情绪。那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才刚刚开始，时代变化之快初见端倪，顾德清最早是画猎民生活，当他意识到画画速度追不上变化速度后，就改用摄影。他那时已从北方猎民生活的变化中意识到，这会是个打磨人的时代，所以在放任顾桃被时代打磨前，作为父亲，他要先把儿子锤炼结实。

“我童年过得很紧张、很恐怖。”顾桃从小非常惧怕父亲，他回忆，父亲上班或进森林前，总会给他布置作业，要读几本书、画几张画、写几幅字。待父亲一离家，他便趁机跑去玩。那时家里院子有个两人高的柴垛子，姐姐就趴在上面替他望风，远远见到父亲便出声提醒，“听到声音，我就像狗似地噌噌噌窜到屋里拿起笔，脑袋上还有汗珠。”

他还一度认为父亲自私，在家庭角色中长久缺席。“我母亲是劳碌命，什么事情都得她做。”每逢秋天，他常与姐姐、母亲坐很久的车到菜地里挖土豆、白菜，准备过冬的粮食，有时天刚矇矇亮，他就要去畜牧场抢树皮、或拉煤回来烧，“这些我父亲都没有参与过。”这让顾桃耿耿于怀，他曾经非常迫切地想要摆脱父亲的影响。

然而人的想法的确会随着阅历所改变，他逐渐明白父亲选择的意义，“随着自己成长到一定年纪，我发现他那时候做的事很被人尊重，很多国内外的学者找他当年拍的照片和文字。好像他的自私只是放在一个小家庭里，而对于整个人类发展史而言他又不自私了。”到头来家中四个兄弟姐妹里，反倒只有顾桃在“父亲的期待”下长大，踏上文艺之路。

在两个时代里，他们都如同孩童般固执地蹲踞着少数人着眼的事，满怀的火光。顾德清在人人都忙着下海投机倒把、或一杯清茶一张报纸混沌度日的年代，一头钻进森林里去了。而那人迹罕至的森林同样吸引着顾桃，父子二人的足迹终于在三十年后重合。顾桃笑言，那可能不仅是潜移默化的精神影响，而叫作“随根了”，若非如此，他可能也在浮躁喧嚣的城市里慌慌张张地赚钱，潦草地度过此生。

他现在理解了，每当父亲“失踪”回来，总是兴致很高，一把抱起门口胆怯张望的顾桃满嘴亲，满脸胡茬让他又痛又痒，他正享受精神领域无形的坦然和喜悦。跟顾桃此刻的状态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