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說書人：數據拆解「說好香港故事」億元計劃

經歷反修例運動、國安法立法、新冠疫情和選舉制度改制，香港政府對於「香港故事」的競逐爭奪從未止息。一方面，港府繼續查禁輿論，傳媒審查、圖書和節目下架恆常發生，民間「說香港故事」日益艱難；另一方面，港府亦著力「說好香港故事」，務求在處處受批的輿論環境中挽回劣勢，提升香港在國際和中國大陸的聲譽地位。

「我們要向世界『說好香港故事』，說出真實的香港好故事，讓世界看到香港的光芒。國際政治環境錯綜複雜，外部勢力不時刻意對國家抹黑造謠，歪曲香港的狀況。我們要向世界宣揚香港的優勢、成就和機遇，說出香港是讓人實現夢想的一個好地方，說出香港的事實。」

在2022年10月，紀律部隊出身的行政長官李家超發表任內首份施政報告，當中明確提到「說好香港故事」。此前，李家超上任後不久就在立法會表示，「我們雖然是君子，但世上有很多小人」，香港對自己的成就不能再採取「有麝自然香」的態度，要「畫公仔畫出腸（說清楚）」宣傳香港。

港府正全力啟動「外宣」和「內宣」工作，銳意宣揚香港優勢，重塑香港形象，以此吸納人才、招商引資，推動香港「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新階段」。

究竟香港政府的宣傳公關機制如何運作？涉及的的開支和影響力是怎樣？當中又採用了哪些策略和修辭？和「說好中國故事」比較，「說好香港故事」之官僚運作和論述內涵的不同，又怎樣揭示香港宣傳和政治制度的特質？2023年7月1日，是香港主權移交第26年，端傳媒從12張圖表切入，全面盤點港府「說好香港故事」的關鍵議題。

逾1.8億「外（內）宣」開支的核心部門：政府新聞處

中國常常被稱作政宣國家（propaganda state），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宣傳和輿論管控，相反「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在傳統上就沒有那麼重視宣傳工作。

現時香港政府宣傳公關體制的核心部門是政府新聞處，這個部門級別不算太高，隸屬於「決策局」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其首長新聞處處長是首長級第六級（D6）的官員，既非中央接受特首提名而委任的26位主要官員，也非43位特區政府政治委任官職的一員。作為港府宣傳工作的執行部門，政府新聞處主要負責政府的公共關係、宣傳、出版及新聞發佈，也是特區政府的傳媒顧問及研究小組。和中共中央宣傳部不同，新聞處並不負責主管和營運香港的官方傳媒，但為政府提供內容發佈和製作服務。

在外宣和內宣方面，政府新聞處下設「香港以外地區公共關係科」，主力在國際間及大陸推廣香港的良好形象。過去十年，政府新聞處用於「香港以外的公共關係」開支呈上升趨勢，顯示政府更加著力「說好香港故事」。在2014/15財政年度，有關開支只有不到8400萬，但經過雨傘運動後的翌年財政年度就突破1億大關，到最新的2023/2024年財政年度預算則高達1.82億，十年間的開支翻倍。

經過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政府新聞處亦顯然增加開支，從2019/20年的1.45億升至涉及回歸25週年宣傳的2022/23年的高位1.91億。2020年6月，政府新聞處更罕有地斥資4800萬港元委聘總部設於英國的全球策略及傳訊顧問公司Consulum FZ LLC ，專門為港府制定「香港重新出發」的傳訊策略、市場推廣及廣告宣傳計劃，希望突顯香港經濟復蘇和協助重振外界對香港作為投資、營商和安居樂業之地的信心。Consulum也曾為沙特阿拉伯政府重建國際形象。

在最新的2023/24年財政年度中，政府新聞處1.82億的「香港以外的公共關係」開支用在「走出去」和「 請客來 」。前者包括媒體合作、投放廣告和社交媒體，並和駐外（內）辦事處及香港的國際社群聯結，後者指舉行具影響力的國際會議，贊助海內外具影響力的政商及媒體領袖訪港，希望他們「把香港的好故事帶回家」，預計開支約為1650萬元。

撥款5000萬，財爺領軍設新小組「說好香港故事」

在「說好香港故事」工作上，政府新聞處還有一個新角色：擔任今年1月成立的「推廣香港新優勢專責小組」的秘書處。

過去港府少有專門設立小組對外宣傳，這是港府罕有成立跨部門、多位社會人士參與的「推廣香港新優勢專責小組」，專注建構論述、收集意見，推廣香港的優勢。小組接受政府撥款5000萬，由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領導，他表示香港經過幾年發展有不少積極變化，但部分海內外人士因「不理解香港」而有「負面觀感」，現在經過三年疫情，社會快速復常，正好是「主動出擊」宣傳推廣的時候。

根據小組公佈的名單11名官方成員包括財政司副司長、律政司副司長、文化體育及旅遊局長、醫務衛生局長、創新科技及工業局長、政府新聞處長等；另外14間伙伴機構包括金管局、科技園、港鐵、機管局、貿發局等公營機構。

仔細分析非官方22名成員的名單（註：文末附有完整名單），可見該小組由商界主導。外國商會相關人士佔4人，金融和投資界人士另有4人。至於其他本地大企業和商業機構高層的成員亦有8人。

在非官方名單中，最為人熟知的文化和傳媒界人士是寰亞傳媒集團主席林建岳，以及近來捲入紀錄片倫理爭議的《給十九歲的我》導演張婉婷。在本地傳媒中，只有《南華早報》總編輯譚衛兒入組，學界人士則有陳繁昌教授，他是現任阿卜杜拉國王科技大學校長、前香港科技大學校長。

值得注意的是，名單出現兩位港人未必熟悉但頗有影響力的大陸背景傳媒人。一位是有「中國梅鐸」之稱的黎瑞剛，他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書長、上海文廣新聞傳媒集團總裁等。黎在2009年4月創辦華人文化產業投資基金並擔任高層，是國內專注於媒體和文化產業投資的人民幣私募股權基金。現時，黎瑞剛亦是TVB大股東。另一位大陸背景的媒體人是李世默，他是大陸時政媒體觀察者網的創始人之一，該媒體民族主義色彩濃厚，是「說好中國故事」的重要平台。

按地域背景看，這份名單的非官方成員不但有歐美和大陸背景，還有兩位成員具中東背景，一位是黎巴嫩金融菁英Samir Assaf，另一位是沙特的大學校長陳繁昌，兩人或有助獻策特區政府在中東說好香港故事。對李家超政府來說，中東是重要的地方，是目前特首和最高級財金經貿官員外訪最多次數的地區之一。

「內宣」和「外宣」的社交平台陣地戰

如今社交媒體已經成為不少國家政府重要的宣傳和輿論陣地。隨著網絡科技和資訊媒介的發展，政府在社交媒體上的表現，逐漸從政策發放轉化為個性化的內容，試圖以此形塑官員個人形象，拉近與民眾的距離。

回顧首位踏足社交平台的香港特首，曾蔭權在2010年9月以「上亞厘畢道 Upper Albert Road」的名字開設Facebook專頁，不時發佈個人生活蹤跡、感受等。此後每任特首，包括梁振英、林鄭月娥和現任特首李家超，開設Facebook已成為基本盤。2022年7月1日，李家超甫上任，同時在Facebook、Instagram和微博開通帳號並發帖。對比三個社交平台表現，以大陸網民為主要受眾的微博明顯表現更佳，至今累計超過386.4萬追蹤人數，Facebook僅有4萬人、Instagram有1.7萬，後兩者相形見絀。

現屆官員和政府部門比過往更注重經營大陸的社交平台，表現對比海外社交平台往往更搶眼。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在2022年7月1日率先開設Facebook和Instagram，在2023年則進軍時下最受大陸年輕人追捧的小紅書與微博。小紅書累計的追蹤人數逾9000人，是Facebook近三倍，微博則擁有17.2萬追蹤人數。保安局局長鄧炳強的足跡與陳國基類似，先於2022年7月開通Facebook和Instagram，而後9月開通微博和小紅書，後兩者更受到網民追捧。

與往屆政府不同的是，紀律部隊也更積極開拓大陸的社交媒體。2023年6月20日，香港警察進軍小紅書，而此前已登陸包括Facebook、微信、微博等6個社交平台。警隊小紅書首則發帖由警務處處長蕭澤頤露面拍片，稱要「講好香港警察故事」。該帳號在而後4天共發佈11則貼文，均與警隊影片《守城前傳》宣傳有關，獲不少大陸網友支持。香港海關則是紀律部隊中率先開設抖音帳號的部門，2023年4月26日至6月下旬，獲得約2.4萬追蹤人數。

政府新聞處除了發佈新聞公報，近年也廣泛利用社交平台。「香港政府新聞網」的官方帳號，最早於2010年分別在Twitter和Youtube開通，營運超過10年，分別累積約4.69萬和7.21萬追蹤人數；同年，又開通微博，累計追蹤人數顯著超過其他平台，高達122萬。此外，政府新聞網在而後幾年，亦註冊了大眾常用的Facebook、Instagram、微信。

2019年12月，香港經歷數月反修例運動，政府力圖在輿論戰場增添馬力，特地設立名為「添馬台」（Tamar Talk）（註：「添馬」為政府總部所在地）的Facebook帳號，以闢謠為目的，日常發放政府消息和立場。根據立法會文件，「添馬台」Facebook在2022年觸及和互動人數最多的貼文均與新冠疫苗相關。

由香港政府新聞處負責統籌的「香港品牌」，於1997年主權回歸時開始萌發。當時為了樹立香港的國際地位，策略發展委員會在2000年向時任特首董建華建議成立「香港品牌」，並在同年5月推出，將香港的宣傳角色設立為「亞洲國際都會」，在全球經濟中擔任重要角色、匯聚全球人才、維護法治和保護言論自由等。「香港品牌」的Logo標誌形象為飛龍，象徵香港為東西文化薈萃之地。

雖然「香港品牌」已成立23年，但在2015年才踏入社交平台，海外社交平台包括Facebook、LinkedIn等，大陸社交平台則有微博、微信和視頻網站優酷。不過，優酷的追蹤人數表現平平，成立5年僅不到600人關注。

2023年2月，香港取消旅遊限制，中港兩地通關，港府的「香港品牌」平台有份推出全球宣傳活動「你好，香港！」（Hello Hong Kong），斥資吸引全球旅客。例如向全球旅客送出50萬機票，全年舉辦逾200項文娛和體育活動。

在全球媒體中形塑香港新形象：未來、機會、重回正軌

對港府來說，外媒和內媒的香港故事尤其重要，而港府銳意透過刊登文章和贊助內容對外和對內宣傳香港。根據「香港品牌」資料庫統計，由2019年1月至2023年6月，香港政府在全球媒體共刊登文章和贊助內容147篇。2022年正值回歸25週年、習近平亦在七一訪港，該年總刊登數量最多，共56篇，其中21篇刊載於大陸媒體（註：鳳凰衛視是極少數獲得中國大陸部分地區落地權的境外媒體，目前主要股東是央企紫荊文化集團。在此統計中歸為大陸媒體）。

按各媒體總部的地域劃分，經美國媒體刊登的文章和廣告最多，共49篇；其次是英國、共40篇；大陸以35篇（註：包含在鳳凰衛視刊登）位居第三。此外，港府亦將文章投遞至歐洲、澳洲、阿拉伯、東亞等國的媒體。端傳媒統計不同媒體刊文數量，最受港府青睞的是《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爬梳港府發表在《經濟學人》的29篇文章內容，以金融科技生態和國際航空樞紐為宣傳重點，另會宣揚香港的產業發展、推廣在港創科與投資的機遇、以M+博物館為重心塑造「亞洲藝術之都」的崛起、強調香港將「一帶一路」與世界接軌等。

政府亦經常在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商業頻道CNBC和彭博社刊登文章和廣告，2019年1月至2023年6月，分別刊登12篇和11篇宣傳文章。同為新聞頻道的美國CNN則有8篇。政府亦會在一些擁有全球受眾的知名報紙、商業雜誌登文，如《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福布斯（Forbes）、《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和《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等等。

值得留意的是，外國傳媒機構也收到不少來自港府的批評信函。根據彭博社2022年7月24日報導，自2020年5月港府至少向全球174間傳媒機構去信逾500次，回應針對外媒的報導、評論和社評，涉及國安法、選舉制度修改、民主派被DQ等事件。這些媒體遍佈美國、英國、澳洲、日本等29個國家。其中，《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經濟學人》收信最多。

經過反修例運動，香港在大陸的形象下降。港府在中國大陸的宣傳平台，包括廣東省宣傳部主管的《南方日報》、共青團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青年報》及中宣部主辦、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代管的《中國日報》等刊登贊助內容。其內容強調香港以大灣區一隅聯通世界、創科發展競爭力靠前、展示香港能滿足不同市場的優勢、香港作為中國對外的門戶角色等。此外，港府亦會製作宣傳影片，在深圳衛視和鳳凰衛視播放。

港府在近兩年宣傳策略，更將生活模式作為賣點，務求把香港塑造成宜居城市的形象，加強對外招攬人才的吸引力。這在港府在外國媒體刊登的文章和廣告中可見一斑——「未來」、「機會」、「國際」這些關鍵字在近兩年的宣傳文章中頻繁出現，也不乏提及初創機會、金融優勢等字眼。港府亦從香港的地理優勢入手，強調香港作為國際連通中國的橋樑，能以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成熟的技術保障營商環境，是開拓大陸及亞洲市場的理想跳板。

不過，國際人才會考慮香港嗎？根據人力資源顧問機構ECA International於2023年2月8日發佈的「外派僱員宜居城市排行」，2022年香港排名為全球92位，相較2017年下跌了63位。ECA分析指，香港在過去一年採用嚴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不但與早早放寬社交距離限制的新加坡截然不同，更與亞洲以至全球城市形成強烈對比，加上社會政治環境的評級轉差，導致香港掉隊。

外界近年多關心香港的法治受損程度，而港府的文宣談及法律制度時，多把宣傳重心放在國際調解中心和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上。在外國媒體刊登的文章和廣告中，一概沒有提及「國家安全法」，更沒有提到「愛國者治港」。相反在大陸媒體就有數篇提及國安法，並強調「愛國者治港」、「由亂到治」、「重回正軌」等內容。

2020年，政府委託顧問做的研究指，「社會動盪」 嚴重損害外界對香港保安、安全、法治、司法獨立和自由的觀感，而國安法加劇了這損害。最終，該調查建議宣傳香港的定位須與「政治及安全」問題跟本地切割。另外，4項香港定位的元素，包括香港的國際特性及創新的能力、香港作為通往大陸及東南亞的入口，聚集經濟及生活方式，以及香港作為令人興奮而有吸引力的居住地則值得強調。觀乎港府在外媒的刊文和贊助內容，似乎很大程度接納了顧問報告的建議。

說好香港故事中的「搶人才、企業」和「政治遊說」

在香港，「說好香港故事」的工作除了落在「政府新聞處」外，還和隸屬於「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投資推廣署和駐外經貿辦事處，以及隸屬於「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駐大陸和台灣辦事處密切相關。另外，法定機構香港貿易發展局和香港旅遊發展局亦參與其中。這些部門和機構「說好香港故事」的主旨、受眾和方式各有側重，其主要目標是招商引資攬才，促進經貿關係，推廣香港為旅遊勝地，但部份機構有時也涉及政治宣傳和遊說。

根據最新的財政預算案，兩個「走出去」的政府部門——香港政府駐大陸的辦事處和海外經貿辦預算近9.5億港元，創十年來新高，顯示港府決意對外和對內說好香港故事。

目前，港府駐京、粵、上海、成都及武漢共5個辦事處，年預算3.5億，人手編制涵蓋81名香港公務員和152名當地聘請人員，不但支援港人在大陸的發展，亦重點推廣香港的優勢，尤其是「十四五」規劃下香港「八大中心」和「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定位。經歷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中港關係受到衝擊，香港在大陸的形象受損，近年港府駐大陸辦事處每年舉行數百場公共關係節目或文化活動推廣香港優勢，將從2020年的432場提升到今年預定的620場。

立法會相關文件亦指出，特區政府各大陸辦事處積極透過各網絡媒體及社交平台，如微信、抖音、新浪微博、快手、小紅書、南方+、BiliBili等，向大陸推廣香港的優勢。就微信公眾號而言，各大陸辦事處的總訂閱人數已超過23萬，這些公眾號平均每天均會發放1至2篇帖文。

不過，在努力「內交」之際，港府駐台灣的經濟貿易和文化辦事處在2021年關閉後未有重開。當時，港府曾批台灣「近年多次粗暴干預香港事務，對港台關係造成無可彌補的傷害」。

在「說好香港故事」的主調下，現時港府的一個明確目標是2022年施政報告中張揚的「搶人才，搶企業」。自去年底開始，各駐大陸辦事處設立「招商引才專組」，主動遊說大陸目標企業和人才來港發展。現屆政府注重量化的績效指標，2024年駐大陸辦事處推廣香港的優勢及機遇的次數（如造訪大陸機構、出席活動、接受傳媒訪問，參加商貿會議）就要較2022年增加15%。

海外經貿辦的預算開支同樣呈反覆上升的趨勢。在2023/24年度，海外經貿辦的開支近6億，創十年新高。海外經貿辦是港府特別的部門，根據《基本法》，中央管理香港的「外交事務」，但香港亦有相當自主的「對外事務」權。經貿辦的設立正是港府「對外事務」權的體現。

目前，經貿辦在海外共有14個辦事處，人手編制預計有213個職位，包括60個香港派駐人員職位及153個當地聘請人員職位，其辦事處覆蓋亞太區（5個）、歐洲（4個）、中東（1個）和北美（4個）。當中，港府先後在2019年和2021年在曼谷和杜拜設經貿辦，拓展和東盟、中東地區的經貿關係。

作為港府的官方代表，海外經貿辦的重心是在經貿層面「說好香港故事」，促進香港和不同國家的經貿利益，另一方面也和駐大陸辦事處一樣「搶人才，搶企業」，相關官員稱此舉「改變積極不干預經濟政策」。作為海外的喉舌，經貿辦近年亦密切留意外國政客和傳媒的言論，並在台前幕後反擊當地對港的負面言論。以2021年立法會選舉改制為例，當《星期日泰晤士報》刊登社論，批立法會選舉將是一場騙局，而唯一可能帶來「民主勝利就是選民杯葛選舉」，駐倫敦經貿辦處長羅莘桉旋即去社信斥評論失實。

比起駐大陸辦事處，近年海外經貿辦「說好香港故事」的挑戰更加直接、公開且尖銳。在經貿層面，2018年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由，對進口鋼鐵及鋁材分別徵收25%及10%的全球性關稅，措施涵蓋香港。2020年，美國要求所有由香港出口往美國的產品的來源地標記不能再標示為「香港」，而必須標示為「中國」。

在政治層面，歐美政界已日益關注經貿辦的角色，今年初美國國會議員提法案，要求撤銷香港駐華府、紐約與舊金山三處香港經貿辦的外交豁免權，他們指中國共產黨嚴重干預「一國兩制」，經貿辦已成為中國的「外交前哨」。在歐洲，2022年歐洲議會在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和其他「612基金」信託人被捕後，亦通過決議呼籲審查香港駐布魯塞爾經貿辦的地位，全球各地香港經貿辦隨即轉發港府聲明，譴責該項決議。

在海外，香港經貿辦常常和香港貿發局合作「說好香港故事」。貿發局雖不在港府的公務員編制，但接受政府資助，因此在美國被認為從事促進外國在美國的影響力活動，需要根據《外國代理人登記法》註冊。香港貿發局主要從事的是海外的貿易工作，但也涉及宣傳香港和政治遊說的工作。

根據美國司法部的最近五年的報告，2017-2021年貿發局在美國的總開支達3.3億元，當中每年都花逾1000萬港元購買「遊說、公關、法律」等服務，不少更涉及政治遊說和諮詢公司。在2020年的一份和政治遊說公司的協議中，可見香港貿發局尋求後者提供「建議、支持和協助，以識別在美國國會和行政部門中可能對影響香港利益的政策產生影響的關鍵遊說目標」。

Hong Kong Free Press根據美國司法部文件報導，在2014年至2019年期間，香港貿易發展局人員與美國議員等進行了數百次電話和會議，其中至少有六次面對面會議專門討論《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在該法案草案投票前一週，在貿發局委託的遊說公司安排下，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專員更與其中一位國會議員會晤。

修辭立其厲：港府如何回應外國批評聲音？

香港經歷2019年反修例運動、2020年國安法後，在大國角力的漩渦中，其政治環境的變化飽受國際社會和輿論關注。歐美國家頻繁出台香港民主、人權相關的報告和議案，港府也採取十分主動和高調的回應方式。

端傳媒爬梳2019年6月至今，刊載於政府新聞網新聞公報欄目的105篇文章，涉及港府對外國政府或國際機構因應香港局勢的評論、行動所作出的回應。其中，2019年下半年共發佈8篇文章，國安法落地的2020年共有28篇，2021年發佈最多、有34篇，2022年則有24篇，2023年截止6月23日已有11篇。

其中，61篇涉及（註：針對或包括，下同）美國的回應，比例最高。涉及英國和歐盟的回應分別有17和16篇。此外，也有針對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澳洲外長和國際NGO等的回應。

對於針對香港形勢的報告或法案，例如英國政府發佈的《香港半年報告》、美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等，港府往往會即時作出反駁和譴責聲明。在其他國家發佈的報告中提及香港的部分，例如美國政府發佈的《2021年全球宗教自由報告》、各年度涉及各國的《人權報告》或是歐洲議會上涉及香港的議案，港府亦刊出40篇文章回應。就外國政要的發言、國際會議或在國安法推出後的商業警告，政府亦積極且主動地以約44篇文章反駁。

國安法強勢落地後，港府頻繁強調香港已「由亂轉治、由治及興」。根據保安局數據，截止2023年4月13日，有250人因國安法拘捕、150人被檢控，完結的案件中71人全數被定罪。外國政府就國安法相關案件的評論，包括黎智英案、唐英傑案、47人案、光城者案等，港府發出9則反駁和譴責。就外國因應香港社會政治環境做出的舉措，包括制裁中港官員、修改港人居留權和簽證條件等，港府亦有14篇回應。

那麼，這上百篇的回應中，港府捍衛香港政治環境的態度為何？根據統計可以看到，無論是標題抑或行文風格，政府態度比以前更為強烈和激進，頻繁使用「強烈反對」、「所謂」、「抹黑」、「詆毀」、「肆意」、「罔顧」、「卑劣」等詞彙。

香港故事的另一面

對香港政府來說，說好香港故事的意思是「說好的香港故事」，而不是「把香港故事說好」。在這種框架下，很多真實發生的香港故事被掩埋。

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自2002年開始發佈《世界新聞自由指數》，當年香港排名第18位，在亞洲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一，新聞自由得分甚至高於英國。然而，2019年後連續4年，香港新聞自由指數整體下跌。2023年排名僅為全球180個國家和地區中第140位，44.86的得分未至及格線，被歸類為新聞自由「狀況艱難」。其中，立法指標（Legislative Indicator）得分最低，僅有38.32分。報告還提到，在2020年國安法通過後，曾經是新聞自由堡壘的香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折，「顛覆國家政權」、「勾結外國勢力」等成爲當局打壓異見者、壓制獨立聲音的藉口，煽動罪也被用於針對新聞工作者。

國際獨立專業組織世界正義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每年對全球不同國家及地區進行法治指數評估，維度包括「對政府權力的制約」、「廉潔」、「社會秩序和安全」、「基本權利」、「政務公開」、「法律執行力」、「民事司法」以及「刑事司法」。香港法治指數由2019年的16位下滑至2023年22位，創下新低。其中，香港在「對政府權力的制約」的排名跌至第38位，在43個高收入國家和管轄地區中倒數第五。

在後國安法時代，根據香港民主委員會（HKDC）數據庫顯示，截至2023年6月17日，有上萬人因政治原因被捕，近三千人被起訴，總刑期逾772年。值得留意的是，對於防範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官方近年亦開始頻繁採用非國安法的罪行進行拘捕，其中最常見的是煽動罪。另外，據香港勞權監察組織2022年6月發佈的報告，國安法生效後，至少有68個組織或公民團體宣佈解散或停運，覆蓋媒體機構、勞工組織、政治團體、專業團體等。

在香港政治氣候劇變中，大量香港人通過海外投資、BNO（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救生艇」計劃等方式移民離開香港。儘管官方至今未有明確表達香港出現移民潮，但不少數據可見一斑，例如整體人口減少、稅務局發出報稅表的數量減少、MPF領取數據等。勞動力人口亦呈現下降趨勢。據香港統計處數據顯示，香港的15-39歲勞動力人口數量，2023年對比五年前減少約24萬。《2022年施政報告》則指出，過去兩年本地勞動人口流失14萬。另外，移民潮亦帶走專業人才，據政府統計處數據，法律、會計等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的就業人數，在2022年第四季度對比2019年同期下降50%。

從說好中國故事到說好香港故事

當李家超在2022年提出說好香港故事，他顯然知道類似的詞組同樣為中國領導人所用，習近平在2013年便提出「說好中國故事」。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一國兩制」下地方特區與中央政權的殊途同歸。然而，作為黨國體制包含在外的地方行政區，香港在其外宣體制、統籌單位和論述內涵仍和黨國截然不同：說好中國故事和說好香港故事之差異，恰恰界定著中國和香港、中央和地方之間的政治差異。

在中國，外宣工作橫跨幾大系統，其樞紐是意識形態系統的大腦——中共中央宣傳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該系統有「筆桿子」之稱，負責主管甚至運營中國的外文媒體，將中國情勢和政策包裝給世界，並與外國媒體接觸合作。另外，中共的外事系統和統戰系統也深度參與，前者負責外交輿論戰，後者則涉及促進各界人士關係，將中國故事說給特定的受眾。

與此相對，主力說好香港故事的新聞處既不涉及嚴格的統一意識形態工作，也無權管理和運營龐大的媒體機器，其定位更像是一間企業的市場推廣和公關部門，無論能運用的權力和調動的資源都無法和中宣部相提並論。而作為高度自治的地方特區，香港雖然沒有自己的「外交部」參與外宣，但有其他大陸省市無法企及的海外「經貿辦」網路，這些辦事處當然涉及實際的貿易協議工作，但也是港府另一種「市場推廣和公關」部門。

比較中港之間的智囊組成，知識份子和學者的（不）參與是一個重要的區別。中國擁有龐大的學術機構和文人學者，他們出謀獻策，生產黨國需要的論述，有些人更是中國故事的幕後國師。相比之下，港府說好故事的智囊主體是商界人士和專業人士，本地學術界和知識份子近乎缺席。

在故事的內容上，中國故事的意涵顯然更加宏大和深遠。當習近平提出「說好中國故事」的時候，其背景是「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官方認為中國雖然經濟和綜合國力取得成就，但無法在輿論範疇取得相匹配的影響力，更在西方主導的話語權和輿論場挨罵。在這種背景下，官方逐漸推出的中國故事是「中國方案」、「四個自信」和「人類命運共同體」。至於香港故事的格局則小得多，雖然同樣是回應西方話語，但方向更多是宣傳香港優勢作招商引資，只是一種市場推廣和公關的框架，而不是建構宏大且異於西方的政治論述。說到底，中央政權下的地方政府——香港沒有政治權力生產自己的政治論述。

無論如何，說好中國故事和香港故事皆是巨大的形象工程。過去十年，中國投入大量資源改善中國的對外形象，惟其結果是因地而異，在歐美地區更是形象下降。當香港也投入外宣工作，香港的對外形象又會有怎樣的變化呢？

（樂林對本文亦有貢獻。）

附：
「推廣香港新優勢專責小組」非官守成員名單22人

外國商會：
翁以登（香港美國商會總裁）
Frederik Gollob（香港歐洲商務協會前主席，奔馳香港有限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Johannes Hack（香港德國商會主席、德國中央合作銀行董事總經理）
Peter Burnett（前香港英商會主席、渣打銀行香港董事總經理）

金融和投資界：
廖宜建（香港上海滙豐銀行亞太區聯席行政總裁）
盧彩雲（瑞銀財富管理亞太區聯席主管兼瑞銀香港區主管及行政總裁）
Samir Assaf（中東滙豐銀行董事長，私募基金General Atlantic中東與北非業務的董事長）
諸立力（第一東方投資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其他本地大企業和商業機構高層：
陳啟宗（恒隆地產董事長）
鄭志剛（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執行副主席兼行政總裁，K11集團創辦人）
郭志樑（永安國際集團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
林建岳博士（麗新集團主席，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
阮蘇少湄（香港總商會主席，中華電力董事會主席）
盛智文（蘭桂坊集團主席）
查毅超（香港科技園公司主席，香港工業總會主席，香港貿易發展局理事會成員）
梁志天（梁志天設計集團有限公司創始人兼執行董事）

傳媒、文化界和學界：
陳繁昌（現任沙特阿拉伯阿卜杜拉國王科技大學校長，前任香港科技大學校長）
張婉婷（香港電影導演、編劇）
黎瑞剛（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無綫）非執行董事 / 大股東）
譚衛兒（《南華早報》總編輯）
譚允芝（大律師及國際仲裁員，德輔大律師事務所主席，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特委法官）
李世默（復旦大學國際關係及公共事務學院政治學博士，政治學者，觀察者網創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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